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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口述自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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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的饭铺,我们集齐了,都说不幸中的万幸,保住命比什么都要紧。我们又搭伴儿往回走。快到唐山,到了矿区地盘,那个赶车的提出让我大哥包赔他的一辆大车和一匹骡子。我大哥说,你的车和牲口损失了,我的货物和本钱也丢了,我并不比你强。再说,雇你的车是顺路拉脚,不给我拉货,你照样也得遭事。另说赔不赔,有难处,咱们可以分担。这话够仗义的了,那车把式不听,又哭又闹,揪住我大哥的衣裳领子要打架。我大哥不跟他打,他就自己往墙上撞脑袋,撞个大口子,直流血,回头就诬赖我大哥打了他,拉我大哥进警察局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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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8)
母亲听到这儿,急得不行,拉着我就要去找保人,把父亲保出来。谁知当天夜里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母亲事情的经过:一个挺精明的警官问谁是原告?那车把式赶紧抢着诉说冤枉。警官听了之后,忽然嘿嘿一笑,对他说,车把式,你的确很冤枉。不过,你应该跟日本人去要车和骡子,不应该跟这位雇主要车和骡子。车把式一听这话慌了神,说起诬告之辞:当时我是想追究着不放车的,可是他硬是不让,还打了我,您看,您看。他把脑袋往前伸,让警官看他脑门儿在墙上自己撞的伤。
警官问父亲,对这些你有什么话说呢?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做了?
父亲回答:我不让他追着日本人要车,赶快找个机会逃路,这是真的。因为我估计,跟日本人到炮楼里,不用说车和牲口要不回来,恐怕连性命也得搭上。至于说打他,不是真的。我们都挨了几下子,是日本人打的。由于我不顺从,比他挨打多,也打得重……
车把式抢话说:反正,我脑袋上的伤是你给打的!
警官又冷笑一声对他说:我明白你演的是哪出戏啦。你明明是脑门子痒痒,自己往墙上撞,为什么要诬赖别人打的呢?既然是打的,回答我,他拿什么凶器打的?是铁的,还是木头的?
车把式这一下傻了眼,料定官司输到底了,忽然跪到父亲跟前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苦苦地乞求:先生,先生,您有钱,您是好人,您得救救我。我除了这辆车之外,就是五个挨肩大的孩子,还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妈。这回车一没,挣不到拉脚的钱,我们一家老小没法儿活下去呀!救救我的命吧!
父亲被他哭诉哀求得心软了,对警官说,我情愿包赔他全部损失,一辆半旧的大车,一头骡子。只是,眼下我拿不出,得给我一个月的期限。我可以当场给他立个字据……
8
和车把式的官司未了,父亲在家过了几天无所事事的日子,便又出门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这一走,竟然又是好几天没回家来。不要说母亲,就连我这小孩子,都感到有些异样。
母亲那焦躁不安的情绪,与日俱增,越来越不加掩饰。她一趟一趟地往外跑,到近处去就带上我和姐姐,到远处去则独来独往,常常把我饿得饥肠辘辘她才返回家来。她把住在赵各庄镇上的,以及住在北边水峪村和东边无水庄的老乡亲和朋友家,都找遍,也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
紧张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我们家。
终于父亲带着异样的神情回来了。
进门之后,没说话,就走到躺在炕梢儿上的母亲的跟前,把一只胳膊朝母亲身边一伸,又一低,只见一根用纸包卷成棍儿似的东西,从褂子袖口里溜了出来,“咣”一声,掉在炕上。他又向母亲伸出另一只胳膊,同样的“咣”一声响,同样的从袖口溜出一根棍儿,只是那包皮的纸破散开,“哗啦”一下,撒出一摊亮闪闪的“银大头”。
我看见过这样多的钱,那是为了从“绑票的”土匪手里赎回父亲,出卖祖传的土地房屋、写文契画十字儿的时候,换到手里的。那么,这次的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父亲笑眯眯地对母亲说:手气不错,我赢了!先归还那个车把式的车和骡子钱,剩下的,撒开花,该买什么就买什么。
母亲不看钱,质问父亲:你就靠做这号事情活着吗?
父亲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回答:我已经把话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往后哇,怎么活着痛快,就怎么干!
母亲坐起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正经人干的正经营生吗?
父亲也不甘下风地愤愤反问,啥是正经营生,你给我说说!下窑、种地、做买卖,全都是你说的正经营生吧?请问,对哪一行,我没有兢兢业业、辛辛苦苦、规规矩矩地干呢?结果怎么样?干哪一行都难干下去,还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小命,一回回死里逃生。这个,你总知道吧?你还想逼我吃一辈子糊涂药、干一辈子糊涂事儿吗?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9)
不幸家庭里的孩子,神经受的磨炼多,一般都异乎寻常地敏感,尤其是对父母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哪怕极不显眼的一分一毫,也能够及时地觉察出来。尽管不太理解,不明白究竟,甚至没有能力言传表述,但他们心里总觉得清清楚楚,同时被影响和被左右着情绪。
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被大人称为“懂事儿”过早的孩子,起码我比别的同龄小伙伴们了解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削弱,反倒加强,以至于“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都可以不顾,得要面子!
母亲对父亲的本事,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认为父亲如若有志气、走正道儿,肯定是一块好材料。靠官派,能当高官;学买卖,能发财;即使还像以前那样,下窑挖煤出力,也能够积攒下钱,置买些家产,挺着胸膛回到老家去,过上不愁吃穿的体面日子……类似这样一些掺和着哀叹和抱怨的话,经常跟来串门儿的亲友们说,也断不了跟并不十分熟悉、没有什么交情的左右邻居说,甚至常常忍不住地跟幼小的我和姐姐唠叨几句。
父亲恰恰跟母亲拧着劲儿,既不想吃官饭,也不愿意再搞买卖,更厌恶重操当窑花子的旧业,甚至一跟他提及“置买几亩地”这样的话题,他都皱眉头发烦。他哪里有一点点回老家当个土财主的兴致呢?他说,人世上所有的美梦我都做过,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醒过梦来,看透了,再不做什么梦,再不跟自己过不去,再不折磨自己!于是他咬定一个字儿不撒嘴,就是“混”。他混得遂心,很自在。一天到晚出入于“宝局”(赌场)和酒楼之间,以及他从不带我去、不让我知道的地方。每逢回到家里,兜里不是装着钱,就是手上提着好吃的东西。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再不见煤黑和汗水,也少有愁容和焦虑的神色。母亲一抱怨,他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我让你们缺吃的,还是让你们缺穿的了?这不是混得很不错嘛!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母亲和父亲话谈不到一块儿,事儿也做不到一块儿,这成了我们这个家庭变化的明显特征。对这些,我和姐姐全然体会到了。对此我倒没有什么担心,只是每每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
母亲在她生活追求的道路上碰了钉子,开始对父亲不满,开始对父亲冷淡,以至于对父亲完全失去信心。他们一见面,十有八回要抬杠、顶嘴、吵架,偶尔出现一些和睦协调的气氛,不仅时间短促,也是极为勉强的。母亲总是怀念父亲的过去,觉得别人家的男人个个都比父亲强。或者,总用合乎她理想而又被她尊敬的人的标准,来衡量父亲,这就越发增加了对父亲的不满。为此她自己也很痛苦,出于报复,或出于宣泄,时时寻隙找茬儿把这痛苦分加给父亲。
9
不知是不是因为对父亲的失望,母亲一下子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身上。她把我们送进了小学校,就是我一生之中进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正式校门口的教育馆。它似乎是由几个民众性的团体,或者福利性的组织操办起来的。
这样一个简陋的场所,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美好记忆。随着日月的流逝,保存着的一点印象也渐渐淡薄,乃至忘怀。不料,到了四十多年以后,也就是我五十多岁生日的前几天,忽然对它萌发起好感和强烈的怀念,我做了一次专程的“旧地重游”。可惜,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五十华里远的赵各庄镇,房屋倒塌大半,教育馆小学旧址也未能幸免。如今校门临街处,已经变成带点临时性的蔬菜门市部,残破的院子里堆积着货物。唯有我当年听课的那个教室的房基上,还遗留着一点点墙壁和铺灰地面的痕迹。我可能得算“胆子小、性格怯懦”的那一类孩子。我自尊心强,又“娇嫩”,所以在跟小朋友相处时,虽然也常跟他们闹矛盾,耍脾气,可是从来不敢打架。跟谁揪扯滚打在一起的事儿,长这么大,压根儿没有尝试过。我也骂过人,在被对方欺负苦了或气极了的时候骂,骂一两句,解解恨就拉倒,不会纠缠不休。如果骂到厉害凶恶的对手身上,见人家龇牙瞪眼、杀气腾腾地冲将上来,我绝不敢迎战。或者躲开,或者逃跑,回到家里,到了没人的地方,本来已经安全了,再委屈地抹眼泪。一两个伙伴在一块儿,我是很会玩耍、很会淘气的。只要人一多,里边再有些愣头愣脑的家伙,我就不敢再往那群里掺和。我怕他们打起架来碰着我,我特别害怕看到他们互相打破了哪儿往外流血。平时,身边的同学不小心用铅笔刀刺破了手指头,我也会被吓得心脏紧缩,用手捂住眼睛不敢看。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0)
可惜,开滦五矿这块外国人当主人、中国人当奴隶的地盘上,打架斗殴的事儿,如同乡村里鸡狗相斗一般的平常,几乎时刻不断。尤其是中国的穷人们互相残杀的“打群架”,更是此处的“地方特产”。济南府的一群人跟保定府的一群人打;河南的一群人跟山西的一群人打。今儿个这场恶战,你把我打得落花流水;明儿个我设法反过手来,得叫你那伙里的人丢盔卸甲,死上几口子。小帮小拨的在街头巷尾打,大帮大拨的在镇子南边的大洋槐树林子当中的空地方打。听说,最“抱团”的是山东人,打起架来凶狠,有劲头,不惜性命。听说,他们常常把活捉的仇家,用木头橛子硬给活活地橛在地上!
每逢遇到这类事情发生,镇子上的气氛就骤然大变。不相干的工人和平民们,都争先恐后地奔去看热闹。那种狂热劲儿,很像当今的城市人想看一场有中国选手参加的国际球赛一般。小孩子们更如同过节一样的高兴,不上学了,背着书包就奔到厮杀的场地,从人缝里挤进去观赏。
在这样的时候,母亲一定要把我和姐姐关在屋子里,门也不让出。或者亲自把我们送到学校,嘱咐老师别放我们走。实际上,母亲就是鼓励我去参观,我也没有胆子走一趟。小伙伴们看了热闹回来,听他们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转述,我还忍不住地打寒战!
10
南院有几间房子好像变成客店一样,三天两头更换住户,我几乎没办法跟他们熟悉起来。但我知道,那儿常有从天津卫和唐山来的戏班子的人家。
戏班子的人,对我来说如同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人物。常见他们白天闭门大睡,晚间热热闹闹、欢蹦乱跳,男男女女都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走路迈步都显得怪模怪样儿的。而且,他们老是搬来搬去,用大车拉着各种箱笼,大小盒子、匣子,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还有些长短不齐、一端罩着布袋儿的棍棒。他们到底儿过着怎样的一种日子呢?
很快,我和同班的小胖墩儿要好起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都是戏班子的。他答应带我和姐姐去看戏。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第一次走进了戏园子。
几个穿着各色大褂、短衣的人,不声不响地从绣花门帘缝钻出来,溜到前台。他们有的提着胡琴,有的抱着锣钹,有的端着小鼓,有的拎着凳子。他们围着那个打小鼓的人,坐在戏台右边的角落。他们坐定之后,低声说着话儿。过一会儿,那个打小鼓的坐正身子、直起腰杆儿,随之提锣的人也站了起来,拿钹的把钹上的红绸穗子往手指上缠绕几下。突然间,那个敲小鼓的把小鼓敲得如同炒豆子爆锅那样响了几声,其他人各自抄起手里的家伙,拼命地敲打,锣鼓声骤然而起,响声越来越大,真是震耳欲聋。
小胖墩把嘴巴伸到我耳朵旁边大声告诉我,这是“打通儿”。打过三遍之后,戏就开台了。
我的心,立刻就不知不觉地随着“打通儿”的锣鼓声音兴奋起来。这是激动的紧张,是喜悦的惊慌,是预感到即将出现的更新奇东西的一种从未有过的热切期待。我浑身不由自主地在抽搐、在战栗。
有好几次,我一下子忘掉了自己的置身所在,不是在耳畔,而似乎在心里只有动听的声响,不是在眼前,而仿佛在脑海有优美的身姿。我好像并非坐在木板戏楼的栏杆间,而恍惚登临五彩祥云上,飘飘欲仙了!
我看到一个英姿勃勃的小伙儿,威风凛凛地出场。他头戴缀着许多颤颤抖抖红绒球和白绒球的帽子,身穿绣花袍子,红绸子肥大的裤子扎着腿儿,脚上是一双黑色的薄底高腰靴子。他一手提着花袍子的大襟儿,一手举着亮光闪闪的大刀片儿,在满台上飞跑。然后他脱掉花袍子,把刀片儿插在背后的束腰带子上,从戏台一角起步,一纵身就跃上天、落下地,如同摇纺车一般,“嗖嗖”地折几个跟斗。
小胖墩告诉我这个白脸少年是他的哥哥,叫小百岁,练功卖力气,演戏挺认真。每天上午,所有唱戏的人都还睡大觉的时候,他便早早地起来,在那不大的院里踢腿、劈叉、耍拳。有时候,他两手摁地,两脚往后翻起,蹬在墙壁上,脑瓜子朝下,倒立着,一立就是好长时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1)
小胖墩说,哥哥恨不得一天就能唱得红起来,成了名角,多挣钱,好到东北去看他的亲爸爸和亲弟弟妹妹。
然而,就在后来,我们亲眼看见台上刚落地的小百岁没有站稳,一个趔趄冲向台口,撞断了栏杆,跌到戏台下边去了!
小胖墩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声……
11
我心情沉重地从戏园子回到家,看见二舅和母亲正谈论着父亲。他本是母亲的大弟弟,因为跟老家大徐庄苏家“一爷之孙”的弟兄们依齿排行,他属于老二,所以我们都叫他二舅。他跟一个从北京城边农村逃难来的麻脸女人结成“半路夫妻”,先住在水峪,此时又搬进镇子里,在教堂西北边一条斜街租了一间阴暗的小屋住下。母亲从前对他极好,以后偏向她的小弟弟,即住在蓟县乡下的我老舅。二舅对母亲也不像以往那么亲热了。二舅没念过书,不爱说笑,为人厚道诚恳,尤其“心里秀”。他既会抓起破胡琴拉出几支小曲儿、落子段子和皮影调儿,还因自学识几个字儿,能看书。每天从窑下上来,从不乱串,总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看。以后我知道了那本书名叫《红楼梦》。别的识几个字的工人都说那书不热闹,不来劲儿,看不下去,二舅却看得津津有味儿。我上学那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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