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口述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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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但是，我依然时时怀念着黄澄澄的土地、黄澄澄的房屋、黄澄澄的田间小路，以及被风吹卷起的黄澄澄的烟尘！楼房里的沙发床再绵软，在我睡下的时候，总认为不如热炕头儿安稳；冷食店的大雪糕再凉爽再甘甜，我吃着的时候，总觉得不如在干渴时喝一瓢子“井拔凉水”解渴，从嗓子眼儿往下走得畅快……
　　总之，幼时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农村，渐渐养成终生不移的深爱，都是从喜欢黄澄澄的泥土开始的。
　　我和父亲下地去。父亲把犁和牛停在地头上，他从粗线口袋里往柳条斗子里倒一些麦粒儿，将柳条斗子挎在左边的胳膊肘上，用右手一把一把地抓出麦粒儿，往大黄牛刚刚耠开的土沟里播种。他偏斜着身子，甩动着手臂，踩鼓点扭秧歌一般迈着步子。麦粒儿被扬撒出去，宛如舞动着一条金黄色的绸带子，飘呀飘的……
　　这潇洒优美的劳动姿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忽然间意识到，父亲特别英俊，特别威武，特别神奇！比之画着打仗的小人书中的英雄和画着天府神仙的年画，不知要美妙多少倍！可惜，光靠文字是难以表述的。在我成年之后，常因什么事物诱引，而十分真切地回忆起此情此景，不免有些惋惜地想，少年时期曾萌起学画的那个愿望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此时的我，一定能够凭着保留在脑海里的印象，把父亲撒种时的情景和神态，生动逼真地描绘出来。我敢肯定，那定是一幅能跟画家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媲美的好画。因为它是人类真正的美——人与大自然结合、融化的美。劳动创造的美，是我那纯真的童心中最为切实的印象和反映！可惜我不是画家，那大自然的情景、人的姿态构成的画面和韵味儿，只能永生地保留在我的脑海里，到最后将随我的消失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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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5）
母亲和大妈这妯娌俩的关系很不融洽。她俩虽然没有大吵大闹过，但明显地互不相让、彼此蔑视，在一块儿抬杠、顶嘴儿是常有的事儿。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这俩娘儿们幸亏分家单过，要是一锅抡马勺，一天得打八场，房顶得吵塌！
　　大妈在母亲面前是“长嫂”，是使上了四房媳妇的婆婆，是梁家门里的有功之臣。而母亲不仅是“小婶”，而且是晚到的“填房”，尤其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活，只占住姐姐和我这两个挨着肩的“小不点儿”，而我这个儿子，还命硬，说不定哪一天被王母娘娘一抻“绳索”就得给拉回九重天上去。这些当然让母亲比大妈矮一头！还有一笔老账：大妈的娘家是富有的，嫁进我们梁家门的那时辰，明媒正娶，坐着花轿。花轿前边有吹吹打打的鼓乐队伍，有八抬嫁妆的行列。那上等瓷的花瓶、坛罐和亮堂堂的帽镜，以及成对儿的油漆箱子，尽管已经褪色、裂口和陈旧了，但至今还摆设在屋子里。这一切，对当时乡村小门小户的女人来说，该有多显眼、多神气、多能在人面前挺腰杆儿。母亲的情形则全然不同，她没有坐花轿，没有吹打乐队，是大伯赶着车，把母亲从她落脚的人家接到我们单家庄的。不要说可以炫耀的嫁妆，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父亲死去的前妻所遗留下的旧东西。更重要的欠缺还有，母亲不仅是个名副其实的“填房”，而且，不管怎么说，北山边（可惜母亲从来没对我说过那个村名）与之订了亲的那个男人，虽是傻子，也是男人，所以母亲就得算“二婚”。这样的身份，应当是价钱极贱的，应当是自卑自薄的。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在“长嫂”面前，应当是低三下四的。而母亲偏偏不这样，她争强好胜，不甘下风，更不认为自己卑贱，甚至在父亲面前都想拿拿尖儿，实际上已经拿了尖儿。在平时，父亲不正是处处事事都委曲求全地由着母亲的想法做吗？大妈本来是喜欢自己的小叔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的。她常常当着我们的面夸父亲怎么聪明，怎么能干，怎么热心肠，怎么有人缘儿。甚至说，父亲在三里五村都是找不到对儿的漂亮男子，说她的小儿子、我的四哥，长得就像父亲。说父亲独承一份儿家产，不算是富户，也算个肥溜溜的庄稼主儿。因此，父亲死了前妻以后，要想续个黄花少女，也并不难。而且大妈就曾亲自给我父亲挑选过几个，都没有中我父亲的意。对这点儿，大妈一直引为憾事。大妈说，我父亲就是为了追时兴，才看上了我母亲那双赛过小船的大脚。同时让我母亲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给绕得迷糊了，才成了亲。幸而不管怎么说，父亲和母亲在那段日子里非常和谐。但谁也不知道有更多的不幸在等待着我们。
　　　　5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更不知是什么样的响动，把我从酣睡中惊醒，我感到自己不是躺在被窝里，而是坐在母亲的腿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被紧紧地搂着，特别不自在。
　　耳边厢陌生又很凶很怪的吼叫，把我的睡意赶跑了。“敢动，全弄死你们！”我用力睁开眼，只见屋子里黑糊糊的，点着小油灯。在昏暗的灯光里，我看到我们面前站立着一个个子很高的人。
　　这个人真好笑，头顶和脸上套着一个黑布袋子。布袋子上挖开三个窟窿，露出两只眼睛和嘴巴。眼珠儿映着灯光，好似两个转动着的玻璃球儿，特别的逗人！
　　我没有笑出声来，因为立刻又发现，那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把雪亮的杀猪刀子，刀尖直冲着母亲和我的身子。
　　他吼叫一声“不许动”，还把刀尖儿用力地摇动了几下。
　　我被吓得飞了魂儿，“哇”的一声哭了。
　　那人显然是装着侉声说话：小崽子，住嘴！
　　我在赵各庄煤矿的时候，可以说一天到晚不断地跟操着这种腔调的人打交道。真正的“侉子”根本就不是这个味儿，只有小孩子间逗着玩儿，学对方的腔调说话，才是这样怪声怪调儿的。
　　母亲把我连眼带脸地一齐摁在她那怦怦乱跳的胸膛上，同时强装镇静地低声哄我：好孩子，妈在这儿，别怕，别怕。同时，用哀求的声音说：放了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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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6）
头套黑布袋的人伸出手里攥着的刀子，在我们眼前摇晃几下，一字一字地宣布说：准备好二百块大洋，明儿个三星正中半夜里，送到芮家坟东北的废砖瓦窑去。咱们公道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听见没有？
　　母亲大声质问：你让我到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呀？
　　头套黑布袋的人不耐烦地回答：要钱，还是要人，你瞧着办。告诉你，要是过了定准的时间舍不得掏钱的话，就拉上棺材到那儿去收尸吧！
　　母亲一面眼睛睁得大大的听着，一面把牙齿咬得“吱吱”作响，没有再吭声。
　　第二天晚上，凑到我们家的不只是大伯和二哥，还有几位来往的亲戚和乡邻。他们没有力量资助金钱，也不敢挺身冒险，代母亲去赎父亲，倒是能够同情，肯给我们一点十分适度的关心和照顾。这在当时，对我母亲来说，也是极为可贵的了。因此，她表现出很高兴很大方的样子，特意打发二哥从小铺买来几包纸烟请大伙儿抽，沏茶水给大伙儿喝。交谈的时候，大伙儿故意不提正题，而是东拉西扯地磨蹭时间，好像闲着没事儿很平静、很轻松的样儿。直到母亲到门外看看天上的星斗，转回来说“该动身了”，屋子里的气氛才骤然间紧张起来。每个人都停止住声音，停止住动作，两眼发直地盯着母亲。
　　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母亲动身后，我便睡着了。睁开眼，一眼就看到了父亲。
　　父亲，一天一夜之间好像消瘦了许多的父亲，紧贴着炕沿站立，朝我伸着手，轻声问，醒了？想我没有？
　　我一下子扑到他怀里。
　　很快要过年了，我和姐姐天天盼着。可是，唉，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家过了一个最冷清、最没意思的新年！
　　父亲不点花，不放爆竹；母亲不蒸糕，不做豆馅饽；我和姐姐两个人跟父母一样，都没有更换新衣裳，还是穿着破旧的棉裤棉袄。家里甚至不打扫打扫房子，不重糊白窗户纸，不张贴红对联……总之，能表示跟过去一年告别的仪式极其简略。只是父亲买了一张灶王像，挂在被烟火热气熏黑了的土墙壁上。母亲用鸡毛掸子给纸扎的神龛清清尘土，摆上一盘点心，点着三炷香，插在陶制的香炉里。三十儿晚上吃了一顿饺子，当然也守岁了，但是坐的时间很短。我跟姐姐抓牌玩儿，还没玩儿够，靠在被垛上出神儿的父亲就一个劲儿打哈欠，刷洗完碗筷家什的母亲就不停地催促我们脱衣服睡觉。
　　自从父亲遭受土匪“绑票”，被迫出卖了土地、典了房子、卖了大黄牛之后，他就变了性子，总是皱着眉头，闭着嘴巴，阴沉着脸儿，寡言少语的。
　　母亲也有变化，对父亲温和了，而对我和姐姐却越发粗暴，动不动就跟我们瞪眼睛，或者可着嗓子吆喝训斥。
　　熄了灯，父亲仿佛也感到黑暗的阴凉，放平身子之后，先给我掩掩被角，又给自己掩掩被角。忽然，他深深地叹口气：唉，这是我在这个家，在这块生身养身的地方过的最后一个年了。这么一折腾，我就像一棵小草，连根儿拔掉喽！
　　母亲接着话音开导父亲，天底下是空膛儿的，道儿是让人踩出来的，在这块地上给拔了，咱们绕过去，再找别的地盘再扎根儿。
　　父亲说，别做梦啦！不论走到哪儿，我也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穷光蛋，还有啥指望、啥奔头呀！
　　母亲说，我看不那么绝。只要咱们从眼下起长志气。
　　父亲怒冲冲地叫道，又这一套！又志气！如今是有志气人能活的世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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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快就明白了，我们又返回开滦赵各庄煤矿，返回我出生的那个大粪场子。
　　母亲跟客人们说话，总有一个被许多话题围绕着的中心，那就是我家遭的劫：父亲是怎样被突然破门而入的人绑架。母亲怎样为赎回父亲而奔走求告，最后不得不倾荡了祖传的家产，落到再度背井离乡的地步，回到这臭烘烘的大粪场子安身，又得接着茬儿让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而养家糊口，等等。听她说话的人如若是特别对劲儿和信得住的，她还会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地说，她知道绑票的坏人是哪庄的，其中的一个是我们单家庄谁家的亲戚，用布袋蒙着脸不吭声，也被认出来了。只是怕再惹祸，怕大人孩子有性命危险，才装聋作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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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7）
父亲与母亲不同，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讲述他破产的原因。包括对他最要好的朋友，也一字不提。如果赶上母亲正对别人谈论那件痛心的倒霉事儿，被他听见，他就表现得十分厌烦，常常粗暴地加以制止：得啦！得啦！你老是絮叨它干啥呢？没别的话可说啦？
　　除此之外，父亲和母亲争吵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母亲一说到志气的话题，父亲就显得非常厌烦：这年月，什么志气不志气，什么正气不正气，全颠倒了，全不顶用。其实，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想得开，怎么痛快怎么活，我不信没路走！
　　母亲说，我总觉着跑买卖这种事有点玄乎。
　　父亲说，怎么着，也比下井去玩儿命安全保险哪！
　　在故土乡村破了产的农民，一群一伙地涌到矿区的镇子里和镇子的四周。逐渐搭起来的窝棚、小屋，占据了原来的大粪场子。而新开辟的大粪场子，又朝着南边、东边，以及东北边的那些瘠薄的田地扩充开来。每一片都有各自的主人。一片连一片的不毛之地，赤裸裸的，如同荒凉海滩上的盐池。
　　场子里晒着的或者垛着的大粪，是一些被财主雇来的长工以及正在发家创业的庄稼主儿本人，从街里的锅伙、住户和胡同旮旯的茅房坑掏出来的。一担一担地挑到这儿，再用长柄的铁勺子一勺一勺地摊晒开。一经晒干，就像糊饼似的一块一块地被铲起、垛上，最后用套着骡马的各种笨重的木轮车拉走。随后又摊起一层刚刚挑来的“大粪稀”，接受烈日的烤晒。除了人畜车辆在这里时来时往，屎壳郎和蛆虫爬来爬去，大绿豆蝇嗡嗡地飞个不停，再没有任何别的动物和植物能够在这块地盘上站住脚。从早到晚，空气里总是掺和着非常浓烈的又臭又酸的干粪气味，无论是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刮来的风，都不可能换换气息。
　　一天，我从大粪场野玩回来，听到屋里有搬动椅子的响动，立刻猜想到母亲在做什么。她在藏票子。父亲是昨儿个回来，今儿个走的。父亲每次挣回钱来就交给母亲。等父亲一走，母亲就从一沓儿票子里抽出几张，卷成卷儿。然后，再把她梳头梳掉下来的头发，缠绕在票子卷儿上。最后把缠了头发的票子塞到桌子后边墙壁上的缝隙和窟窿里。她总是偷偷地这么做。
　　父亲又出门了，母亲总像满怀心事而愁眉不展。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吃过饭，不进屋，不开灯，就搬出小凳子，坐在屋子跟前，一直待到热气散发了，不太闷气的深夜，再进屋睡觉。
　　从晚饭后到进屋睡觉的这段时间很不短，我和姐姐就让母亲给我们讲故事听，用听故事来消除我们对生活寂寞和单调的感觉。而母亲“肚子”里的故事很多很多，听起来十分有趣。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成了我的艺术启蒙课本，听故事是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娱乐。
　　母亲会讲很多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都储藏在她的脑子里，像一口泉眼兴旺的井，永远都淘不干。母亲几乎没说过“讲完了”、“不会了”、“没有了”这样的话。每每在我们催促和哀求之下，她总打个沉儿，便接着讲一个新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或者虽然听过，但是又有了修改和补充，已经变成一个更为有趣的新故事。
　　母亲把她从别人那儿继承来的和她自己创作的故事，传给了我们。我把母亲讲的故事记在心里，一直记了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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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这次走了很长时间。有一天，跟父亲一起跑买卖的孙大叔独自回来了。母亲一见他，非常紧张，忙问出什么事了。
　　孙大叔撩起敞着怀的褂子襟儿，擦擦脑门子上的汗水，故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叙述道：没大事儿，你不用慌。我们在邦均集上买够了两车鲜货，雇了一辆顺路的大车往回赶。昨儿个晚上赶到玉田，不巧关了城门，不敢跑黑道儿，就在野外蹲了一宿。早上接着走，赶上没有一丝云彩的大热天，把人晒得发昏。晌午正在小饭铺打尖、喂牲口，来了日本兵，把饭铺给围上了。一个也不许动，挨个儿搜查。我那会儿正巧上茅房，大远的，转回来，瞧见饭铺那边炸了锅，赶紧退回茅房，偷着看动静，没敢到近前去。过一阵子，王八盖子们开拔了，凡是在饭铺吃饭的、歇腿的，都给带走了。担子还得挑着，车辆还得赶着。我吓坏了，只能老远瞧着影子。看样子，是往丰润县炮楼子带。我大哥人机灵，也胆儿大。日本人走到半路上，瞧见一个西瓜园里有人，又包围西瓜园。我大哥悄悄地对赶车的把式说，要命，还是要车，你自己拿主意，我可要逃命了。说完，他趁多数日本人奔了瓜园，留下的几个端枪拿刀的也没留神，就猫着，钻进高粱地。赶车的一见我大哥跑了没被瞧见，也跟在后边钻了高粱地。他们俩跑进我们打尖的饭铺，我们集齐了，都说不幸中的万幸，保住命比什么都要紧。我们又搭伴儿往回走。快到唐山，到了矿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