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事沉思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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⒗つ�两宫，“收受钱粮之际，监督官与内官监提督，将钱粮逐项验收，巡视科道监察之”。［13］实际上，由于内官监提督有特殊的政治背景，监督官、巡视科道都是望而生畏的。宦官参与整个工程的全过程，决策、估价、预算、监工、验收等等。尚需指出的是，宦官还直接掌管“供宫中营建之材料”的“十作”，计有木作、石作、瓦作、土作、漆作等，这对故宫的营建、维修，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封建社会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地主阶级的文化。今天，当我们回眸审视包括故宫在内的灿烂的文化遗存时，其主要功绩，固然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但是，没有地主阶级当权者的组织、推动，显然也是不行的。宦官是这些当权者中的重要成员，应当说，在建设故宫的漫长岁月里，显然也有他们的几分辛劳，一分功绩。这一点，甚至包括魏忠贤在内。以天启时的营造三殿两宫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万历时人沈德符在述及三殿被焚时，曾忧心忡忡地写道：“今按宫殿被灾，惟世宗丁巳，与今上丙申、丁酉，尤为酷烈……今禁廷一望，俱为瓦砾之场，殊非全盛景象……今一切大礼俱改行于文华殿，逼窄浅隘，大损观瞻。忆嘉靖丁巳之灾，至壬戌年已落成，相去仅五六年。今矿税流毒，遍满区宇，动以三殿两宫大工为词，且云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14］宫殿建成，内部的装潢、摆设，也是煞费周章。如乾清、坤宁两宫建成，需石陈设，特地从云南用48块奇石制造，每块均有佳名：春云出谷、泰山乔岳、神龙云雨、天地交泰、玉韫山光等等，［15］令人叹为观止。重建三殿工程，始于天启五年（1625）二月，至七年八月初二日完工，耗银5957519两余。［16］这项工程的最高指挥官，正是魏忠贤。工科左给事中某疏云：“盖仅仅两载余，而神工悉已告竣……至是而知厂臣之殚虚劳心，提纲挈领。”礼科给事中某疏中则说得更直白：“近日三殿告成……皆赖厂臣悉心拮据，毕力劻勷……今皇上在静摄之中，紧要重大事务，命阁臣与厂臣计议商榷。”［17］虽有谀词，但并非空穴来风。连身在狱中，急于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刘若愚，也不得不写道：“三殿落成于天启之年……抑逆贤之干济才智，刻意督催之，迹或借此以难泯耶？”［18］透过这种装糊涂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魏忠贤的“督催”作用。诚然，魏忠贤因三殿成而进上公，加恩三等，有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之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将魏忠贤在营建三大殿时的历史作用全部否定。魏忠贤疏浚内河，更是功不可没。有诗赞曰：“内河环绕禁城边，疏凿清澜胜昔年。好似南风吹薄暮，藕花香拂白鸥眠。”这是指：“紫禁城内河壅淤不通，魏忠贤复令疏浚之。春夏之交，景物尤胜，禽鱼菱藕，俨若江南。”［19］其实，内河疏浚的结果，对故宫的安全更有重要作用。对此，刘若愚曾清楚地指出：“是河也，非为鱼泳在藻，以资游赏，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禄之变，此水实可赖。天启四年六科廊灾，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灾，皆得此水之力……又如天启年一号殿哕鸾宫被灾者二次，如只靠井中汲水，能救几何耶？疏通此河脉诚急务也！”［20］魏忠贤是个反面人物，在总体评价上，是必须否定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在局部上——如他对故宫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作出实事求是的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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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明代宦官与故宫（3）　　　　　　　
　　明朝某些精通建筑学、数学的宦官，在营造故宫时的呕心沥血，更是值得后人追念的。　　　
　　明初宦官阮安，一名阿留，安南人，永乐中被选阉割进宫。他精于算学、建筑，为政清廉。他奉命营建北京的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21］正统时，重建三殿，治理杨村河，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令人感佩的是，景泰中，他去山东治理张秋河，死于途中，“私囊无十金之蓄”，而“先后赐予极富，悉输工作”；［22］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一》记载，仅正统六年（1441），三殿工完，阮安和另一个宦官僧保，即一次被赐予黄金50两，白金100两，彩缎8匹，钞1万贯。阮安虽腰缠万贯，却把钱捐给工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对比之下，那些贪婪成性的宦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所谓“父母官”，真该愧死矣！明初来自安南的宦官人数众多，其中类似阮安精通数学或建筑者，非止一人，堪称人才济济。如梁端，系安南谅江府平河县人，永乐四年（1406），被明军掳归，洪熙元年（1425）选入内书馆读书，“精于书算，谙练庶务”，在正统时营建奉天等殿的重大工程中，总掌书算，合用白钱粮、物料，并给赏文武官员及官军匠作银两钞锭彩缎等物，明白奏准。用过之物，一一分理回奏。［23］又如陈谨，原是安南陈氏宗室，永乐五年入宫，“才识超卓”，得到永乐皇帝的赏识，“令督营缮，公善于其职，宽恤工役，人多德之”。正统以后，在内监专掌营缮，“凡宫宇陵寝城池之修建，尽心区画，制作有法”。［24］凡此种种，都是值得称道的。　　　
　　故宫城墙西北角角楼，阎崇年先生摄。宦官对故宫的绿化、环境卫生，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明末北京风行奇花异草，相传出自两广，从药材中混至。宦官移植宫内，有红水仙、番兰、番柿等，有诗曰：“异卉传来自粤中，内官宣索种离宫。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25］附带说明，魏忠贤也是酷爱花卉者，他的鬓角上，经常插着鲜花。明代北京街上无厕，几乎是满街狼藉，臭气逼人。时人谢肇淛曾载谓：“今大江以北……不复作厕……京师则停沟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26］明末作家王思任，曾写《坑厕赋》，描写京中无厕之苦：“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27］对比之下，宫中整洁无比，这不能不归功于那些胼手胝足的最下层宦官小火者、净军者流，每日推着净车，打扫坑厕，清洗马桶。宫中净车，五年修造一次，不少于195辆，嘉靖初年用银约2750两。［28］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宦官清洁队的人数是很多的，而他们每日之洒扫庭除，则更不待言。　　　
　　三、宦官在故宫建设中的破坏作用　　　
　　宦官中的多数，性甚贪鄙，在故宫的建筑、维修等过程中，往往巧立名目，从中渔利。嘉靖二年（1523）八月，修乾清宫北一府，内官监太监陈林主持其事，竟上报说现役军匠有2300多人，要求每月给米盐。这显然是虚报人头数，旨在贪污。户部研究后认为府第损坏不多，增造穿堂仪门，何需2300余人？后经嘉靖皇帝下令：“立限完报，不许妄费财力。”［29］万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在题为《稽积弊以裨实用》的奏疏中尖锐地指出：每一兴作，库藏发百万，朝廷只得十余万金之用。原因何在？正是在于奏请金额的是宦官，而施工时又实权在握，工部难于插手。故虚耗了的钱财，均落入宦官腰包。王元翰还揭露感恩殿等工程花费了十万余金，而实用不过二三万金，“不惟掩少为多，将恶抵美，即一木一缕具足具精，才过眼即化为乌有矣”。［30］万历时乾清宫的一扇窗槅，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无怪乎时人沈德符说：“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31］万历时建乾清、坤宁两宫，工部主其事者是缮司郎中薛凤山。他与某些宦官斗智斗勇，竣工时仅花70万金，省下90万金，比建三大殿省下金钱无算。奥妙在何处？时人丘兆麟可谓一语道破：“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之中珰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并形容他是“割中珰之羶”。［32］可悲的是，对“于金穴中守介节”的薛凤山，最后仍在宦官、权要的倾轧下，被颠倒黑白，扣上“靡费贪婪”的大帽子，被罢了官。需要指出的是，修建故宫时，某些宦官的贪赃枉法，致使开支无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固然其心可诛；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更给一些故宫内的建筑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同样是荒唐至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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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明代宦官与故宫（4）　　　　　　　
　　明代宫殿火灾次数之多，焚毁的损失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宦官的玩忽职守所致。有些灾变，事先往往有先兆，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十九日，三殿门楼灾，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毁过半。而在此前的十余日，“群鼠昼出，纵横满堂，层累如积，略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火之先兆乃尔”。［33］但显然并未引起宦官的警觉。更有甚者，天启四年（1624）宫殿火灾，“诸内官适以是日开宴，醉饱酣卧，御前防卫仅三人”。［34］这就不可能及时去扑灭火灾了。更有甚者，有的宦官竟堕落成纵火犯。如弘治二年（1489）礼科都给事中韩重等，以灾异言四事，其中的一条，便是揭露“内官范麒麟，既盗库物，又纵火烧库”。［35］这并非是个别的例子。史载：“内府盗窃，乃其（指宦官）本等长技”，及至偷的太多，惟恐事发问罪，就干脆放火灭迹。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供用库大管库暨盛及其同伙卢添保，谎报失火焚去香料188000余斤，后来被司礼监少监何进揭发，由给事中张岳等奉命严查，终于搞清楚所焚并非香料，而是暨盛与商人李钦等内外勾结，盗卖了香料后放火灭迹。［36］故宫历次火灾与宦官纵火犯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此外，某些宦官怂恿皇帝在宫内搞违章建筑，破坏了紫禁城严谨的格局，这也是很荒谬的。最严重的当推正德时期。史载：“左右近幸献谄希恩，内起新宅、佛寺、神庙、总督府、神武营、香房、酒店”，简直是乱七八糟，直到嘉靖改元，才“拆毁改正”。［37］但是，嘉靖皇帝后来又重蹈覆辙，在宫内宫外盖了不少离宫。以西苑而论，隆庆改元后，下令将这些违章建筑统统拆毁：“空地柱础台阶皆为瓦砾。”［38］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1990年10月11日于京西八角村　　　
　　（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营缮纪》第43—51页，　　　
　　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注释：　　　
　　［1］赵翼：《廿二史杂记》卷5。　　　
　　［2］光绪《青浦县志》卷18，《人物二》。　　　
　　［3］许自昌：《樗斋漫录》卷12。　　　
　　［4］郑仲夔：《偶记》卷1。　　　
　　［5］参见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1；《金瓶梅词话》第2册，第827页。　　　
　　［6］《明通鉴》卷19。　　　
　　［7］刘若愚：《酌中志》卷16。　　　
　　［8］《明史？冯保传》。　　　
　　［9］［11］《酌中志》卷22。　　　
　　［10］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10。　　　
　　［12］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166。　　　
　　［13］贺凤山：《冬官纪事》，第5页，见《宝颜堂秘笈》普集第七。　　　
　　［14］《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　　　
　　［15］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16］孙承泽：《天府广记》卷5。　　　
　　［17］朱长祚：《玉镜新谭》卷3。　　　
　　［18］《酌中志》卷14。　　　
　　［19］秦兰征：《明宫词》。　　　
　　［20］《酌中志》卷17。　　　
　　［21］《明史》卷304，阮安传。　　　
　　［22］查继佐：《罪惟录》卷29。　　　
　　［23］钱溥撰：《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文物）　　　
　　［24］李永通撰：《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文物）　　　
　　［25］秦兰征：《明宫词》。　　　
　　［26］《五杂俎》卷3。　　　
　　［27］《文饭小品》卷1。　　　
　　［28］刘麟：《清惠集》卷6。　　　
　　［2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九》。　　　
　　［30］王元翰：《凝翠集？稽积弊以裨实用疏》。　　　
　　［3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　　　
　　［32］《冬官纪事？叙》。　　　
　　［33］孙能传辑：《剡溪漫笔》卷3。　　　
　　［34］秦兰征：《明宫词》。　　　
　　［35］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35。　　　
　　［36］参阅拙著（与杜婉言合撰）《明朝宦官》第54页。　　　
　　［37］郑晓：《今言》卷2。　　　
　　［38］于慎行：《谷山笔麈》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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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1）　　　　　　　
　　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　　　
　　《金瓶梅》插图，流氓草里蛇作恶状。一般说来，流氓是游民阶层的产物，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流氓的队伍会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一方面，部分游民进入城市，无正当职业，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居地主、权贵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鹰犬之流，背后有了靠山。以明代而论，流氓闹得凶的，是成化以后，嘉靖、万历时期，更是猖獗一时。这正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影随形：成化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城镇；嘉靖、万历时期，封建的都市经济生活更日趋繁荣。流氓及流氓意识，给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一　　　
　　明代的流氓，不仅成群结队，人数众多，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有的以所纠党徒人数作为绰号名称，如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作为绰号，如棒椎、劈柴、槁子等。这些人“犯科扦罔，横行市井”，“赌博酣，告讦大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尘起”。［1］真是无所不为，为害一方。近代武侠小说中，经常描写明清时的丐帮，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以北京而论，时人曾谓“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仅“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2］这些乞丐，也是分成若干股，各有活动地盘。南方淮阳的丐帮，则宿于船中，四出活动。［3］这些乞丐“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4］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干着流氓勾当。万历初年，北京城内有个流氓团伙，“结义十弟兄，号称十虎，横行各城地方”，其中的一“虎”，叫牛二，与《水浒》中横行街市的“没毛大虫”流氓牛二，同名同姓，耐人寻味。这个团伙的头子叫韩朝臣，是锦衣卫的成员。［5］在南方的杭州城内外，流氓“结党联群，内推一人为首”，［6］显然也是有组织的。万历年间，苏州还出现了专门打人的流氓组织“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列某处某班，肆行强横。”［7］“一人有不逞，则呼类共为抨抶，不残伤人不已。”他们打人有特殊伎俩，或击胸肋，或击腰背、下腹，中伤各有期限，或三月死，或五月死，或十月死、一年死，“刻期不爽也”。［8］其头目，今天有史可考的，有绰号“一条龙”的胡龙、绰号“地扁蛇”的朱观，“嗜枪如饴，走险若鹜”，“皆郡中（按：指松江）打行班头也”。［9］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打行”更是趁乱而起，在江南胡作非为，“小者呼鸡逐犬，大则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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