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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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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这似乎是一封遗书,准备至死不改。第四,随着瑞纳、宋子文及至宋美龄等人来陕做工作,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变化,答应了让他回京后,条件可以接受,蒋介石的话是这样说的:“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这本《西安半月记》的字数不多,仅一万多言,但字字充满了对西安事变历史真相的歪曲与对张、杨的仇恨,句句吹嘘他的所谓“坚贞不屈”与对张、杨的“不让步”,处处攻击事变会将历史拉向后退。这本书唯一可取的,是把每一天的活动记下来了,而活动的内容则完全按照蒋介石的立场与观点,加以杜撰。

    与《西安半月记》相匹配的是宋美龄搞了一本《西安事变回忆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不让这本《回忆录》出版,但又无奈,最终还是让它出版。同《半月记》相比,这本《回忆录》就可以作为历史的参考。书中明显的有几个比较符合当时历史面貌的观点:第一,关于事变的性质,宋美龄认为:“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关键也。”她进而分析说:“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所以对这样一个事件,要做到有正确的看法,宋美龄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第二,关于南京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宋美龄认为:“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宋美龄觉得对这个事变的解决办法应是:“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第三,关于亊变的具体解决,宋美龄一一记下了她的活动:“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派端纳赴陕,托带手书私信给蒋介石,“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另又手书一信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在南京大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使人们相信“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为国家计,不得不呼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其安全也”;要黄埔出来的将领“于未明亊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派宋子文赴陕,实为打前站、探路,“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最后宋美龄亲自出动,其心情是“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见蒋后一再劝蒋介石“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告诉蒋介石“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第四,关于同中共的接触。宋美龄先说一段:“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诉,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动,今虽一时沉默,仍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又说她同“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即周恩来)“长谈二小时”,她对周恩来的谈话“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第二天又交谈,宋美龄在攻击了一番中国共产党之后,还是提出所谓:“国难如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这本《西安事变回忆录》比《西安半月记》多了1000多字,是一口气叙述下去的,许多文字比较符合历史面貌,而立场、观点仍同蒋介石一样,她借张学良的口,称事变为“劫持领袖之错误”,把蒋介石的作用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样的,把她自己在解决事变中的作用竭力地加以表露。更有甚者,把她与蒋介石的释放,吹为“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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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半月记》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在文字上的确有差异,这可能由于蒋介石身处其中,而宋美龄则旁观者清,也可能由于宋美龄与蒋介石均代表英美在华的利益,而宋美龄更亲近,更处在第一线;还可能由于宋美龄对张学良在几个历史关头均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如在东北拥蒋易帜、在中原大战中拥蒋率军入关、在九一八事变后替蒋背起了“不抵抗主义”的黑锅等),了解张学良,谅解张学良。正因为这两本书有差异,在国民党内部反响也不一样。陈公博的《苦笑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身边,他正专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力子先生贡献。我也这么想,你试说那毛病在哪里?力子也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在《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认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我对力子贡献着,因他是一个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他也有责任的。你说得对。力子很坦怀。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我责任不在宣传,自然不管这些闲事。许久我又碰见力子,我问他为什么还是让它这样矛盾,他说:蒋夫人一定要这样,不肯改,我有什么办法呢!”。19zs。

    2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报告西安事变始末》,同时呈请辞本兼各职。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

    不过,蒋介石在这里是讲准一点,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顿挫”,逼使他走上抗日的路。蒋自己也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应该说,蒋介石从“剿共”的位置转过来了,转到了抗日的位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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