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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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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情时，云南瑞丽就发现了大量静脉吸毒者感染了ＨＩＶ，几年来已陆续发现艾滋病发病和死亡。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间，已经在当地报告登记的７９４例ＨＩＶ感染者中，确认半数以上已经死亡。现存的ＨＩＶ感染者，大多已经开始发病，其基本生活状况是贫病交加。调查人员在瑞丽农村走访了１３户艾滋病家庭后发现，１３户家庭中，有３户无力耕种已将田地出租，１户将田地私下变卖，有５户家庭中的９名儿童失学，这些家庭中的ＡＩＤＳ病人基本上未得到任何治疗。 艾滋病与贫穷落后紧密相连已是不争的事实。 ２００１年春末夏初，云南省相继在瑞丽市城乡召开医务工作者艾滋病问题座谈会，会上披露的实情则更令人震撼不已。 与会的医务工作者坦言，大家对艾滋病的普遍反应是恐惧，虽然他们之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已经接触过艾滋病患者，但他们却很少接受相关的培训，很难得到与艾滋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基层医务人员感到诊断艾滋病有困难，即使诊断出了艾滋病，也因缺少药物而束手无策。这样势必会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川省的一些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也是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之一。例如凉山州，这里与云南接壤，一度处于缅甸——云南——四川再到中国内陆各地的贩毒交通道上。美国的《纽约时报》曾以《毒品和艾滋病的出现笼罩着中国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惊呼：“艾滋病的幽灵也在这里游荡！”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前些年一些人在外打工时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面对记者的调查，一对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夫妻哭了，丈夫自去年发病以来已经消瘦了２０多斤，没力气干活；妻子虽然未像丈夫一样发病，却也已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她哭诉道：“最难的是生活，总想日子怎么过。我俩外出打工时，女儿交给亲戚照顾，女儿营养差，发育不好。现在我们连包产地都种不动，饭都发愁吃不上，女儿的身体也就更管不了了……” 晓云是四川省凉山州地区的一位农家妇女，同她丈夫一样，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今年以来，她丈夫犯病卧床不起。她说：“丈夫患病以后基本没有任何治疗。家里没钱买药，也不知道买什么药。就是一天天躺在床上等死……” 像晓云夫妇这样的情况，在他们村子里还有几户，大多是前几年外出打工感染的。这个村子虽不像河南文楼那样震惊中外，但其ＨＩＶ感染点与面却一样严重，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对此进行普查。 艾滋病病毒感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国家艾滋病病毒哨点监测目前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少农村地区尚处于监测的空白状态。没有监测，没有检验，即使是哪家得了病死了人，人们大抵都不清楚因何而病因何而死，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有较长的潜伏期，不检验，未监测，又如何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农村有多大的流行面？ 人口无序流动也是感染ＨＩ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目前关于ＨＩＶ和流动人口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数据并不多，但是我们必须对未来的严峻形势作出推测，因为劳动力在国内大量流动对中国的ＨＩＶ流行蔓延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广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是史无前例的，据估计包括暂时和长期流动的人口总数高达１．２亿！也就是说，中国约有１５％的劳动力可能离开了他们的原居住地，６０％以上的流动人口是男性，约２０％年龄在１５—１９岁，４５％在２０—２４岁。流动人口存在着许多易于感染ＨＩＶ的因素。例如，流动人口很年轻，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超时工作，流动人口多数未婚或离开配偶，使他们很可能与偶遇的伙伴（或暗娼）发生性关系，感染ＨＩＶ的几率也就随之增大。 而这些流动人口大都从农村中来，回农村里去，如果有人感染了ＨＩＶ，再把它带回去周而复始地传播，既没有更多的监控，又没有有效的控治，加之贫穷与愚昧的助燃，其后果是严峻的，也是可怕的。 。。
城门之火
艾滋病对人类的打击是沉重的。 ＨＩ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疾病的范畴。 例如河南上蔡。例如上蔡文楼。 河南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经媒体曝光后，文楼，已在中国和世界成为艾滋病疫区的标本，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困难是什么？难道仅仅是ＡＩＤＳ患者和ＨＩＶ？《南方日报》记者江华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调查，并获得了一些最新的不被人们所知的事实： 文楼村的村民，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随着文楼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文楼村几乎所有在外打工的数百名村民，已被雇佣者赶出门，重又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文楼。 艾滋病提高了上蔡文楼的知名度，也改变了上蔡人的生活方式。 上蔡的官员在外出公务时，他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目前的现状和实际环境，他们不得不面临他人对他们的白眼和距离。 有两件事使上蔡官员感到羞辱与震惊： 其一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末，一位上蔡干部去上海出差，到某宾馆登记住宿时，当服务员接过身份证进行登记目光一接触到“河南上蔡县”几个字时，惊叫着把身份证扔了出来，并说宾馆已没有床位。无可奈何，这位干部只好流落街头。 其二也是在２００１年夏天，上蔡县组织大批劳力到边疆某省采摘棉花，但是当地发现这批劳力是上蔡人时，立即采取了极端而激烈的反应：上蔡人一个不要！ 对此窘镜，上蔡县委县府的官员急了：这可是农民花着对他们来讲是巨额费用的车费去挣钱的啊！他们立即奔赴边疆某省，进行艰难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企图让上蔡的民工们能够得到宽容公正的对待。 羞辱和灾难不仅涉及到上蔡人，甚至还涉及到上蔡的瓜果蔬菜以及上蔡的一切。 ２００１年夏天，一个谣传开始流传河南全省：西瓜里注射过ＨＩＶ，不能吃！这给数以万计的瓜农带来的打击和损失是巨大的。他们种的瓜卖不出去，即使白给别人也不要！ 其实卖不出去的又岂止是西瓜，在一段时期里，以种菜为主业的文楼，他们种的蔬菜似乎也有ＨＩＶ，不被外地人接收。 “艾滋病的标签贴在身上，贴在与文楼、上蔡甚至驻马店有关联的东西身上，我们无法揭下来。”河南一些地方官忧心忡忡地感叹道。 上蔡的官员说，他们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力量，已经占据了整个县正常工作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防治艾滋病已经成为了上蔡县的中心工作。县里已经竭尽所能对文楼给予了关怀，县政府对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减免了所有应该交纳的学杂费，减免统筹、提留９万元，免义务工１８０００个，而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教师和国家公务员的工资还不能完全按时发放。 对于上蔡官员们来说，除了沉重的现实、无聊的羞辱之外，还有许多无以言明的难堪。 他们说，县的主要领导曾到国家的一些部委求助，到一些机构（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游说，企图寻求资金方面的援助。一些部门的反应相当冷淡。他们说，如果是自然灾害还可以考虑，但艾滋病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脏”病。 面对这一事实，上蔡的官员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哩！ 就是在这样难堪之下，就是在这样的羞辱之中，就是在这样的危境之下，河南有关部门还是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做法，记者在河南省政府档案局查到了许多有关艾滋病的记录： 截止２００１年年底，河南省是中国艾滋病５年活动计划颁布之后第一个制定了相关实施意见的省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下旬，河南省卫生系统“一票否决”的艾滋病常识考试在全省展开，如果考试未能通过，职称评定和晋升就没有希望； 河南省拿出１４００万元的投入，建设５个市的防疫机构和医疗机构，村卫生所救助病人，国家卫生部也认可这是目前全国拿出资金最多、最有力度的省份； 当地政府已经用专款给文楼建立了控制和治疗艾滋病的诊所，并且派来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司药。诊所为那些已经严重发病的村民免费提供部分药品。在文楼村诊所记者看到，药柜里的药价格便宜，花上几块钱，就能买到治拉肚子、头疼、发低烧等艾滋病症状的药物； 河南省还有一条十分有力的措施是，他们要求公安部门负责对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卖淫嫖娼人员的组织管理； 他们还在艾滋病感染比较集中的地区，对申请结婚的男女婚前的健康检查，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河南省民政部门还对因患艾滋病而死亡，造成家庭成员成为孤老或孤儿的，对孤老实行“五保”，对孤儿实行“六保”，对家庭主要成员因患艾滋病丧失劳动力，被抚养人和被赡养人无生活来源的，进行“五保”…… 面对记者的采访，河南一高级官员说，河南现在有勇气面对艾滋病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也需要勇气来承担艾滋病防治史中我们应该履行的那份责任和义务。 这位官员还表示，河南和全国人民需要的是共同的东西，尽管有人认为河南的艾滋病应该是过去的旧账，要清理，但是我们呼吁其他地方政府，和国家一起，正视艾滋病，把全社会的目光注视到像文楼村这样需要帮助和抚慰的艾滋病群体中，踏踏实实地为他们的生存和将来考虑。 好心的人们似乎应该松口气了，但另一个坏消息却朝人们迎面击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南方周末》记者江华从驻马店市某局官员那里获悉：尽管现在艾滋病的广为人知，河南杜绝了路径，但是在河南省周边地区，受暴利的驱使，一些血头偷偷地重操旧业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一些血浆卖给生物制品厂时的利润大约为１００％，“现在估计更高了吧？”这位不愿意透露自己身份的官员说。 言下之意，汹涌澎湃的血潮虽然已成历史，但汩汩流淌的毒溪还在地下涌动。沉渣再泛，虽不至于天地翻覆，但却让人心灵震撼不已。 难道还有比这更严峻的现实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城魔咒
这是一座不大的城市。无论你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车行十分钟，步行半小时，都能够对穿对过。小城虽小，却很古老，据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始建城设邑，天下大乱分封诸侯时，一度还成了一国之都。 当历史以其蹒跚的脚步迈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时，小城被撒旦吐出的魔咒闹腾得鸡犬不宁！魔咒经过成千上万只长短舌头的搅动，在这座古老的小城掀起了１２级地震。 震源是一名医生，他的名字叫章刚。 章刚曾被国家派往西非某国作援外医生，他高超的医术曾挽救过许多西非人民的生命。１９８９年，章刚援外期满，他即将回国，许多非洲朋友依依不舍，前来为他送行。据说有个三口之家都是章刚的病人，临上飞机那天，父母子三人在候机大厅里长跪不起，手中举着一个纸幅，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即使是中国人也要靠揣摩才能揣摩出来的中国字：“感谢中国医生章刚！” 而在章刚的祖国这边，市有关领导和市卫生局的干部正在筹划欢迎章刚援外载誉归来的事儿，欢迎会、接风酒、报告会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因为出国对小城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遥远非常自豪的事儿，更何况章刚在国外得到那么多荣誉凯旋归来！ 可是谁也无法想象，小城人的热情一两天之后就被迎面泼来的一盆冰水熄灭！判若云泥的变故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章刚回国后在例行血液检测中发现感染了ＨＩＶ。 历史上这座小城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恐怖事件。一是１９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当地一些民众对义和团不太了解，称拳民为“拳匪”，加之封建统治者的兴风作浪，小城居民视“拳匪”为洪水猛兽，甚至一些人以“拳匪来了”恫吓小儿止哭；二是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大扫荡期间，鬼子兵残暴无忌，见东西就烧就抢，见男人就抓就杀，见女人（不管是７０岁老妪还是１０岁幼童）就奸就淫，弄得小城居民一听说鬼子来了，大气不敢出，好在这样的情景没经过多久便云散天开，小鬼子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声夹着尾巴回到自己的窝里去了。 掐指一算离开赶走日本鬼子的时间也有快５０年光景了，岂料“嘣”地一声冒出一个艾滋病来，似乎当年的恶魔又现了形。小城的每一个窗户中，每一朵云彩下，甚至每一升空气里，又都弥漫着一点即燃的恐怖气氛！ 章刚是从医院工作岗位上出国的，回国之后理应重返工作岗位，但他感染了ＨＩＶ的事儿让原本和睦相处的医院同事们另眼相看。一夜之间，援外的功臣成了凶恶的魔鬼。同事们刻意回避他，科室领导借故刁难他，甚至那些素不相识的病人，远远地见他走来，也像躲避瘟神一样跑得老远老远。没过几天，这家医院已是车马稀疏、门可罗雀了。 好在医院院长刘放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有正确的理解，他在大会小会上一再解释艾滋病是一种什么病，它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的。但是章刚的同事却不这样理解：“谁叫他不检点，得了那种病，活该！”有的人还要挟院长：“他不走人，我们走！”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医院大门外聚集了一些病人和围观群众，要刘放院长出面接待他们。刘放院长放下手头工作赶了出去，黑压压的人群愤怒的情绪着实让他吃惊不小：“你们这都是……，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院长肥胖的身体上支撑着那颗脑袋，此时此刻只有汗水而没有智慧，以至于结结巴巴语词不清。 群众吼道：“我们要赶走艾滋病！”“章医生回医院，我们就不来医院治病！”“让章刚迅速离开医院！” 刘院长一边揩汗一边小心谨慎地回答：“章医生是咱们医院的职工，我做院长的能不管吗？更何况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让他住进了传染科，不再接诊病人，这一点你们都放心吧！” 有人吼道：“不把章刚赶出医院，我们绝不到医院看病！” 也有人在吼：“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走，咱们到中医院看病去！” 而此时此刻住院部楼上，更是闹炸了锅。 早在前两日章刚不堪白眼和凌辱时就找过刘放院长，刘院长曾对章刚说：“你辞职我不答应。章医生你要明白，你既是我的职工又是我的病人，无论站在哪个角度看问题，我都不能把你推出医院大门之外去。你的事儿我已想好了，我看这样吧，你回去准备准备，就住在咱们医院住院部怎么样？李主任还是你的大学同学呢，他会欢迎你的。” 住院部李主任不仅是章刚大学的同学，而且还是他的好朋友和老搭档。可是自从章刚感染了ＨＩＶ的消息传出后，两人就很少碰过面。 当章刚提着行李卷来到住院部时，老远就被住院部的护士长拦住了：“你就站在那儿等等，我这就去找李主任前来处理。” 李主任匆匆赶来，在距章刚约摸七八米处便警惕地停了下来，眼光没有盯章刚，只管搓着手说：“章医生，实在不好意思跟你说呀！昨天病人知道你要来住院，住院部就炸开了，上百病人把我堵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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