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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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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辉举办讲习院的目的,除了装点“民主橱窗”,主要是在蒋介石面前夸耀他那套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所谓“新县制”,并东拼西凑地编出一套“理论”,说什么“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个倒宝塔,头重脚轻,应该把它颠倒过来,才能稳如泰山。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充实基层,加强区、乡两级的力量,政权基础才能巩固”等等。
小蒋对于上司熊式辉的这套“理论”,始终不予表态。有一次,熊式辉刚上过大课之后,小蒋和喻松同站在总队部办公室门前,喻松故意对他说:“刚才熊院长说的这些,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蒋经国听后,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一笑置之。
每当旭日东升,集合号音吹响之前,蒋总队长总是身先士卒,在操场上等大家集合。每天早上6时,全体学员例行半小时朝会。在朝会时,多半由许德珩先生或小蒋自己作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都是有关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日寇的残暴行为,间或也讲些国际形势,勉励大家搞好学习,做一个革命干部;要大家动员人民团结抗日,争取胜利。尤其是蒋总队长一定要登台讲话,从不间歇,他说的是一口带着浙江乡音的“普通话”,讲得既通俗,又实际,而且措词生动,引人入胜,吸引着每一个学员全神贯注地静听。因而每天早上的朝会讲话,竟成了颇受大家欢迎的一节短课。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2)
有一次课外活动,一个中队围了一个圈子席地而坐,唱歌唱得正热闹,蒋总队长也参加进来与他们坐在一起,队员们不约而同地鼓掌拉歌子:“总队长来一个!”他频频点头,笑容满面地说:“好好好,我唱一曲《大刀进行曲》。”
说罢,他和同来的副官二人对唱,虽然他的嗓子并不算宏亮,略带沙音,劲头却非常之足,唱到最后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他弯着腰低下头,副官乘机双手比划着冲他头上砍去,引得全场的人哈哈大笑。
这天夜深人静时,队员们都沉酣在各自的美梦中。忽然有一个同学惊呼:“有贼!”大家“呼”地钻出了被窝。
只见一个人站在他床前轻声说:“不要叫,莫吵醒别人,肚皮要盖好被子,勿要受凉!”
大家睁眼一看,原来是总队长来巡视宿舍。第二天早晨朝会时,他对大家说:“昨晚我看了大家睡觉的样子,有的人赤身露体光着肚皮睡大觉,会受凉的;还有人穿着臭袜子睡觉,不卫生!”
江西地方政治学院开学不久,“四友实业社”(江西地方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在院内设置了一个贩卖部,给学员们香烟、糕点及其他日用品。喻松也同总务处打了招呼,让漆裕元在贩卖部的隔壁增设了一个书刊贩卖部,给学员供应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蒋经国也去看过,没有提出异议,多数人也认为有此必要。
可是不多几天,有位什么秘书得知书刊贩卖是喻松设的,便去问蒋经国。蒋经国半开玩笑地对这位秘书说:“设置这个贩卖部,事先我都不知道。但觉得有好处,给人方便。吃的能充饥,看的也同样充饥。”弄得这位秘书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他常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工装服,爱与工人、学生交谈,比较深入群众。小蒋虽然是“贵胄”,但不爱与上层人士打交道,出席校务会议时很少发言。任保安处副处长时,常当面严厉批评高级职员的官僚臭架子和不负责任,引起当时省里高级职员的恐慌,而得到一般人的同情。
在军训总队部,喻松同蒋经国住对面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喻向他询问有关苏联的情况也比较多。总的说来,他对于苏联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不满的谈吐,总的评论还是好的。他较多地赞扬托洛斯基,但也没有贬低斯大林。
小蒋说:“托洛斯基有过人的记忆力。比如,用一百个人单行横排着,每人报个两位数字,等到最后一个人报完后的两三分钟,这一百个人所报数字的总和,托洛茨基便正确地说出来了。”
小蒋还说,托洛斯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素为苏联红军所称道。他颇称颂苏联红军的纪律性和苏联人民的警惕性。他说:“苏联红军执行命令十分严格,凡是规定不能越过的警戒线,任何人也休想前进一步。警戒人员的态度很好,能耐心委婉地向你解释,也很有礼貌地和你说明道理,但原则是决不会放弃的。不管在城市或乡村,只要发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会警觉起来,会自动地严加监视,一定要把陌生人的来踪去迹查得一清二楚,否则决不轻易放过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蒋经国还告诉喻松:“苏联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尤其是空军,已大大超过美国。苏联现正派出大批空军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南昌将成为苏联红军的驻留基地。”
蒋经国是位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不怕工作忙,就怕没事作。”在讲习院工作时,蒋经国身强体健,又爱劳动,干劲很足,与学员同吃、同住、同上课,以身作则,表现出一股朝气。每逢星期六,还带领学生打着赤膊和赤脚,清扫讲习院内的厕所,挑大粪送到农民的地里。夏收期间,他曾几次率领全体学员帮助附近农民抢收抢种。他对插秧割禾样样在行。
星期日上午,他带领学员下田参加义务劳动。他身穿工作服,赤脚穿草鞋,带头下水稻田,帮农民拔草。当地农民耘田完全靠双手双脚,弯着腰用手拔,双足踩,劳动强度大。在炎日如火,泥水蒸人,稻叶如刀,苗茂不透风等条件下,就是从小做惯的农民,也视耕田为畏途。俗话说:“读书人怕考,种田人怕拔草。”但是蒋经国却率领学员一下田就半天,不怕烈日晒,不怕溽暑蒸,不怕田里污泥脏,不怕苗里不透风。学员见到总队长以身作则,也就拼命去干。农民见到他这样不怕苦,为他们义务劳动,无不感谢。
有一次外出劳动,下乡去帮农民插秧,队员雷少山是一个在小集镇上生长的小伙子,没下过田。当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躬着腰杆插秧时,偶然看到左腿爬上了一只蚂蝗,正在津津有味地吸他的血,他吓得惊叫起来,不知怎么办。这时左侧有个人,用手掌替他拍落,还慈母般地说:“这怕什么!”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3)
他抬头定睛一瞧,竟是蒋总队长。他不觉为自己的大叫大喊脸红,再看总队长插的秧,整整齐齐,笔直顺溜,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
休息时,他对喻松和雷少山说:“我在苏联参加过劳动,种过地,打过铁,还扫过厕所。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劳动,现在手指也显得细了。”
政治讲习院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些人不把小蒋放在眼里,对蒋总队长从苏联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来的军训这一套,不加欣赏。但是每当小蒋率领学员义务劳动、收工归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浑身大汗,半身黄泥半身水,整支队伍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走进院大门的时候,许多教师、职员也就心悦诚服,自愧不如了。
训导处主任许德珩是一贯支持蒋经国的。他常在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说:“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是我们之间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小蒋对这些老人也以父辈视之,以晚辈自居,谦虚谨慎,恭而敬之。
在讲习院要结束时,喻松发现第三营营长在学员伙食上有贪污行为,便据实转报了蒋经国。他把这位营长找来,大动肝火,当众厉声斥责:“你还要不要做人?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地近了。”
喻松同蒋经国去看过好几处难民收容所。有一次他们到石头街难民营吃了一餐饭,办得还好。一问难民,都说:“只有这一餐好。”蒋经国便批评了乱弹琴的所长。
蒋经国不只是光看难民们的住、吃情况,而且还深入难民之中去询问温饱,并调查难民中能为抗战出力的人才,一有发现,随即登记。例如,韦安仁是小学教员,蒋经国把他从难民收容所调到讲习院军训总队搞文书工作。韦后来跟蒋经国到赣南,当了定南县县长。如遇到难民控诉管理人员克扣伙食,他轻则当众斥责,重则转知有关部门撤换。可见,蒋经国对于他所认为的“四害”,确乎是深恶痛绝的。
当时,讲习院预定8月份停办,喻松顺便问蒋经国:“下一步作何打算?”
他答得干脆:“两个打算,一个是去西北开垦;一个是在江西选个县来作实验。”
大约是1938年的7月上中旬,正在讲习院临近结束阶段,蒋经国勿匆忙忙跑来对喻松说:“老头子来了电报,要我火速回去,这里的事情你照应。”
喻松说:“目前没有什么,不过在结束前你得赶回来,那时可能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连说了几声好之后便大步走了。
这一去就是半个多月,直到7月底才回来。小蒋一回来便急着向喻松询问工作情况,是否有什么遗留问题得解决。
喻松告诉他:“结束工作基本解决。各县保送来的学员已悉数回县,只剩下在南昌招考的几十名区指导员班学员尚留院等候分配工作。”
小蒋立即拉喻松同去民政厅找王次甫厅长。他说明来意后,王次甫一面表示设法解决,一面又诉苦说:“我是老牛拉破车,分下去的人县里不一定接受。”
蒋经国却一变常态,用严峻的口吻对王说:“这个事你要负全责,务必在最近几天里分下去。”用这种责备的语气对人说话,在小蒋是极少有的。
这次蒋经国一回来,喻松就发现他情绪不对头,他变得表情深沉,素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也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喻松去到他的卧室,他正坐在桌边思索什么。喻松先发问:“这次何以去了这么久?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咳了一声说:“一言难尽!”
喻又追问:“到底是为什么事?”
他低声说:“挨了老头子的训。”停了一会,他又稍稍提高嗓门说,“不知道什么人捣鬼,把我在江西的情况,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厚厚一册‘情报’,送到老头子那里去了。老头子见面,话还没说,便气愤地将那册‘情报’往地下一掷,说了声‘你在江西做的好事,你自己看去,’便起身走了。”
喻松又问:“那册材料编造了些什么呢?”
他说;“总括来一句话,无非是指责我在江西包庇共产党。”
喻再问:“后来怎样呢?”
他说:“打这以后,每天有党国###来对我进行教育,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等都来过,要我明确党的光荣史和伟大业绩,要体验创业的艰难,要领导抗战到胜利等等。稍后,陈立夫来了,他开门见山地要我参加国民党,并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如不办好参加党的手续,就不能回江西去。’”
喻进一步问:“你办了参加手续没有?”
他说:“办了,不办不行。回来前,老头子曾短时接见,再三叮嘱要以党的意志为本,三民主义是永远不能动摇的。”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4)
小蒋其实在上海上学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但那是秘密入党,到苏联留学后国民党籍就取消了,得到的是苏###籍。这时候他迫不得已公开加入国民党,他的联###证当然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蒋经国回来后的头几天,郁悒寡欢,言行上也明显地收敛了,既少找人,也少说话,由“朝天椒”变成了“蔫茄子”。也不由他不蔫,小蒋回来后不久,蒋介石派了40名武装卫士来到南昌。当时,小蒋还在讲习院,他要喻松安排这批武装卫士的食宿。约一周后,这40名武装卫士便随蒋经国去了抚州温泉新兵督练处。
在讲习院这段时期,喻松有一点印象感受较深,即小蒋对父亲的命令是坚决服从的。蒋介石每月都给他写信,而且是用毛笔正楷书写,内容多半是嘱他认真学习《曾文正公家书》,并领会齐家修身治国之道,以及尊重上级、爱护部属之类的话。同时,也要蒋经国用毛笔正楷书复。在当时,这对于他确实是个难题,可是他认真对待,常一遍又一遍地书写,总要写到自己认为可以时才封发。他小条桌上摆着的惟一东西,就是蒋介石派人为他送来的四大本《曾文正公家书》,据说是蒋介石亲手用朱笔批点过的。
有一次,喻松故意指着《曾文正公家书》问他:“你对这个感兴趣?”
他只稍稍摇晃了一下脑袋,并没有吱声。这显然是表示不感兴趣或兴趣不大。可是,他还是每天按时阅读,很少间断。
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第一期区乡镇人员训练班,自1938年5月开学到7月训练期满,正当办理结业分配计划筹办第二期之际,日军沿长江进犯,赣北湖口、马当失陷,九江告急。讲习院连遭敌机空袭,部分房屋被炸毁,不得不暂告停办。王造时、许德珩、罗隆基等参政员赴重庆,蒋经国回到江西保安处坐冷板凳。
1938年冬,政治讲习院迁往泰和小溪头,1939年春,又南迁至赣州七里镇的梅林,继续开办第二期。不久,蒋经国接任赣南行政区专员,迫切需要大批基层干部。为适应他的需要,熊式辉在政治讲习院专门为赣南培训了一批区乡镇干部,其生源主要是原赣南11个县的在职干部,并公开招考了一部分,训练三个月后,全部都交由赣南公署分配工作,其中一部分成了小蒋的亲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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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练的新兵被小蒋练得服服贴贴(1)
江西政治研究院不办了,蒋经国又只有仍当那个虚设的保安处副处长。闲来无事,他便往下走动,常与保安团的下级军官来往,在士兵当中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兵役制度,揭露征兵时用钱买卖壮丁、虐待士兵的弊端,得到青年人的拥护,却又让熊式辉头疼。他又想把小蒋打发得远远的,免得尽在眼皮子底下找麻烦。可往哪儿打发又颇费心思。
蒋经国曾要求熊式辉派他出任南昌附近的永丰县长,但永丰县在江西是个比较大的县,熊式辉认为蒋经国太年轻,怕稳不住阵脚出乱子,没有同意,只允许安排他到赣南的偏远小县——安远县当县长。据说蒋经国曾到安远县去看了看,很不满意那块闭塞落后的巴掌大地方,就没有去。
小蒋仍然无事可干,东游游西逛逛,到处打抱不平,又在外面批评这指责那,甚至指责到省政府头上来了。熊式辉甚感厌烦,就像手里不小心抓了个刺猬。就在这时,熊彬出了个主意,成立一个新兵督练处,让蒋经国去管,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来管壮丁。熊式辉拍手称好,立刻批准,拨了四个团的壮丁交给他去训练。任命蒋经国为处长,柳昕为副处长。柳昕是熊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属熊式辉的亲信,派柳昕到新兵训练处,完全是为了暗中监视蒋经国的行动。
新兵难训,这难不倒蒋经国。
训练新兵,得找一个僻静地方,蒋经国听说临川温泉不错,就前去勘察。这里原来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烟稀少,乱草丛生。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有一次宋美龄跟着路过这儿,她看到有温泉就来了兴致,下车洗了洗手,然后对蒋介石说:“大令,这温泉真好,可惜这儿太荒凉了,要是在这儿盖所房子,砌个池子就好了,我们可常来这里洗洗澡。”
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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