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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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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大家沉浸在热情的歌声之中。小蒋用俄语，青年们用华语，竟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下去。
在这个时候，雷宁感到蒋经国即使大了几岁，终究还是想回到爱国青年的队伍中来，此时此地他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他跟大家一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竟能合谐，一起共鸣。他这么做，是跟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是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多么密切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批青年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名流，像许德珩、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长），等等。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
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的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个捣乱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面目可憎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撅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
这个会已经邀请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大家很没有把握，于是，便派雷宁去他家中看看。
雷宁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楚。雷宁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从传达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他只好悻悻地出来。当他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个人来，喊了一声：“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雷宁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赶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了军装，摘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靠着装耍威风而这么做的。还没有等雷宁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雷宁改口掩饰说：“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他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了。那个时候，不兴骑自行车，他进入市区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了会场门口。有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一批人认出他来了，不敢阻挡，腾个空隙让他进去了。
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小蒋看得清楚，有一批不三不四的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分！”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再合适不过了。
雷宁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一杆子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台上台下都安静了。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脯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
可是，台下又鼓噪起来，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4）
小蒋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一个人喊：“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的，给我出去！”
那个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么，分明在听候幕后指挥。
小蒋又抬出身份来再说一遍：“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出去，只是老实些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小蒋不肯罢休，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出去！”
那些贼眉鼠眼的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他们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小蒋放下了手，摸一摸下巴颏从容不迫地说：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挡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都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汹涌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蒋经国站在台上，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橙橙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几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晕，扩大开去，把台下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烁着闪烁着，给人一种热烈而迷离的感觉。只有群众的情绪是热烈昂奋的。
10月间，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召开常委会，蒋经国以常委身份建议在后援会中另设一个行动委员会，小蒋为主任委员，周百皆（蒋的秘书）、曾伯雄（进步教师）和汤彤瑢为委员。并在该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农民工作团，由曾伯雄任团长，汤任队长。任务是准备在南昌沦陷后到乡下打游击。
汤和一些青年朋友就这样在南昌近郊莲塘、樵舍等处，顶风冒雪地干了起来。从此以后，周百皆成了汤和小蒋之间联系的纽带。不久，小蒋同周百皆都到抚州新兵督练处去了。汤也就被调离了该团。
“蒋太子”行为方式很新鲜
蒋经国到保安处上班后，无事可做，甚感无聊。因为日常工作都由处长、参谋长处理。他只好自己找事做。
有一天早上，他身穿便服，头戴一顶半新半旧的遮眼礼帽，独自在南昌市区走街串巷。逛到府学前东侧的菜市场，他看见一个国民党警察正在殴打一个卖菜的农民，警察扭住农民的胸口上衣，脚踩菜筐，气势汹汹地向农民拳打脚踢。
小蒋看不下去，走上前去把警察拉开，顺手一推，警察猛不防往后退了好几步。一群男女老少围上来看热闹，人群中议论纷纷：“恶狗碰到恶猪婆，看他怎奈何！”
只见被奚落为“恶狗”的警察火冒三丈，拖住眼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恶猪婆”喝问：“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们的事！”
蒋经国没有回话，只是在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在警察眼前一晃。警察不看名片也罢，骤然一看名片上“蒋经国”三个字，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刚才还是神气十足的“恶狗”，一下子蔫成呆鸡，忙不迭“立正”、“敬礼”。
那时的南昌市的警察的确凶恶。南昌市号称“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国民党的省、市首脑对整顿市容和检查街道清洁，正搞得热火朝天。一伙警察把经念歪了，借此机会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南昌市警察局长黄光斗对敲诈勒索老百姓格外来劲，经常亲自督阵，闹得满城鸡飞狗跳墙。群众怨声载道，说：“南昌出了黄光斗，迷死猫儿害死狗。”局长既然如此暴戾，无怪乎警察对市民百姓逞威行凶，殴打卖菜老农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蒋经国看到警察软了下来，用告诫的口气说：“警察对老百姓要讲道理，哪能动手打人？下次如再胡闹，便要处分你！”说完，在菜市场转了一圈，径自离去。
警察当场丢丑，当然也是对黄光斗局长的一个打击。事后，黄光斗埋怨那个警察连蒋经国都不认得，其实小蒋如此行为方式，他心里也犯憷，于是连忙严令：“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警察打人，罪加一等。”
1938年初的某一天，小蒋在侍从的陪同下，身着便服游逛南昌街市，步行到豫章公园（今中山堂）对门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进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踏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小蒋跑过去看，原来是在房间里吃饭的一位上校军官，因招待员上饭稍慢了一点，就大发雷霆，将端上来的一碗饭朝服务员迎面泼过去，还打了服务员几个耳光，十分盛气凌人，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小蒋本来就喜欢打抱不平管闲事，见此情景更是火窜脑门，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你身为军官，岂允许侵犯人身？”
那军官见对方是个其貌不扬的“普通市民”，便傲慢地反唇相讥：“你是什么东西？关你屁事！多管闲事。”
居然被称为“东西”，蒋经国被激怒了，责问那军官：“你违反军纪，殴打店员，是不是犯法？我倒要问你是什么东西？”
那军官有眼无珠，不知对方的来头，气势汹汹地掏出手枪，在桌上一拍，喝道：“老子毙了你！”
小蒋的侍从正待拔枪，被蒋制止，但那军官还在神气十足，骂骂咧咧。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己的名片。名片就是等级就是特权，“蒋经国”三个字比所有官衔都值钱，小蒋本心虽然不讲特权，平易近人，但在特定场合他也要使使名片代表的特权。那军官一见名片脸色大变，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名片镇住了，显出了一副狼狈的样子，连连认错求饶。三街两市观热闹的百姓则拍手叫好。
小蒋看了一看军官番号和符号，便随手写了一张字条，递给那军官，厉声说：“我命令你，拿这张字条，自动到军法处去报到，听候处理。”
那军官一看字条吓软了，立时臭汗淋淋，立正敬礼，当面请罪。蒋经国把手一扬，那军官屁滚尿流地拿着字条灰溜溜走了。
后来蒋经国告诉毛宁邵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阿爹，以后关了那个军官六个月的班房。”
管了警察又治军官，小蒋因为这“菜市场”和“六扒馆”事件 ，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誉。
小蒋在街头转悠得多了，便渐渐了解了一些民情，知道了警察、军官后面的一些污七八糟的事，在一些公开场合直率地指责当时的江西省政府民主作风欠佳，官僚腐败风气甚盛。
他的这些言行，严重地损伤了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利益，引起官场许多人私下议论和不满。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1）
小蒋“私行察访”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1938年的元宵节，他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
毛宁邵开车送他到景德镇，刚住下，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都来向蒋经国借钱买烟抽，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蒋副处长兼任着江西伤亡管理处长，找到他就有办法。伤兵们把大门围住了。当时，恰好毛宁邵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毛宁邵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吧。伤兵们散了，准备明天再来。晚上毛宁邵和蒋经国商量，惹不起躲得起，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让难缠的伤兵们扑了个空。
他并没有离开景德镇，而是化妆成平民百姓，穿布衣，着草鞋，出没民间。他突然来到乐平。当时彭克勤任县长，酆景福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小蒋不公开拜访他们，悄悄地住进一家旅店里，每日便服简从，出没于城市乡村，混迹在大街小巷，东瞧瞧，西听听，了解民间疾苦，搜集社会弊病。他居无定所，行无定踪，究竟在乐平呆了多久，谁也说不清。弄得专员和县长到处打听他的行踪，惊恐不安。
最后，小蒋终于在县政府露面，赫赫“蒋太子”，突然下访小小县令，让彭克勤这个芝麻官手脚失措，啼笑皆非。
次日，小蒋饬令彭克勤召集保甲长，火速口头通知各家各户，要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
阴天细雨，又是元宵刚过，乡民们都还窝在家里烤火、打牌，一般都不会出门。这天男女老少齐出动，多半出于好奇心，想瞻仰一下“太子”的风貌，济济一堂，连门口和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大家昂首翘立，静候“太子”驾到。
衙门都难进，老百姓平时也不愿意靠近。这天县府门口却撤去了岗哨，大开正门，任凭自由出入。礼堂不加任何布置，台上不设任何座椅，不摆花卉。只是在讲台上放一张长条桌，后面用个木架撑着一块大黑板，条桌上放一匣粉笔和一块擦子，和课堂一式无二。这大概是小蒋的要求，好让老百姓不感到拘束。
不久，彭县长恭引蒋处长登上讲台。百姓眼中的“蒋太子”中等身材，有点胖，身穿戎装，神采奕奕。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讲写写，写写讲讲，好像教师上课一般，足足讲了大半天。彭克勤则毕恭毕敬以立正姿势侍立在侧，当讲到官吏受贿、苛政虐民等弊端时，彭县长芒刺在背更是汗流额面，无地自容，可怜又复可笑。百姓则窃窃私语，指指划划，好不开心。
他们最开心的还是小蒋的讲话，说出了人民的疾苦和群众的心声，说出了一些平民百姓平素敢怒而不敢言的事，批评了国民党军政部门的许多弊端。他讲得慷慨激昂，痛心疾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时间虽长，无一人中途退场。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间或有人唏嘘嗟叹而已。
小蒋的演说才能当地官吏无人可比，更无人可比的是他不讲空话，痛贬时弊都举出许多实例，亦庄亦谐，形象生动。
实例之一：“克扣粮饷”，不给士兵吃饱。
当时乐平县设有一个自卫大队，队部设在大寺上“上谕亭”（清代迎接圣旨的地方，后改为女子小学）。其中有个军官，南昌人，长着一颗患过癞痢的光秃秃的脑袋，绰号“蕃瓜头”，为人凶悍，常见他打骂士兵和百姓。一天，自卫队开午饭，他手执皮鞭，站在饭甑旁边监督士兵盛饭，一般大的饭碗，不准冒尖，不准压紧，不准再添，多数士兵吃不饱。谁想多盛一点，“蕃瓜头”举手就是一鞭。这个情景正巧被微服的小蒋亲眼看见，这个军官就倒了大霉。蒋处长在大会上火冒三丈地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自卫队连饭都不让士兵吃饱，还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吗？国家发给每人每月4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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