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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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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骥对蒋经国的私人生活，也敢直言不讳，直犯“龙颜”。如对章亚若的问题，因亚若系吴骥妹夫章浩若的胞姐，他比别人更知底细，为此，曾对小蒋提出过尖锐批评，甚至敢在他面前摔碎酒坛子，提出警告。
吴骥性情相当火爆，说话嗓门很大，发脾气时眼似铜铃，有点吓人。可是他那双眼睛却不势利，对于那些在政治舞台上跑“红”的“贵人”，从不讨好拉拢；对于那些倒了霉的人，也不落井下石，只要对方不是汉奸坏蛋，他还会拉上一把。他的性格底色是刚直厚道，不虚假敷衍，而是把内心的东西摆在脸上形诸于色出之于口。他最讨厌省警二大队大队长张寿椿，虽知道张当时是蒋经国的红人，但他看不惯张的油腔滑调，说张是笑面狐狸。张寿椿见了他，一个劲笑容可掬地点头哈腰，他却只是略为颔首而已，连话都不愿与他讲。有一次张寿椿财迷心窍，为了营救一个抓起来的鸦片烟鬼，指引烟鬼的姨娘向吴请求，微露许以重酬之意。吴骥铁面无私地斥责他：“朱经理有钱，儿子犯了法也要严办，钱不能买到国法！”张被吴骥狠狠刮了一顿，狼狈而去，从此张对吴恨入骨髓，可又无可奈何。
吴骥夫妇的生活作风也很俭朴。吴夫人帅春如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刻苦耐劳，勤俭持家。1942年元旦，赣州遭到大轰炸以后，他们的家搬到水西乡梨园背，租了一栋普通民房，前有晒场，后有菜圃，屋子里陈设简单，但富于田园情趣。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是吴骥手笔：上联是“勤能补拙”，下联是“俭可养廉”。这是他夫妇俩的生活信条。蒋经国知道吴骥清廉，赡养一家老小，手中很不宽裕，逢年过节时，都会送一笔钱给他贴补家用，直到吴骥离开赣南。
吴骥比蒋经国大几岁，阅历也较广，看问题比较全面，他向蒋经国提意见，并不是也不敢有意跟他打擂台作对，而是本色表现，开诚相见，耿直进言。目的是为了蒋经国的事业发展和政治前途。吴骥好比是蒋经国的一面镜子，小蒋也十分需要这面镜子，他有时也肯照照，但终究是不太喜欢照见自己不体面的一面，因而他也就没有十分重视这面镜子。后来，吴骥心里有些不舒眼，他感到“尊而不重”的精神待遇，不好消受，就打定注意离开赣南。
恰逢1944年年底战局突变，日寇南侵，赣州地方很不安全，吴骥就请长假护送母妻女儿返回铜鼓老家。蒋经国不愿意彻底失去这面镜子，吴骥请长假，他不给他转报告上去，只批准他的短假，希望他把家眷安顿好了以后再回来。吴骥口里答应了，只是说“尽可能回来”。结果还是没有回来。
吴骥是个有骨气的人。本来，他已经攀上了蒋经国这个上天梯，而且当上了二把手，他完全可以直上青云。可是，他竟然毫不可惜地放弃了这个前程，另谋出路。
一路拣人才 一路丢人才（2）
蒋经国也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分手以后，蒋经国头脑冷静下来，想清楚了这面镜子的好处，常萌怀旧之情。三年以后，他听说吴骥在家乡办教育，当了铜鼓县中校长。他感到屈了才，立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他到南京去玩。吴骥接此信后，到南京去见了蒋经国，久别重逢，畅叙契阔，小蒋念旧，立即向当时的江西省主席方天推荐吴骥，方天立即任命吴骥为波阳县县长。
蒋经国青云一路，培养运用了不少人才，也丢失了不少像吴骥、徐君虎、高理文这样的人才。
赣南系对蒋经国贡献极大，他后来带着赣南时期的同一战壕的战友，转战南北，只是到最后，赣南系才在几十年的风雨中，被主子整得七零八落。连一直信任的股肱之人王升，最后也被冷落一边了。在他身边的赣南系干部已经硕果不存。
也有人认为“一路捡人才，一路丢人才”是十分正常的，无可厚非，政治家在政治的各个阶梯上，所需要的人才层次是不一样的，就得“吐故纳新”，根据需要改造人才结构。所以，小蒋不承认他有什么“嫡系”，而是“主政一定要用贤者”，不同阶段要用不同的贤者。
从这个视角看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从赣州带到台湾的亲信漆高儒就用事实讲了这个道理。他说小蒋到台湾当了接班人后：“蒋中正留下来的人未全用，也没有不用，视需要作抉择；陈诚留下来的人，先从陈履安开始，获得重用，然后才能者都获选用，只有搞小圈子的人，才未见重用。留俄同学，一个也未重用，但保留了同学的友谊，使他们每人都有一份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在建设新赣南时期的老干部也稍有照顾，因做地方建设是优秀人才，放到中央就不一定合适，很明显，外语素养就不足。一般人以为他会用当年干校的学生为主要干部，其实不是，干校研究部的学生到台湾的有50人以上，但占重要地位的也不过10人，不会比台大、政大、成大、师大的优秀生为多。”
也有的评论说，蒋经国一生善识人才会用人才，最后却千虑一失，用错了人，将权力的接力棒交给了李登辉，自己挑选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掘墓人，弄得国民党这间百年老店“六代繁华今去也”。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么说反映他的这一面，那么说反映他的那一面。
仍在“打造乌托邦”，但已是强弩之末
萌生主政大西北念头（1）
蒋经国在赣南主政三年之后，他的父亲对他的表现相当欣慰，也认识到了儿子跟他睡的是同一张国民党的床，并无二心，只是比他干得更有朝气更有招数。领悟及此，老蒋给小蒋拍了一个电报说：“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
蒋介石为什么会由怀疑儿子搞“赤化”转为完全支持儿子“建设新赣南”呢？因为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对国民党的政治不满，全国人民和友邦都强烈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革新政治，而中外舆论都对儿子搞的“建设新赣南”很感兴趣，觉得新风扑面，纷纷赞扬并寄予希望。老蒋终于弄明白了，何不利用儿子折腾的新赣南作为开放民主、革新政治的样板，作为国民党正在谋求革新的“橱窗摆设”呢？这既有利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抵挡一些人的唠叨指责，也有利于争取外国援华支持抗战。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儿子的确不是搞“赤化”，他跟老子如今是一条心了。在赣南，拥护最高领袖蒋总裁的活动，搞得比全国任何地方都邪乎，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总裁是我们的太阳”的口号，喊得比任何地方都响亮。儿子为老子祝寿献机的规模，也是盛况空前，甲于全国。有些人告状说儿子在那里搞“赤化”，跟老子有异心，简直是挑拨离间，别有用心。老蒋明白了这一点，就一通百通了，对儿子不再有怀疑。
蒋介石不但拍电报，而且嘴巴上常予嘉勉，多为奖励，树为样板。遇有中央大员或国际友人访问东南时，他总不忘记提议到他儿子统治的赣南去看看，从此，“新赣南”和大儿子在他眼中都更吃香了。
老蒋用人是不避亲的，现在他开始认为，儿子通晓俄文，又有行政才能，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培养为新疆省主席，因为他熟知俄国的政情民意，便于收拾这个和苏联接壤的大省残局。
到了1942年，虽然苏联的援助不再经由新疆进来，这个关键省份的政治发展却转而对国民党有利。新疆有崇山峻岭，沙漠广袤，平原不毛，是众多回民定居的一块广阔大地，一般又称它为大西北。虽然遥远但鞭长可及了。
1934年，曾经在北伐时期于蒋介石麾下担任过参谋的盛世才，借苏联部队之助，掌握了新疆。盛世才的省政府实质上是苏联的傀儡，新疆实际上由苏联顾问经营，盛世才还去苏联拜见过斯大林，直至闹到要加入苏共。他跟中共也打得火热，要中共派了不少高级干部去帮助他建设新疆。但是，到了1942年初，苏联岌岌可危，显然已濒临被德军击溃的噩运，见风使舵的盛世才开始重新评估他和苏联的关系。因此，莫斯科与重庆关系冷却之际，盛世才与中央的关系却开始改善。但他还没有归顺国民党。蒋介石在逼他，在河西走廊设置重兵，相机进入新疆，不时给盛世才颜色看。
这年4月底，也就是蒋氏父子视察缅甸国民党军队后不久，蒋介石命令蒋经国参加张治中率领的西北宣慰团到西北去宣慰、考察，还要他带蒋纬国同行。此行目的是让蒋经国有机会第一手观察新疆局势，并提供政策建议。儿子了解老子经营大西北的用心，抗战已到中期，形势更为艰难，东北沦陷，华北沦陷，东南、中南被日军进逼，大西北有可能成为抗战的根据地，必须拿在手里，让儿子去接那个翻云覆雨的盛世才才放心。他要派儿子去熟悉一下西北的人事，去看看怎么才能拿到手。
此行非常危险，经常要在前线附近出入。启程之前，蒋介石给大儿子一颗毒药，以备一旦遭日本人俘虏时可以服用，蒋委员长的儿子被日本人俘虏岂不是笑话。小蒋由重庆搭飞机飞成都，转火车到宝鸡，再乘汽车到西安与弟弟会合。蒋纬国当时服役的装甲兵部队，驻扎在西安郊区。
两兄弟搭火车到达与日军防线相距颇近的潼关，再沿着一条民工用手开挖的壕沟，搭乘卡车到达洛阳。为了防止日军炮火攻击，确保军事运输安全，民工挖了一条4米深，足容两车交会的一条大壕沟。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在洛阳城内外，献身国防工事，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时，他就听见几万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声，使得小蒋大受感动，写了一首普罗大众的诗：“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
两兄弟以20辆卡车组织一支大车队，名曰“宣慰队”，载满布匹和礼物，预备送给沿路见到的少数民族领袖，拉拢讨好他们。到了酒泉的这天晚上，他别出心裁，邀请了蒙、回、藏、哈萨克、汉族等11位民族的代表，搞了个野餐聚会。天气跟小蒋的心情一样好，一轮明月高悬蓝色夜空，塞上旷野壮阔无垠，野地里毡子上摆满了佳肴和“葡萄美酒夜光杯”，民族兄弟们在活泼的蒋氏兄弟带领下，又吃又喝，又唱又跳，无拘无束，自由狂放，搞得民族兄弟们格外高兴欢喜，民族气氛也格外的团结友好。团结友好为的是要抗日，于是小蒋带头唱了两首抗日歌曲，回族代表则高歌《满江红》，别的族的代表也慷慨激昂唱了爱国歌曲，把抗日的劲鼓得足足的，把野餐会推向了高潮。
萌生主政大西北念头（2）
他们俩谢绝军方派兵护送，来到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边城，远眺着一片无垠的大漠，边塞景色壮丽让蒋经国大为感动，又诗兴勃发，写下：“西北，伟大的西北……你这个中华民族的古老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坟墓，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遗产都在那里蕴藏着……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惟一的力量……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他萌生了开发大西北的念头。
兄弟俩又带着宣慰团继续西进，到了敦煌，到了安西，到了大西北的最西北一站，停住了。由于新疆局势还不明朗，去新疆的时机尚未成熟，老蒋不想太快地惊动盛世才，所以命令小蒋掉头，又从青海回兰州再回重庆。回来后，他对父亲报告：只要经济开发起来，“新疆的政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他也建议，必须加强在西北地区对抗苏联和中共的势力。
蒋经国回到赣州，在赣南大礼堂作了个热情洋溢的大报告，大谈西北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是我们民族的故乡，号召有志青年回到伟大的民族故乡去。他说：“我从西北归来以后，深深地感到西北伟大。西北地大物博，的确有无穷无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说安西是我们的最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从安西到中苏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无限的热爱、无限的忠诚，用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保卫它、来发扬它。我们要促进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
蒋经国考察访问后不久，盛世才加快了和蒋介石的合作步伐。1943年初，盛世才重新加入国民党，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离新疆。同年，盛世才宣称破获苏联和中共一项“阴谋”，大肆逮捕境内共产党员，统统处以极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身为共产党派在迪化（乌鲁木齐）的代表，也不能幸免。
但是，“新疆王”盛世才也不是个善主，他很快意识到老蒋是想让小蒋插手新疆，掌握新疆大权。他对小蒋的西北考察存有戒心，防范着被“蒋大公子”取而代之，紧紧抓住新疆的党政军大权不松手。因而小蒋还没有进入新疆腹地，就半途无功而返。老蒋也放弃了让小蒋“建设大西北”的计划，让他仍回赣州去建设他的新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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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考察新疆回来，仍在赣南盯紧推动三年建设计划，虽然已是强弩之末，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劲头仍足，一心在赣南打造“乌托邦”。
三年时间过去了，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他又匆匆宣布（没有召开大会）将三年建设计划改为五年计划（1944年至1948年），延长了两年。
三年计划快到头的时候，蒋专员在酝酿五年计划。1942年2月4日，小蒋在专县县长会议上，对未来的赣南畅想了一番：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用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不用设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可看到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原先那个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容纳二万人。大礼堂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屏幕上，正在放映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了电气化的世界。
他很有想象力，但牛皮也吹得太大，不要说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二个三个五年计划也实现不了。他畅想的这幅美丽赣州，有的几十年后的现在才实现，有的到现在也没有变成现实。
不过在五年计划中，蒋经国在赣南各县办了一些事情是事实。如农业方面，兴修了一些简易的农田水利建设，发放了一些对贫苦农民的救济金等；工业方面，搞了一些手工工厂、作坊，生产了一些粗糙的日用品，如土纱毛巾、粗纱布匹、袜子、瓦罐等类东西。至于原先计划中所幻想的什么重工业钢铁、机械、飞机等，根本无法实现；文教方面，办了一所正气中学，开始还只有初中，后来才开设高中班，十一个县增设了一些小学，大约不超过二百所，还设立了一些识字班、夜校等。他原先计划要在五年内全部扫除文盲也没有实现。
他在五年计划里提倡“大国民风度”是值得称道的。他常常勉励大家要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洗脱“东亚病夫”的丑陋形象。还提出干部和群众都要有“大国民风度”的具体模式是：要有文学家的……，要有艺术家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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