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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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这般，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生祠之风甚嚣尘上。
　　那些热衷于建造生祠的官僚，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顶礼膜拜唯恐不周，当然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蓟辽总督阎鸣泰就是一个典型。他写给皇帝的请求建造生祠的奏疏，堪称一篇奇文。奇文共欣赏，不妨一字不改照引如下：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按：东厂总督魏忠贤的尊称）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你看，一个擅权乱政的野心家、阴谋家，居然被他描绘成了罕见的圣贤，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既然阎鸣泰把魏忠贤吹捧成比天还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造生祠了，还特别题写了“广恩”匾额，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仪式，迎接魏忠贤的“喜容”（偶像）进入生祠。大小官员一起对“喜容”五拜三叩头，和迎接皇帝一模一样。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颇有反感，只作了一个长揖，没有跪拜，巡抚刘诏打小报告，魏忠贤立即命锦衣卫派人把他逮捕入狱。
　　这无疑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嚣张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做得更加离谱，他所举行的迎接“喜容”的仪式，隆重程度超过蓟州。据当时人描写，“喜容”有仪仗队前导，如同迎接皇帝的礼仪，一干人等行五拜三叩头礼。待到“喜容”在生祠中安置妥当之后，黄运泰率领文武官员来到丹墀下，整齐排列，再度五拜三叩头。然后黄运泰到“喜容”前面致词：在下某某在某年因某事承蒙九千岁（按：阉党分子对魏忠贤的尊称）扶植，叩头表示感谢；又某年承蒙九千岁提拔，再次叩头感谢。致词完毕，退回原位，再行五拜三叩头礼。旁观者都累得汗流浃背，黄运泰却得意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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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7）
令人感兴趣的是，被这批无耻之徒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喜容”（偶像），是个什么模样呢？
　　它完全是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头戴冠冕，身穿袍服，眼耳口鼻手足就像一个活人，发髻处有一个空穴，可以安插四时花朵，腹中充满金玉珠宝。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作为崇拜对象供奉起来，竟然是这般模样。在他的身旁，悬挂着镏金的对联，褒奖之词无以复加，例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
　　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了。
　　令人齿冷的是，如痴如狂崇拜魏忠贤的官僚，未必不知道这个政治小丑的底细；未必不知道这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低贱的“小火者”；未必不知道此人凭借阴谋权术，一步步爬到宫内太监的顶层，专擅朝政，野心勃勃。这种个人崇拜并非出于真心，并非敬仰他的道德品质，而是别有所图的政治投机。
　　李逊之《三朝野记》记载当时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时指出，朝廷上下一片疯狂：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充满了“扬诩赞叹”之词，“几同劝进”——几乎有劝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势；而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朱批，也是“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朱长祚在《玉镜新谭》中感慨地写道：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按：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按：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更有甚者，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国立大学学生）陆万龄，唯恐魏忠贤不知道自己的赤胆忠心，居然向皇帝提出，在孔庙中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祀孔子的父亲；并且主张在国子监西侧建造魏忠贤生祠。理由是，魏忠贤铲除“东林党”，犹如孔子杀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笔削《春秋》。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阉竖和儒学大师一起配祀孔子，岂不是热昏了头！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也愈来愈离奇，有什么“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等等。把“千岁”、“九千岁”这些皇室勋戚的尊称用于一个太监，已经够出格的了，然而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据吕毖《明朝小史》记载，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在魏忠贤面前连干儿义子都挨不上，居然以干孙子自居，对他行五拜三叩头礼，口中高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如果明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1627）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朱由校的绝嗣
　　天启五年（1625）五月十八日，朱由校在客氏与魏忠贤陪同下，祭祀方泽祭坛后，来到西苑游乐。客、魏二人在桥北浅水处游船上饮酒寻欢，朱由校在两名亲信太监引导下，在深水处荡漾小舟，相顾欢笑，俨然神仙一般。忽然间，一阵狂风呼啸而来，掀翻了小舟，三人一起落水，两岸随从顿时惊惶失措。经过手忙脚乱的抢救，朱由校幸免于难，两名太监溺水身亡。魏忠贤因护驾失职，专门在七月十五日到大高元殿作佛事###，放河灯追荐亡灵。朱由校虽然没有被淹死，但受到此番惊吓，本来不佳的身体从此每况愈下。
　　天启七年夏，朱由校病情加剧，引起朝廷上下的密切关注，请安的奏疏不断送进宫里。内阁首辅黄立极率领文武百官到宫门问候，朱由校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他们。待御医报告了治疗情况后，他向大臣们说，朕的身体素来虚弱，近来因为辽东战事焦虑劳累，终于病倒，目前正在静心休养，凡是重大朝廷政务全由阁臣和厂臣（魏忠贤）商讨对策，用心赞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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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8）
看来，朱由校自知病入膏肓，已经在安排后事了。终于，在八月十二日他作出了平生最重要的决定。这一天，内阁首辅黄立极率领众大臣来到乾清宫西暖阁，接受皇上的召见。他们察觉到，一向对朝政不感兴趣的皇上，病重之后却念念不忘国事。这大概也可以算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少顷，朱由校向大臣们发布了他在位时的最后一道谕旨。这道谕旨十分重要，事先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深思熟虑。除了再次重申他对王体乾、魏忠贤的信任之外，透露了他昨天单独召见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的事。召见时商谈的内容没有明说，其用意已在不言之中——由信王继承皇位。他要让大臣们明白，这是他自己在清醒时作出的安排。
　　朱由校为什么要传位给五弟朱由检呢？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他本人没有子嗣。怎么会没有子嗣呢？《明史·诸王传》明明记载，熹宗有三个儿子：慈然、慈育、慈炅，但仔细一看，他们都夭折了。
　　皇后张氏在天启三年（1623）怀孕。皇后诞生长子，非同小可，日后肯定成为皇太子、皇位继承人。可是，如此一个宝贝，怎么就流产了呢？
　　原来是客氏、魏忠贤在背后捣鬼。
　　孕育皇长子的皇后张氏，不但体态秀美，而且品行端正，常常指责客氏、魏忠贤变乱宫中规矩，恣意横行；有一次还在慈宁宫训斥客氏，意欲绳之以法。客、魏二人怀恨在心，试图报复、陷害，散布流言蜚语，说皇后张氏并非河南祥符人张国纪（封为太康伯）之女，离间帝后关系。天启三年皇后怀孕，倘生一子，皇后的地位将不可动摇。客、魏二人心有不甘，设计暗害，调换皇后身边的宫女，安插自己的亲信，伺机下手。十月十二日皇后流产，果然是一个男孩。
　　史料表明，这是客、魏二人一手策划的阴谋。纪昀（纪晓岚）的《明懿安皇后外传》如此写道：天启三年，（皇）后有（妊）娠，客、魏尽逐宫人之异己者，而以私人承应。（皇）后腰胁伤痛，召宫人使捶之，宫人阴欲损其胎，捶之过猛，竟损元子（长子）焉。抱阳生的《甲申朝事小纪》也有类似记载：天启时，客氏以乳母擅宠，妒不容（皇）后有子……及张后有孕，客氏暗嘱宫人，于捻背时重捻腰间，孕坠。此事宫廷内外都有所传闻，故而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这一阴谋就成了第十条罪状：由于客氏和魏忠贤的阴谋，使得皇上“不能保其第一子”。
　　朱由校的次子慈育，是慧妃范氏在天启三年（1623）十月二十二日所生。在皇长子夭折后，又降生一子，朱由校喜出望外，又是大赦天下，又是进奉慧妃范氏为皇贵妃，为册立次子为皇太子创造条件。可是好景不长，还不到一年，次子慈育夭折。
　　此后，裕妃张氏怀孕了。裕妃性情刚烈，无意中得罪了客、魏，被他们看作眼中钉，遂假传圣旨，把裕妃幽禁起来，断绝饮食。一个下雨天，饥渴的裕妃爬到屋外，匍匐在地上，饮屋檐滴下的雨水，气绝身亡，还未成型的儿子胎死腹中。此事也成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第九条罪状：裕妃有喜，中外欣欣相告。魏忠贤因为她不肯依附自己，嘱咐亲信，扬言裕妃捏造有喜信息，于是假传圣旨，勒令自尽。
　　朱由校的第三子慈炅，是容妃任氏在天启五年（1625）十月初一日所生。不久，容妃任氏因生育皇三子而被册封为皇贵妃，看得出来朱由校在连丧二子以后，对于皇三子是寄予厚望的。不料，他仅仅活了八个月，就夭折了。朱由校特地下达圣旨，强调第三子的诞生，是“国本攸关”的大事，却出乎意料地未满周岁而死，所以特地追加谥号“献怀太子”。
　　宫廷内部斗争之险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迹象表明，客氏、魏忠贤擅权跋扈，他们不愿意皇帝有子嗣，是别有所图的。如果说，朱由校的绝嗣是客、魏一手造成，恐怕不算过分的夸张。
　　兄终弟及，朱由检继位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9）
既然皇帝绝嗣，皇位的继承人只有按照“兄终弟及”原则，在他的弟弟中选择了。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有七个儿子，长子就是朱由校，其余诸子大多年幼夭折，硕果仅存的只有五子朱由检。朱由校一死，皇位只能传给朱由检了。但是，这是客、魏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他们希望由可以控制的傀儡来继位。
　　朱由检与朱由校是同父异母兄弟，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比他的长兄小五岁。天启二年（1622），他被册封为信王。天启六年（1626），他已经成年，按照惯例，必须从内宫迁出，前往信王府邸，正式开始他的藩王生活。次年，十八岁的信王举行了婚礼，王妃周氏是城南兵马司副指挥周奎之女，由皇嫂——懿安皇后亲自从三名候选人中圈定的。
　　朱由校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昏庸，但是对于皇后张氏、五弟朱由检，却十分注重情义。有两件事最能说明问题。
　　其一是，某日，宫门内发现匿名传单，上面列举魏忠贤种种劣迹。魏忠贤怀疑此事出于皇后之父太康伯张国纪等人之手，企图抓住机会整一下张国纪，从而动摇皇后的地位，由自己的侄儿魏良卿之女取而代之。他指使顺天府丞刘志选上疏诬陷张国纪。朱由校果断地下旨谴责刘志选，使得阉党分子不敢轻举妄动。
　　其二是，某日，朱由校来到皇后宫中，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函书，便问皇后在看什么书，皇后回答说《赵高传》。魏忠贤得悉此事，认为皇后以赵高影射他，怒不可遏，次日就在宫内埋伏全副武装的士兵。朱由校发现后，立即命令把这些士兵押送东厂、锦衣卫处置。魏忠贤企图借题发挥，诬告张国纪“谋立信王”，大开杀戒。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一向对魏忠贤唯命是从，这次却极力劝阻，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主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如有不测，我辈就没命了。魏忠贤听了大惊失色，只得偃旗息鼓。
　　“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寥寥数语，道出了朱由校对皇后与五弟的信任，这一点正是日后五弟朱由检在皇后支持下顺利继位的重要保障。
　　朱由校病危时，想到了五弟朱由检，八月十一日单独召见朱由检。朱由检与皇兄从小一起长大，自然有着同胞亲情，鉴于当时魏忠贤专政，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朱由检也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威胁，不得不表现出淡于权势的姿态，韬光养晦。按照《崇祯长编》的说法，朱由检“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这是一种大智若愚的韬晦之计，以远离政治和权力的方式，躲避权势倾轧，避免引起魏忠贤的猜忌。
　　这次接到皇兄的召见，无法推辞，他来到乾清宫西暖阁，向皇兄请安问疾。不料皇兄语出惊人：“来！吾弟当为尧舜。”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虽然没有明说要他继承皇位，但是已经尽在不言中，希望五弟成为尧舜般的圣君。以朱由检的学识涵养，当然心领神会，不过他对于担当如此重任毫无思想准备，顿时有些惶恐，不敢答应，也不敢推辞。沉默了一阵之后，他才回答：“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他的意思是说，陛下千万不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深知魏忠贤最为忌惮他的就是这一点，他长期以来韬光养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不得不委婉推辞。但是，朱由校早已深思熟虑，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不容他推辞，再三勉励，并叮嘱他继承皇位后必须注意两件事：一是要善待皇后张氏，二是继续重用魏忠贤。对于皇兄的临终嘱托，朱由检已经没有推辞的余地。对于前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由于幼年丧母，对于皇嫂他一向尊如母后，充满感激之情；对于后一点，却颇为棘手。这些年为了消除魏忠贤的疑忌，他总是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印象：衣冠不整，不见太监，目不旁视，不苟言笑。现在既要继承皇位，又要重用魏忠贤，使他感到如骑虎背，进退两难，必须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化解这个两难选择。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10）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逝世，年仅二十三岁。
　　皇帝驾崩，魏忠贤封锁消息，秘不发丧。显然，他是别有用心的。这个野心家对于“九千九百岁”仍不满足，妄想再高升一步。几天前，他就和大臣们议论善后事宜，提出由他垂帘摄政的方案，企图把未来的皇帝当作傀儡。内阁大学士施凤来一向对他唯唯诺诺，但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表示断然反对。魏忠贤只好作罢。
　　魏忠贤并非等闲之辈，此计不行，再出一计。自从皇帝召见信王以来，他就和掌握宫廷警卫大权的锦衣卫都督田尔耕秘密商量发动宫廷政变。田尔耕虽然是“阉党”骨干分子，却不敢密谋造反，不支持魏忠贤的提议。魏忠贤又和另一个亲信、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