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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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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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3）
所谓“对食”，是宫中特殊环境中形成的非典型夫妻关系。客氏是一个淫荡妇女，原先与太监魏朝结为“对食”，后来喜新厌旧，与仪表不凡的魏忠贤结为“对食”。这在《明史·魏忠贤传》中有明确记载：“长孙（朱由校）乳媪曰客氏，素私侍（魏）朝，所谓‘对食’者也。及（魏）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魏）朝，而爱（魏）忠贤，两人深相结。”
　　从此，魏、客二人配合默契，轮流休假，不使大全旁落。朱由校就在这两个人的包围之下，成为傀儡。正如计六奇《明季北略》所说，熹宗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早晚形影不离；外有魏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魏忠贤与客氏，表里为奸，完全操纵宫内事权。《明史·魏忠贤传》说：“客氏阴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为了爬上权力的顶峰，扫除障碍，二人先后对恩人魏朝、王安下毒手，把他们杀死。利用皇帝的信任，这两个心狠手辣的宵小之徒，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
　　魏忠贤与阉党专政
　　所谓“阉党”，其实并不是什么“党”，而是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帮派。魏忠贤这个太监头目，掌控宫廷内外大权，利用皇帝的昏庸，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网罗亲信，结帮拉派。《明史·魏忠贤传》说，太监中除了王体乾以外，还有李永贞、涂文辅、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多人，文臣中有政府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之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中有掌管锦衣卫等特务部门的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专门杀戮反对派，号称“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内外呼应，号称“十狗”，此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盘踞各级要害部门。从内阁、六部到各省的总督、巡抚，都有魏忠贤的死党。这个死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阉党”，以专权乱政为能事，把政局搞得一团糟。
　　朝廷中的正直官员，不畏强暴，和“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
　　天启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反驳“阉党”分子朱童蒙对北京首善书院的无端攻击——提倡门户之见。邹、冯二人指出，书院讲学是为了探讨儒家经典，用学术来端正人心，把朱童蒙之流驳得哑口无言。其实，“阉党”之所以反对书院，根本目的是禁止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既然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暴力镇压。魏忠贤利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在知识分子中间享有崇高声誉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关内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等，都惨遭厄运。
　　就在同一年，刚刚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上疏弹劾魏忠贤把持朝政，皇帝上朝犹如“傀儡登场”。魏忠贤机敏地抓住“傀儡”二字大做文章，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把万岁比作傀儡。文震孟因此遭到革职处分。这种过于露骨的打击报复，激起同僚的不满。同科进士、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在奏疏中抨击魏忠贤“窃弄”权柄，“内降”圣旨，拉大旗当虎皮，打着“圣旨”的幌子，排斥异己势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也遭到“圣旨”的斥责：“党护同乡，窥探上意。”遭到严厉的处分。
　　此后，魏忠贤进一步网罗党羽，把言听计从的大臣如朱国祚、顾秉谦、魏广微之流，引进内阁，控制中央政府的大权；并且指使亲信，攻击正直官员，陷人于法，政坛上一派恐怖肃杀之气。
　　天启四年（1624），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掀起了声势汹涌的“倒魏”风潮。
　　古代有这样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的人，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的人，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向上爬，学会了明哲保身，曲阿附世，不敢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官场风气由此而腐败不堪。然而士大夫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前仆后继，成为历史的亮色。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4）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出任常熟知县，清正廉明，被举荐为“廉吏第一”。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以敢于抨击恶势力而闻名于政坛。《明史》称赞他“为人磊落，负奇节”，这七个字的评语，他是当之无愧的。“阉党”分子炮制的黑名单《东林点将录》，给他的名号是“大刀手”，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显现出“阉党”心目中杨涟的厉害——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大刀手”。
　　杨涟果然是一个“大刀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他的长篇弹劾奏疏，尖锐泼辣，无所顾忌，指责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幸，作威作福，专权乱政，希望皇上立刻予以查办。为此，他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魏忠贤于死地，例如：
　　——假传圣旨，三五成群勒逼喧嚷，致使朝堂成为喧闹的集市，败坏了祖宗二百余年的政体；
　　——不容正直大臣在朝廷有立足之地，不是指使亲信在朝堂上喧嚷侮辱，便是交构诬陷，迫使他们罢官而去。对于柔媚附和的小人，则破格起用。凡是赞成他的就是好人，反对他的就是坏人；
　　——一手操纵朝廷头等大事——增补内阁成员，排斥先进分子，安插亲信，企图形成“门生宰相”的局面；
　　——勾结奉圣夫人客氏，联手害死皇后所生长子，假传圣旨勒令怀孕的妃子自尽，致使皇上无嗣绝后；
　　——东厂原本用来侦查奸细缉拿人犯，魏忠贤利用它来扰民，搞得鸡犬不宁，假公济私，陷害忠良，网罗密布，官民如有片言违忤，立即逮捕，比当年权阉汪直的西厂有过之而无不及；
　　——祖宗法制，宫内不许屯驻军队，原有深意。魏忠贤在宫内擅自组建称为“内操”的军队，由亲信党羽操纵，究竟意欲何为？
　　——近日魏忠贤前往涿州进香，一路上骑兵簇拥如云，蟒袍玉带的官僚追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皇上驾临。魏忠贤把自己看作什么人？
　　在奏疏的最后，杨涟写下了这样的警策之句：“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麽小丑？”有鉴于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把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
　　杨涟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朝廷上下正直官员的斗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倒魏”风潮，接二连三地弹劾魏忠贤。不可一世的魏忠贤毕竟心虚，不得不以退为进，向皇帝提出，辞去东厂总督太监之职；然后示意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代皇帝草拟一道圣旨，予以挽留。风声一过，他立即疯狂反扑。先是迫使主张魏忠贤自动辞职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接着，在魏广微的策划下，把弹劾魏忠贤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大臣罢官、革职，使得内阁、六部、都察院等部门，几乎全部落入“阉党”控制之下。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
　　所谓“六君子之狱”，是假借圣旨名义，逮捕杨涟以及支持杨涟的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以“追赃”为借口，严刑拷打。
　　杨涟首当其冲。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遵循魏忠贤的旨意，对杨涟进行残酷折磨。遭受多次酷刑，杨涟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依然坚贞不屈。许显纯使用钢刷，把杨涟的皮肤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魏忠贤不断以皇帝圣旨的名义，下令许显纯严厉“追比”，并且要五天报告一次。许显纯见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难题推给刑部，遭到魏忠贤严厉谴责，只得加重刑罚，用铜锤敲打，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最后索性用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颅，活活把杨涟折磨至死。而凶手许显纯向朝廷的报告，公然写着：杨涟“病故”。这也叫“病故”！简直是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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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5）
誓死不屈的杨涟在狱中留下了绝笔。一个刚直不阿的心灵的最后呼喊，令人震撼。他的绝笔写道：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据说这篇二千余字的绝笔写成后，杨涟托付给难友顾大章，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大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藏于监狱的墙壁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子易手上。
　　杨涟死前还写了一篇一百二十八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人们从血书中看到了一位忠义之士抨击权奸引来杀身之祸而无怨无悔的心态，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请看：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字字血，声声泪，读来令人心酸，令人震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高级官僚，作为正义的喉舌，声讨邪恶势力，居然死得如此之惨。人们在感慨唏嘘之余，似乎可以感受到“阉党”专政的淫威，使人心悸，使人透不过气来，更使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六君子之狱”以及后来的“七君子之狱”，遭到迫害的诸君子，都和杨涟一样被折磨至死，遗体被家属领回时，已经皮肉腐烂，面目全非，生前所受酷刑，依稀可见。
　　所谓“七君子之狱”，是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异己势力的既定步骤，用“欺君蔑旨”的借口，把支持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顺昌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
　　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早在天启四年（1624）二月就向皇帝上疏，议论时政十大失误，锋芒毕露地谴责“阉党”专政。他如此写道：执政者不顾国家安危，误国者护掩政治腐败，不及时提拔贤能辞退不肖之徒，继续把正直之士看作仇敌，陛下难道不为国家担忧吗？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使魏忠贤暴跳如雷，企图假借皇帝名义，对黄尊素施加廷杖的酷刑。由于内阁大学士韩爌极力营救，才改为剥夺俸禄一年。四个月以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黄尊素奋起响应，在奏疏中大声疾呼：
　　——天下难道有政权归于近幸太监掌握，皇帝大权旁落，而世界可以清明的先例吗？朝廷内外舆论汹涌，人人都要食其肉寝其皮，这样的人还可以留在皇帝左右吗？
　　——现在魏忠贤横行不法的罪状已经揭露无遗，陛下如果再不早作决断，此辈眼看理屈词穷，势必更加无所顾忌。魏忠贤必然不肯收回已经放纵的缰绳，而痛改前非；魏忠贤的死党必然不肯收回已经驶出的贼船，而默默地听任冰山消融。此辈先前与士大夫为仇敌，进一步必将以陛下为赌注。
　　魏忠贤恨得咬牙切齿，指使亲信曹钦程诬陷黄尊素，什么“专击善类”，什么“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之类，假传圣旨，把他罢官；之后不久，又把他逮捕入狱。在锦衣卫镇抚司监狱中，黄尊素遭到许显纯、崔应元的严刑拷打，体无完肤，血肉淋漓。临死前留下遗诗：正气长流海岳仇，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鹦声杂值金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惟取忠魂泣镯镂。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却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专制时代算不上罕见现象，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时代的畸形政治，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劣根性，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6）
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各地的官僚掀起了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政治运动。中国自古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建造祠堂祭祀死去的祖先。为活着的人建造祠堂，称为“生祠”，则闻所未闻。毫无疑问它是那个专制时代的畸形政治现象，满足了崇拜者与被崇拜者各自的功利目的，正所谓各得其所。
　　“生祠”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建议，应该为功德无量的魏忠贤建立生祠。这个善于拍马溜须的官僚在奏疏中说，魏忠贤心思勤奋，体谅国家，心中念念不忘抚恤人民，由于他的德政，浙江延续百年的陋习积弊完全消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一致请求为他建立生祠，向他祝福。明眼人一看便知，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阿谀奉承之词，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阉党”专政的恐怖景象涂抹成为“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
　　这当然是魏忠贤求之不得的大礼，正中下怀，于是体现魏忠贤意志的“圣旨”这样写道：鉴于魏忠贤心勤为国，体恤人民，接受民众的请求，批准地方政府为他营造生祠，“以垂不朽”。昏庸的皇帝还特地为生祠题写“普德”的匾额，用明白无误的姿态为生祠运动推波助澜。
　　这个先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与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一时间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有人策划，有人造势，有人出钱，有人献房，搞得昏天黑地。
　　应天巡抚毛一鹭把生祠建在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建造多处生祠，宣大总督张朴在宣府、大同建造生祠，山西巡抚曹尔桢在五台山建造生祠。这种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蔓延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把生祠造到了卢沟桥边上，京城的巡视御史黄宪卿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外，顺天知府李春茂则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内。有些无耻官僚还把生祠造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把生祠造在南京孝陵（明太祖坟墓）前，河道总督薛茂相把生祠造在凤阳皇陵（明太祖父母坟墓）旁。
　　如此这般，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生祠之风甚嚣尘上。
　　那些热衷于建造生祠的官僚，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顶礼膜拜唯恐不周，当然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