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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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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据襄王的次子朱常澄报告，他们当时耳闻目睹的情况是这样的：“二月初四日夜三鼓（三更），遍地举火，满城从睡梦中惊突奔窜，民与兵与贼搅浑，狂奔于烟火熏灼之中。”
天明后，张献忠进入襄阳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解到西门城楼上，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声大喊：“求千岁爷爷饶命！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不无得意地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要借他的脑袋派用场，大惊失色，连忙讨好说：“（襄王）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死了。
殊不知张献忠不吃这一套，他有更高的目标——杀襄王而置杨嗣昌于死地，非常干脆地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他的意思很明显，襄王一死，杨嗣昌这个督师辅臣就得以“陷藩”这一罪名而伏法。
说罢，张献忠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王室成员四十三人。然后，打开王府仓库，发放十五万两银子赈济灾民。
这一切，都大大出乎杨嗣昌的预料。他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当主管郧阳、襄阳的官员提醒他注意襄阳的防务时，他反而讥讽这个官员过于怯懦。他的注意力始终盯住张献忠不放，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东进，他则由水路沿江而下，想赶在他的前面堵截。没有料到，赶到夷陵（今宜昌）时，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愤恨、悲伤种种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号啕大哭一场，这是对他最为致命的打击，最大的悲哀是：今后无脸再见皇上。
原本病重的身体，遭受这样严重的惊吓，杨嗣昌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从此饮食不进。到了沙市徐家园，已经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派人催促家属赶来诀别。万元吉问他：病情如何？为何不报告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了两个字：不敢！
此时此际的杨嗣昌，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心如死灰，苟延残喘，等死而已。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吐露了这种心情：“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
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初一日，督师辅臣杨嗣昌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关于他的死，后人众说纷纭，有的说自缢而死，有的说服毒而死，都是传闻之词。其实他早已病重，再遭福、襄二王被杀的惊吓，终于不治，即使华佗再世，也难以起死回生，何用上吊服毒？他的儿子杨山松、监军万元吉说他病死，是可信的。
远在北京皇宫的朱由检，接到万元吉送来的讣闻，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对身边的大臣叹息道：“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要他们按照内阁辅臣的礼仪安排葬礼。随即下达一道谕旨，再次强调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祭文，流露了对他始终一贯的眷顾之情，虽然没有凯旋而归，但鞠躬尽瘁的精神依然可嘉，充满了深深的惋惜、哀怜、遗憾。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从此再难寻觅杨嗣昌这样的能臣、忠臣，无怪乎他要说：“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
然而，感情毕竟不能代替法律，督师失职之罪如果不追究，今后恐怕难以驾驭群臣，朱由检不得不交代有关部门议定杨嗣昌的罪责。朝廷上下都知道皇帝对杨嗣昌的偏袒心态，有关官员故意援引经典，根据传统律法中“议请减赎”的原则，以“议功”的方式，解脱了他的罪责——由于指挥失当，导致二府、三州、十九县丢失，福王、襄王被杀，以功抵过，不予追究。这种特殊处理方式是符合皇帝本意的。尽管舆论汹涌，言官们纷纷弹劾杨嗣昌，朱由检统统不予理睬，不但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反而追赠他为太子太保。朱由检对于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崇祯皇帝手书“九思”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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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1）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朱由检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
朱由检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朱由检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朱由检：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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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2）
事实确是如此。朱由检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免朝”了。朱由检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夙夜焦劳”了。
然而，他的“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
早在崇祯五年（1632），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可喜”与“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
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
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
这种情况，以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也就是说，皇帝焦劳于上，大臣舞弊于下，日益严重。因此朱由检老是感叹：“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刻意仿效唐太宗的末世英主
朱由检十分推崇唐太宗，刻意仿效，因而既有刚毅严峻的一面，也有宽厚仁恕的另一面。由于他成了亡国之君，这另一面常常被人们忽略了。他对于孔子论“仁”的言论颇有心得，务求身体力行。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对于专门为皇帝安排的学习课程——“日讲”与“经筵”，十分重视，认真听取精通儒学的大臣讲解儒家经典。
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十八日，他参加“日讲”，听讲官（教师）讲解《论语·子罕》一章，然后召见内阁辅臣，一起探讨“仁”的真谛。
朱由检说：孔夫子谈论“仁”，如“欲立欲达”、“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使民以时”等，多处讲到“仁”，为什么说“罕言”？
蒋德璟说：圣人未尝少讲“仁”，只是门弟子领悟到了才以为“言”，没有领悟到的就以为“罕言”。
朱由检说：“命”与“仁”如何分别？
蒋德璟说：两者总是一个道理，在天为“命”，在心为“仁”。
朱由检听了表示同意，然后说“一日克复，天下归仁”，便是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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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德璟说：明白了“明德”对于天下的重要性，便是“天下归仁”。
“朕非亡国之君”（3）
朱由检听了关于“仁”的一席话，似乎豁然开朗，心情特别舒畅，说：近来天气很好，秋令甚佳。
第二天，他写了一道手谕给辅臣们，要他们把昨天议论“仁”的见解，撰写成文章，供他阅读。对于儒学经义的钻研精神，他似乎并不比进士出身的儒臣们逊色。
某次，由于“讲官”姜曰广在讲解《资治通鉴》时发生错误，朱由检本来就对《通鉴》没有兴趣，乘此机会下令停止讲解《通鉴》，改讲《春秋》。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文震孟是研究《春秋》的专家，因而被聘为“讲官”。文震孟讲解《春秋》，深得皇帝称赞，从十月十七日至二十日，连讲四天，开创了一个新纪录。二十四日文震孟讲“祭伯传”，删去“宰亘”一章。朱由检不同意删去，要他补讲，他的理由是，这一章可以看到当时朝政失宜，所以更应当讲。今后以此类推。在场的“讲官”们对皇帝如此重视历史上朝政失宜的教训，都肃然起敬，感叹道：真是罕见的英主！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十八日，朱由检在内阁辅臣陪同下视察国子监。一行人等由崇文门进入成贤街，进入国子监。举行了“释奠礼”以后，来到彝伦堂，听国子监祭酒（校长）南居仁讲解《尚书·皋陶谟》；然后听国子监司业（副校长）罗大任讲解《易经·咸卦》。讲解完毕，他特地关照礼部官员把“进士题名碑”和“石鼓文碑”，摹拓下来送给他。然后他指示随行的内阁辅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六位夫子，都有功于圣人之道，与其他从祀孔子的诸位贤者不同，应该更加优待推崇。吴婕葱戳恕侗碚谜嫒缡琛罚肭蠛擦衷汗僭北嗉读尤椤罚魑蛹嗟慕滩摹Ｖ煊杉斓奔从枰耘肌？蠢此运纬硌Т笫Φ闹魇怯兴私獾模裨虿豢赡芴岢鋈绱司咛宓囊饧！冻珈豕省分杏幸皇酌栊椿实塾霉Χ潦榈氖庋吹溃壕尤环缍仁鞘樯π怕逵缴�
提笔若随乡贡籍，也应金榜占科名。诗的笺注对此作了说明：皇上喜爱读书，各处宫室的御座左右都放了书籍，随手披览。曾经写了《四书》八股文，出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纷纷诵读。这些细节流露出朱由检的学识涵养决非泛泛，如果参加科举考试，完全可能金榜题名，所以说“提笔若随乡贡籍，也应金榜占科名”。
倪元璐是朱由检极为欣赏的大臣，升任户部尚书后仍兼任皇帝的“讲官”，有一天在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一节时，借题发挥，批评赋税加派的害处。朱由检听了很震怒，指责他这个户部尚书不称职，军饷匮乏，户部拿不出好的对策，反而讲风凉话。倪元璐听了皇帝的训斥并不动容，心平气和地解释：臣是一个儒生，所讲的虽然是书生语，却不敢怀有私利来欺骗君主。朱由检听了一时语塞。第二天，他对内阁辅臣表示，对昨日震怒有追悔之意。他希望在“日讲”和“经筵”中，不仅应该有问答，也应该有君臣之间的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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