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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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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湎媟慢，混淆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成帝大怒，要严惩谷永。王商获悉，悄悄通知谷永连夜离京返回凉州。
成帝派侍御史去抓捕谷永，但同时莫名其妙地要求他只能追到长安城外60里的交道厩，追不到就回来。
侍御史自然是追不到的，于是回来复命。成帝怒意亦稍解，颇自悔之。
既然王太后都发话了，王商感觉又是一个“清君侧”的好时机，于是故伎重施，怂恿丞相薛宣和御史大夫翟方进二人上书，请求罢免张放的官职，再把他赶回封国。
薛、翟二人所奏，确实没有冤枉张放。张放自受成帝隆宠之后，越发恣意妄为，不遵法度，以下所举，仅为一、二例。
某侍御史曾奉诏带人前往张府缉拿要犯。张放让派家奴紧闭府门，用箭弩射杀侍御史，使之不得入内。
张放曾因公事与乐府某游徼（巡逻官）结怨，便派40多名家奴在大白天手持刀枪剑弩，闯到人家的官署中去，把署中长吏子弟全都捆了起来，还打砸其器物，吓得在场的人们四处逃散。直到那位游徼自行“髠钳衣赭衣”之刑，守令史亲自向张放赤脚叩头谢罪，方才作罢。
“髠钳”是西汉刑律中一种污辱性的处罚，具体的办法是把犯人的头发剃去后再在他脖子上锁个铁圈。“赭衣”是西汉王朝的囚服。
成帝虽然很爱张放，但迫于王太后的压力，只好把他外派到北地郡（在今甘肃环县一带）任都尉。
痛失所爱，成帝自然不能把王太后怎么样。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那一幕布：薛宣由丞相免为庶人。随后不久，“帮凶”翟方进终获天子海涵而继为丞相。
相思之苦最难熬。仅过数月，成帝便又迫不及待地把张放召了回来。王太后也强硬起来，又逼着成帝把他派到了天水郡（在今甘肃通渭县一带）任属国都尉，主管当地民族事务。此后数年间，由于日食天象频发，成帝也有所顾忌，便长期不敢召他回朝。但万水千山隔不断成帝对他的深情，在此数年间，“玺书劳问不绝”。
成帝始终没有放弃与“爱人”张放重逢的努力，但每次都被王太后及大臣们齐心协力无情拆开。每次都是恋恋不舍，执其手涕泣而遣之。
深藏的阴谋（1）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是成帝生命中的倒数第二个年头。帝国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情。
成帝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入禁中，共议册立太子之事，除孔光外，其他三人均同意成帝的意见：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
孔光一人主张立中山王刘兴为太弟。其议不合圣意，被贬为廷尉。
孔光实际上早已经和王氏外戚集团暗中结成牢固的利益同盟。元帝只有3个儿子，除成帝外，还有冯奉世将军的长女冯媛昭仪生的中山王刘兴和傅昭仪生的定陶王刘康。傅昭仪一直和皇后王政君过不去，当年便一门心思想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刘骜而为储君；她生性好忌，对冯媛也充满敌意。而冯媛和王政君二人之间从来相安无事，互敬互重。立傅太后的孙子刘欣为太子（刘康已经过世）便意味着下一朝将是傅氏的天下。从王氏外戚集团的角度来看，这可是个糟糕的消息。
这便是孔光为什么会力主立刘兴为太弟的原因。
这一年，王根辞去大司马，年仅38岁的政坛新星王莽继任首辅。
丞相翟方进素与淳于长私交甚笃，还曾多次褒扬举荐之。淳于长案发，党友皆受牵连被免，但翟方进却意外幸免。
翟方进为官以来，对待同僚和下属的态度，常常强势而尖刻，苛严有余而宽爱不足，因此四面树敌。许多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把他搞下来。翟方进自己也深感无地自容，便上书请求隐退。但成帝却帮他兜着，反过来安慰他，让他放下思想包袱，继续供职。
刚刚过了不到3个月，即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二月便发生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这种罕见的天象在当时看来是大凶之兆，象征天子丧命，丞相去职。
著名的占星大师李寻便向成帝上书，语气慷慨激烈，直言不讳地指出：翟方进身为丞相，不能理阴阳、顺四时，难辞其咎。更为甚者，他特别强调对翟方进的处理不能仅仅罢免或流放了事，言下之意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其实翟方进对李寻并不薄。但他却不知道，李寻早已经投奔到了王根的门下，而翟方进与王根此前已有积怨。这个积怨完全是翟方进的小儿子翟义惹的祸。
因为有了做丞相的父亲，翟义年仅20岁便出任南阳都尉（公安厅厅长兼武警部队司令），后来又代理太守职务。南阳郡下辖的宛县县令刘立是当地名人，又与王根有姻亲。刘立欺负翟义过于年轻，根本没有把他这个代理太守当回事儿。
某日，丞相史从长安来到宛县，住在县衙招待所（时称“传舍”），刘立便带着好酒好菜前去拜访。二人正喝着酒，有下官报告说都尉（代理太守）翟义到各县视察，正好也到了宛县。
刘立根本不予理睬，依然和丞相史谈笑风生，继续推杯换盏。等翟义都已经到了招待所门外，派人进去通报，他这才慢吞吞地走出来迎接。
翟义受不了这么一个小小县令的无端冷落。他非常恼火，回去后便找了个借口把刘立召来，以“监守自盗十金”（按西汉律法，此罪当斩）和“滥杀无辜”两罪，派属吏夏恢把他绑了起来，准备押送邓县监狱。
宛县是南阳郡的大县，而且刘立也不是个善茬。夏恢心里犯虚，便借口担心在押途中被人劫走，建议翟义去邓县视察时顺便亲自把刘立押过去。
翟义说：如果要我这个都尉亲自押送，那还不如不抓他呢。
于是便把刘立关进囚车中，在宛县县城内绕了一大圈（游街）才送到邓县。
此事威震南阳。
刘家立即派出快马飞驰至长安，向王根求救。王根去找到成帝。成帝便向丞相翟方进过问此事。翟方进马上便派官员去南阳通知翟义放人。
刘立被放出来后，翟方进派去的官员回来复命，向他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翟方进叹道：翟义小儿不懂为官之道啊，他还以为把人家抓进监狱就等于处死了人家呢。
翟义大概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次冲动，便为父亲日后招来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李寻此翻发动突然袭击，只不过是向王根的“弃暗投明”之举而已。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翟方进害怕得不知所措。偏偏又祸不单行，当时一位在占星术方面名气更大的郎官贲丽上书说，对“荧惑守心”之兆的唯一化解办法是让大臣代死。 。。
深藏的阴谋（2）
成帝于是召见翟方进。召见时具体跟他说了些什么，史书中没有记载，只是说翟方进回家后，还没有来得及自杀（时称引咎自裁为“引决”），便收到了成帝的赐册。
成帝在赐册中历数他为相九年之过。最后还说：“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
成帝册书提到两样特殊的赐物——牛与酒，加上册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君审处焉”，翟方进便分明是让他自裁。
前文已经提到，在西汉王朝，如果臣子有功，皇帝赐予牛与酒，便代表了无比光荣的褒奖；如果无功，或者是有过，便是代表“请君知趣引决”。
翟方进自杀身亡。更巧的是，一个月以后，成帝也突然驾崩。
一切都似乎是宿命的安排。但如此凑巧反倒让人无法不生疑。
职业天文学家出身的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曾经对中国古代史上共计23次 “荧惑守心”的天象记录进行过逐一的考证和验算，同时对历史上所有实际发生的38次“荧惑守心”天象进行地毯式回推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23次“荧惑守心”的天象记录中，竟有17次是伪造的，而实际上发生的38次“荧惑守心”天象中的绝大部分，史书中却没有记录。
他还明确指出置翟方进于死地的这一次“荧惑守心”的天象也是伪造的：“绥和二年春，并不曾发生荧惑守心”（黄一农著《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看来这确实是个阴谋。
但是，在几个月前的淳于长案中，成帝还在努力维护翟方进，竭力为他开脱，为什么如今又要出尔反尔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不妨把帝国高层在（绥和元年）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依照《资治通鉴》卷三十三中的时间序列进行一次清理：
首先，淳于长案事发，是因为王根即将去职，王莽想和淳于长争夺首辅的继任权才告发了他。王根下台的具体时间是这一年的十月，那么王莽告发淳于长必定是在十月之前。否则，如果淳于长继任首辅，再去告发他便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淳于长案发时间应在十月以前。
其次，淳于长从案发到被逮捕入狱，进而死于狱中，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罢官并遣回封国，估计王莽并没有把他调戏许皇后的事告诉成帝，所以才会从轻处罚。第二个阶段是成帝生疑，重新把已经回到封国的淳于长又抓了起来，经拷问才知道他曾经犯有调戏许皇后的重罪，于是淳于长很快便死于狱中。他死的时间是十一月。再次证明第一阶段发生的时间也应在十月以前。
最后，翟方进受淳于长案牵连，仅仅因为他与淳于长的私交，这种关联性并无需调查取证。按西汉律法，一人犯罪，其好友便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牵连。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成帝为翟方进开脱罪责，是发生在淳于长案发之初，即九、十月之间。
那么，从绥和元年九、十月到绥和二年二月之间的4至5个月时间里，必定发生了什么令成帝痛心疾首的严重事件，才使得这位素来温和得近乎窝囊的皇帝一反常态地对翟方进起了杀心。《汉书》中，无论翟方进还是成帝的传记中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线索出现在成帝的“爱人同志”张放的传记里。其间有这样几句话：“丞相（翟）方进复奏（张）放，上不得已，免（张）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数月，成帝崩，（张）放思慕哭泣而死。” 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字中至少隐含了如下三层信息：
其一，张放最后一次被逐出朝廷的时间是在成帝驾崩之前几个月，而成帝驾崩的时间是绥和二年三月。从时间上看，极有可能是发生在淳于长案发第一阶段（即成帝为翟方进开脱罪责）之后。
其二，“张放传”的上述文字中，并没有提到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弹劾张放。如果有的话，以《汉书》严谨的叙事风格，肯定会在文字中有所表现，至少也会在“丞相方进”后面加一个“等”字。这一次甚至有可能连王太后都没有参与，因为她的前几次参与都有明确的记载。因此，成帝如果要恨，便只会恨翟方进一个人。而且，翟方进已经不是“初犯”，张放第一次被逐出朝廷时，薛宣是主谋，他便曾是帮凶。
深藏的阴谋（3）
其三，引用的上述文字中有一句话，“上不得已，免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说明成帝实在是顶不住压力，迫不得已才罢免了张放，但又念念不忘，于是便深情地赐给他500万钱，然后遣回封国。
这个压力从哪里来？自然是从丞相翟方进这里来。翟方进这个人素来强势而尖刻，以他的性格，完全干得出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事情。
在成帝赐死翟方进的册书中，有两句耐人寻味的话，“朕既已改，君其自思” 。成帝说他自己“既已改”，自然是指翟方进此前对他的某种批评。但究竟“改”的是什么？成帝并没有明说，更没有提到张放的名字——怎么可能提呢？他只是在长篇大论地数落了翟方进的诸多不是之后，笔锋一转，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两句话。
但结合上述分析，便不难看出，除了驱逐张放一事之外，应该没有其他事情可指；否则，他一定会明确指出来的。这两句话，再次印证了翟方进之死与张放被逐直接相关。
于是，成帝的一切举动便完全合乎逻辑了。
他当初之所以为翟方进开脱罪责，恰恰是因为一个重要的隐情：爱人同志刚刚被召回朝一年多，好日子还没有过够，但他却要成天提心吊胆，担心说不定哪天又被某个不识时务的重臣来个“犯颜直谏”，再次把他们拆开。
而最有可能“犯颜直谏”的臣子则非翟方进莫属——此时首辅王根已经下台，况且他也不是那种能够“犯颜直谏”的人，王氏的“枪手”谷永已在头一年病逝。除了翟方进，实在找不出第二个能让成帝忌惮的人了。
因此，成帝定然认为，自己这次对翟方进如此“以德报怨”，他即使不会肝脑涂地，也断然不至于再像当年那样不识时务。
这位可怜的天子只想和自己的“男爱人”过上几天耳鬓厮磨的平静日子。
但他这回又看错人了。翟方进不但还是那么不识时务，而且还不识好歹。他刚刚从淳于长案中解脱出来没多久，便以更强势的态度上书，逼着成帝罢免了张放，并且还遣其返回封国。
这一次成了成帝和张放的永别。
张放亦非薄情郎。惊悉“爱人同志”去世的消息后，他便连续数日因“思慕哭泣而死”。此为后话。
如果成帝对翟方进的态度在四、五个月之间发生逆转是符合逻辑的，那么，李寻及贲丽对翟方进的致命一击便同样符合逻辑了。
从李寻在哀帝朝的表现（后文另述）来看，这位披着“名儒”外衣的占星大师骨子里是个投机分子。翟方进与成帝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张放被逐出朝廷一事，他不可能不知晓。是时王莽刚刚代王根为首辅，权倾一时。
李寻认为这是一次讨好成帝和王氏家族的绝佳时机。贲丽紧随李寻，推波助澜地把翟方进逼入死胡同，也定然是李寻串通的结果。因为这次天象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是李寻看走了眼，那么贲丽不可能也如此“巧合”地跟着看走眼。更有意思的是，所为“荧惑守心”的天象，不像日食或黄雾四塞那样是常人可以看得到的，事后便再也无从考证其真伪。因此，编一两次瞎话，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质疑。况且，在所有的天象中，“荧惑守心”向来被儒家经学思想认为是凶象之极，此象一出，必有天子驾崩。
当然，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巧合：成帝当真在翟方进死后一个月便突然驾崩。
于是，这个巧合便鬼便神差地让成帝的阴谋和谎言，变成了连史家都笃信不疑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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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之死，最受冲击的当数王氏外戚集团。
成帝没有留下子嗣，而王太后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他一年前册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意味着风水真的要轮流转了，皇位将无可挽回地落到傅氏家族的手中。如果成帝死前留下一个儿子，哪怕还在襁褓中，凭借王氏家族的权势，依然有机会把皇位重新夺回来。但如今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成帝死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翟方进自杀后，他本想拜左将军孔光为新丞相。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连给孔光的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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