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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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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本书的主旨在于呈现西汉王朝落日余晖之全景,而元帝朝是公认的“由盛及衰”的分水岭。因此,在文帝朝做背景式的介绍之后,随即转入元帝朝。
其三,哀帝驾崩后,年仅9岁的平帝刘衎不过是个摆设。帝国的权柄随后便落入王莽的手中,同时也意味着刘氏皇统失去了对帝国的最高控制权。因此,把平帝朝的叙述,索性纳入“下篇”。
“下篇”共分3章,叙述王莽从崛起到灭亡的全过程。
王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他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通过“上篇”的叙述,我们便不难发现,王莽身上许多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做法,同样是他身处的时代使然。比如他著名的“托古改制”,实际上不是在“托古”,他是真诚地想要“复古”——企图通过表象的复制,来实现存在于当时儒生们心中共同的“圣朝愿景”。
王莽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在当时的儒生们中间,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它们绝非王莽一个人空穴来风式的奇思妙想。
换言之,王莽可以算得上是儒家学说之最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他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儒家学说“是古非今”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失败。
因此,只有结合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我们才能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有更真切的理解和反思。
在完成对王莽的全部叙述之后,还安排了一个“尾议”。目的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西汉王朝的最后50年,那么多匪夷所思的“荒谬”人与“荒唐”事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的看法是:这里面都有儒家学说惹的祸。
一家之言而已。权当这样的妄议,是不惜抛出“陋砖”,引出读者朋友心中熠熠生辉的“美玉”。如果能够为读者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哪怕是窃笑,我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算得上是有了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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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1)
上篇:树根藤苗——刘氏皇统的家风与国运
《庸才当道》第1章 参天大树
天降大任
当太尉周勃等人派出的代表一路驱驰赶到偏远的中都城,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代王府时,代王刘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是来迎接自己去长安登基的。
事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将信将疑的刘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局弄得且喜且惧,一时真假莫辨,吉凶难测。
他迅速把代王国的核心臣僚们召集起来,共商应对之策。
中都城位于今天山西平遥古城的西部,是代王国的都城。中都与长安,两地相距遥远,即使在今天直来直去的铁路交通,也有500多公里的路程。
代国臣僚们虽然对长安刚刚发生的政变——吕氏外戚集团被悉数诛杀——略有所知,但对朝局最新的具体情况却并不十分了解,更不清楚周勃等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更重要的是,此时控制帝国权力中枢的大臣,如周勃、陈平等人,都是一些当年随刘邦出生入死的虎狼之辈。如今刘邦、吕雉已逝,权倾朝野的吕氏外戚集团悉数获诛,已经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了。
——万一他们生出难测的祸心,首先遭难的便是刘氏宗室的子弟。作为刘邦的亲儿子,刘恒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以郎中令(负责王宫警卫)张武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臣僚一致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他们担心在所谓“迎立新君”的背后,是“请君入瓮”的阴谋,因此建议刘恒谨慎从事,假装生病,拖延时日,以静观其变;一切要等到时局明朗之后再做计议。
但中尉(负责都城治安)宋昌独以为“群臣之议皆非也”。他力陈如下六条理由,认为此事并无凶险:
其一,刘氏为天下之主,是大势所归、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潮流,绝非少数几个人就能扭转得了的。
其二,高祖当年所封诸位刘氏子弟的侯国,占据着帝国的各个关键区域,以“犬牙相制”之态,共同形成互为犄角而又互相制衡的局面。这样的布局坚如磐石,即使发生异姓叛乱,也不容易被破解。
其三,汉兴以来,“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刘氏政权已经深得人心。
其四,最说明问题的是,吕氏外戚虽然专弄朝政多年,但此次政变时,太尉周勃孤身持节驱入北军(京师两大卫戍部队之一),高呼一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全军将士悉数左袒,为刘氏而倒戈反对吕氏。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刘氏强大的“民心”基础,更为朝中的开国元勋们提了一个醒——反叛刘氏不得人心。
其五,此次政变,内有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两位宗室骨干坐镇中央,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等六王固守地方。此次政变对刘氏宗室来说,虽然表面上惊心动魄,实际上不可能节外生枝。
其六,刘氏皇统遭此大变,大臣们只有拥立高帝之子为新帝,才能控制得住天下的局面;而此时在世的高帝之子,只有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二人。代王年长,且“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因此,大臣们“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什么阴谋或危险。
宋昌的分析虽然入木三分,无懈可击,但事关生死存亡的安危大事,刘恒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去找母亲薄太后商量,薄太后也拿不定主意。
刘恒便又找来精通占卜的“高人”烧灼龟甲以卜吉凶,其结果为“横纹”。卜辞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说,“横纹”代表占卜对象将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继承“天王”之位。
刘恒故意问卜者:我现在已经是“王”了,按卜辞所说,我还能做什么“王”呢?
卜者答道:“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
刘恒心里终于有了底。为谨慎起见,他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去会见太尉周勃,了解时局的最新动态,以做到万无一失。
周勃等人向薄昭详细通报了政变始末及迎立代王的原因。
薄昭回到中都向刘恒复命。刘恒心里的石头这才算完全落了地,便笑着对宋昌说:“果如公言。”于是便派张武等6人驾驶“六乘传”(六匹大马拉的驿车)先期前往长安通报,自己则在宋昌的陪同下稍后启程。
行至长安城附近的高陵县(今陕西高陵县)时,刘恒自己停了下来,派宋昌先行进入长安城,侦察时局是否有变。
宋昌到达咸阳以东的渭桥时,正好遇到丞相陈平率朝中群臣在此迎候。他便马上调头回去向刘恒报告。
刘恒驱车至渭桥与群臣见面。群臣向刘恒“拜谒称臣”,刘恒谦让不敢当,遂以侯王之礼回拜。
太尉周勃一看刘恒不肯接受群臣的“拜谒称臣”,便对他说:“请借一步说话。”
想必周勃此举,是企图私下告诉刘恒不必过于谦让。
但机敏过人的宋昌却拦着他说:如果太尉是谈公事,就请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讲;如果是谈私事,那么,王者无私事,还是请免开尊口。
宋昌如此说,其旨有三:
其一,树立刘恒正大光明的形象,不给在场的朝中大臣们留下任何猜疑或口舌。
其二,巧妙地敲打一下周勃,提醒他注意刘恒此时的身份。刘恒以“准天子”之尊,不应该和大臣窃窃私语,即使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也不行。
其三,刘恒与周勃之间此时已经是事实上的“君臣”关系。宋昌要让这位政变的功臣从此时此刻起,便保持臣子对天子应有的敬畏之心,免得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否则,如果开坏了“头”,今后便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个微妙的插曲确实提醒了周勃,他马上跪下,向刘恒呈上“天子印玺”。但刘恒以足够礼貌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委婉谢绝道:等到了官邸再说。
大臣们簇拥着刘恒进入代王在长安的官邸,正式恳请他即天子位。 刘恒按照当时的礼仪,连续谦让四次后即天子位,是为文帝。
文帝当晚便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二军(京师卫戍部队);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宫的巡逻警卫。这是他即位后任命的第一批官员。
这一切发生于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的前九月和后九月。
这一年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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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1)
文帝是西汉王朝官方承认的第3位皇帝。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第5位,因为在他之前,高祖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期间还立过2位皇帝。
第1位皇帝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汉书》的记载,只说是他是惠帝刘盈的“后宫美人子”。
惠帝的皇后是张敖和鲁元公主生的女儿,而鲁元公主是惠帝自己的亲妹妹。吕后为了亲上加亲,让舅舅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这样的婚姻关系在2000年前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伦理文化中,并不是件荒谬的事情。
这位孝惠皇后始终没有生下儿子。她在吕后的操纵下假装怀孕,“临产”前把另一位“美人”的儿子抢过来,偷梁换柱到自己的名下,并立为太子。
惠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名称“少帝”。少帝4年后才发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吕后杀了,便愤而放出话来说,要在长大后为生母报仇。
吕后听罢,大吃一惊。为了避免养虎为患,她便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幽禁在永巷中,“左右莫得见”,进而杀了他,一了百了。
少帝死后,吕后便又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刘义为帝,更名为刘弘。
其实这已经是刘弘第2次更名了。他原来叫刘山,被封为襄城侯;他的哥哥常山王刘不疑死后,他继嗣其王爵时便更名为刘义。刘义比他的前任还要年幼,自然也是一个摆设。
周勃为了证明政变的合法性,硬是说惠帝一个儿子也没有。包括少帝和刘弘在内,都是吕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
其实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一点儿也站不住脚。
史书对刘弘的身世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吕后曾经把惠帝的几个儿子封了王或侯,其中便有刘山。少帝则被笼统地说成是某位后宫 “美人”之子。
西汉初立时因袭秦朝的嫔御制度,把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8个品级。后来经武、元二帝两次增加,演变成为14个品级。
“美人”的地位并不低(相当于元帝朝的婕妤),人数也不会太多,她们的行踪,尤其是性生活的轨迹,自然都会在后宫制度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太可能发生“红杏出墙”的风流韵事。即便有个别“美人”在吕后的支持下吃了豹子胆,非要“铤而走险”,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公然产子的地步。何况按周勃的说法,惠帝的几个儿子全部都是野种——果如此状,惠帝的后宫将会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局面?
即使吕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恐怕也不敢如此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既然承认了少帝及其兄弟们是“美人”之子,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是惠帝以外的血统。
周勃不肯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今已灭诸吕,少帝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
“吾属无类”,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要被灭族”。
惠帝是吕后的亲生儿子,惠帝之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周勃等人所诛之诸吕,都是惠帝一脉的娘家人。这些孩子长大后,很难说不会为他们的舅姨表亲们报仇雪恨。
周勃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出现那种局面,他们这些“诛吕氏”的功臣们自然也难逃一劫。
由此可见,说这些人不是惠帝的儿子,显然是周勃自我保全的阴谋之说,其他大臣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永绝后患,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文帝即位的当晚便把惠帝的几个儿子悉数诛杀。
文帝对周勃的说法心若明镜。但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人,自然也不会去揭穿,更不会去追究,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文帝因此却对周勃心存极大的警惕,即位后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右丞相,罢了他的太尉之职。
在西汉初年,“太尉”一职只是帝国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原先并不直接统兵,无实际的兵权;但经过这一次政变,执掌实际兵权的吕家人及其党羽被拿下后,周勃这个“太尉”,无论实权和声望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勃其实对自己的作为非常的心虚。文帝给他的可观封赏:1万户封邑和5千斤金。除了不能转让的封邑之外,他把5千斤“金”全部送给了文帝的舅舅薄昭(薄太后的弟弟)。
“金”在西汉不仅仅是指黄金,还包括白银和铜。因此,这5千斤金实际上是5千斤黄金、白银、铜3种贵重金属的总称。
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2)
周勃当的这个右丞相,地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但他当得却一点儿也不舒坦。
文帝即位不久后,曾经当着众臣的面问了周勃两个问题:全国每年决狱(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二是全国每年的钱粮收支是多少?
周勃被这两个问题给问住了,一个也答不上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的回答却非常精彩。
他对文帝说:陛下如果想了解决狱之事,应问廷尉;如果想了解钱谷的收支,应问治粟内史;这些事情均各有主事者。
文帝不客气地说:既然每件事情都各有主事者,那么先生所主何事?
陈平回答道:我主管这些主事者!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赞赏。
这样的对比让周勃非常难堪。散朝后,他抱怨陈平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我对答之策?
陈平笑道:你居右丞相之位,怎能不知丞相之职?况且,陛下的这些问题,怎么可能直接回答得上?
于是周勃便意识到,要论当宰相,自己和陈平的能力差距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再加上有人善意提醒他,当心功高震主而身危,他便称病请辞相位,同时也想借机试探文帝是否在有意提防他。
不料文帝竟然就坡下驴,同意了他的辞呈。这显然让他更加胆战心惊。
一年多后,丞相陈平病故,文帝重新起用周勃为丞相。
但周勃刚刚上任10余月,那种可以想象的喜滋滋的劲头儿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文帝便再次客气地免了他的职,打发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去。
这一次让周勃彻底看不懂了。
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从此便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帝老辣高超而又不动声色的驭下之能,由此可见一斑。
在追随刘邦起事之前,周勃是个篾匠,以用芦苇或竹片编养蚕器物的手艺见长,间或也给别人吹箫送丧挣几个零花钱。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大懂得文人们的礼数。在西汉王朝做了大官,每当接见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他也不客气一下,竟然直接东向而坐,强令对方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西汉时的座次以东向为尊。
但刘邦惠眼独具,以为周勃此人可托大事。他在临死之前不久,向吕后交代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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