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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西汉王朝败亡之谜:庸才当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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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皇室家族的兴衰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伦理的唯一参照；总不能让天下亿兆人民为了某一人或某一族人的荣华富贵去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无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哀。我们今天的读书人未必就有资格去同情2000年前的撰史者，正如那些葬身双子塔的美国人未必就有资格同情丧命于街头爆炸的伊拉克人一样。
成帝“临朝渊嘿、尊严若神”。他善修容仪，目不四顾，手不指人，语言表达从容不迫，举手投足间无不体现出穆穆天子之容，堪称偶像级的帝王气质。但是，这位表面上风度翩翩的皇帝显然并不具备君临天下的基本素质。
在这样一位“绣花枕头”式的皇帝统治之下，假如没有王凤专权，或者假设由他的政治对手王商来主持帝国的朝政，就凭这样一群只知道是古非今的儒生，成天捧着他们奉若神明的“经义”来指导现实，恐怕泱泱西汉帝国的土崩瓦解就不会推迟到几十年之后了。
史家虽然没有进而追索王凤专权的动机，但却无法回避三个基本的事实：
其一，王凤本人并非贪恋首辅大臣的权位。“王章事件”平息之后，他在完全取胜的情况下，却丝毫没有“小人得志”的惬意，反而变得心灰意冷，决意要隐退，是谋士杜钦的苦苦相劝才让他打消了退意。
其二，王凤本人的后代并没有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或者他的儿子有重大缺陷不适合做官的话，史家定然会当作“罪有应得”的报应来渲染一番的。
即便他是有女无子，无论如何也应该弄出点儿什么动静出来，或者秉承乃父的强势作风，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就像王莽的女儿那样）。无论哪一种情形，也都应当在史书中留下痕迹，哪怕是一笔带过。
但是，关于王凤后人的信息，竟然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有。这种悄无声息的状况非常不符合班氏治史的逻辑。
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王凤根本就不想让他的后人前赴后继地卷入帝国的政治漩涡中来。他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置身于政治之外，更不会在社会或官场中去招惹是非，因此，无论当世还是后世，几乎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如果王凤因为某种私心而专权的话，那么他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荫及子孙还是及时行乐？
其三，王氏兄弟们的奢靡腐败常常被当作王凤“因私”而专权的一个重要罪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蒙冤2000年的柱国良臣（2）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
“郑女”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色情品牌，就像前些年国内声色场所中的来自某国的外籍“小姐”一样，非常抢手。
西汉王朝的官场风气中，许多高官，尤其是外戚集团，大都风行奢靡无度的腐败生活。比如史丹便“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丞相张禹更是“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因此这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况且，王氏兄弟之兴，与其说是借了王凤的光，还不如说是王太后一手操办的结果。
但是，史书中并没有关于王凤本人生活奢靡的记载。
实际上，王凤与他的兄弟们格格不入。他临终的时候，成帝问他，如果他死了，可不可以任命他的亲弟弟、平阿侯王谭接任首辅。
王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皆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王）音谨敕，臣敢以死保之。”不仅如此，他还专门留下遗书提醒成帝说，自己的5个亲兄弟均不可重用。
以上三个事实便是对王凤专权动机的最好反证——他无意于颠覆刘氏政权，只是本能地想尽一个首辅大臣责无旁贷的本分，同时本能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专权”作为把他定性为“奸臣”的证据。换一个说法，如果周公不摄政（代行皇权，是最大限度的“专权”），恐怕后世也不会看到一个功居至伟的“圣人”周公——没有足够的权势，哪里能有这么大的作为？
当时的儒学总是有意无意地传递这样的官场价值观：为官者必须“以德服人”，甚至不惜以软弱之“德”来感化自己的政治对手，似乎这样做才能称得上“完美”。
实际上，这样的“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的本质是强制性的权力服从。如果有了强制性的权力基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便会被理解为“关怀”，否则便是“巴结”，与“乞讨”没有什么区别。管理者不是游方的和尚，不能乞求同僚或下属的“施舍”来施行其政务。
史家在治史的同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本人或他那个时代的某种“价值观倾向”，为历史罩上一张无形的“镜片”，让后世的读者不知不觉地透过它去看历史中的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在进入读者的视野时，便被史家既定的结论定格在荣与辱的坐标之上。这种“价值观倾向”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偏见。
按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历史事件成就了历史人物的本质。但透过史家的“镜片”，反倒成了这些事件在暗中为某种先验的本质做演算，从而使后世读者对的阅读过程，是不约而同地遁着史家精心编织的语境来求证其事先准备好的偏见。
这样的治史方式和读史方式，显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幻想性错觉（Pareidolia）”。
“幻想性错觉”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它是指在人为的主观想象之下，人们往往会改变感知到的事物之本来在面目，或者添油加醋地产生对事物真相的歪曲认知。
比如2008年初，美国宇航局“勇气”号火星车拍摄的一张酷似人脸的火星地貌照片就曾经令我们浮想联翩。许多人把它和外星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太希望了解外星人了，甚至总在潜意识里期待着某种高智能的外星生命能够奇迹般出现在遥远的星球上。
如果把“幻想性错觉”用于人们对待历史的心态上，依然恰如其分。
历史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共同记忆。但是，史家的“镜片”，让历史上的人和事，远离其本来的真相，被某种“价值观倾向”渲染成一幅幅绝对而先验的“众神谱”，无论好与坏、能与庸、贤与不肖，都会脱落得近乎“神奇”。
历代史家不约而同的“造神运动”，正是文化的可悲之处，也是这个共同记忆的可怕之处。
我以为，只有首先把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重新都回归到普通人的层面，才能在阅读和思考时最大限度地摆脱这张“镜片”带来的错觉或困扰，才能在或远或近的历史与我们身处的现实生活之间找到一脉相承的通道，才能真正做到“以古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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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1）
我们既不应该任凭史家“镜片”的摆布，武断地把首辅王凤定格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同样也不应该把成帝刘骜简单地想象为一个不可理喻的混蛋昏君。
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不可能容忍平庸者君临天下。皇帝必须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否则便不可能摆脱非庸即昏的宿命。
刘骜原本只是一位天资平平的普通人。他的智商、勇气和潜质都不足以胜任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历史偏偏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然后再无情地把他钉上万劫不复的耻辱柱。
这正是刘骜，也是历代“昏君”们最令人同情的悲剧之所在。
不仅如此，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还不可能允许皇帝享受正常人的感情生活，亲情或爱情，甚至连对人的同情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负担或软肋。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种治理结构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儒家学说却喋喋不休地告诫皇帝们，对至亲要深怀“仁爱”之心，无论他们犯下多么滔天的罪行都不能诛杀，否则就会沦为一位恩断义绝的“失德”之君。
成帝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说教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仁孝天子”，但正是这样的“美德”加剧了他的失败。
王凤去世以后，帝国中央失去了一位强势的首辅，王氏外戚集团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家长”，再没有人能镇得住王氏侯爷们了。他们开始无所忌惮地奢靡腐败。
成都侯王商得了病，竟然向成帝借明光宫，要去那儿避暑疗养一番。他在自家府第中挖了一个硕大无朋的人工湖，没有水，便把长安城的城墙穿了个大窟窿，硬是把城外沣水河引了进来，然后便在湖中“立羽盖，张周帷”，让执桨的船工们成天高唱流行歌曲（越歌）。
成帝某日临幸成都侯府，发现了自己的五舅竟然敢穿城引水，心里非常不爽，但隐而未发。
他随后又到了曲阳侯王根的府第，发现这位七舅更加放肆，居然将府中的土山渐台修得跟皇宫里的白虎殿一模一样，还把庭院涂成了赤色，在门窗上镂刻的青色图纹（赤墀青琐）。此乃天子之制，臣子越僭是灭族的重罪。
成帝终于雷霆震怒。但是，王商、王根也不示弱，声称要自行“黥、劓”之刑（刺面和割鼻），向王太后谢罪。
此举无异于对成帝火上浇油。他当即派一名尚书去斥责司隶校尉和京兆尹，声称要把二人一并以“阿纵不举奏”之罪正法；稍后又给首辅（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下了一道策书说：这些外戚自甘祸败，以危乱国，我已经忍得太久了，今天要老账新账一起算，严厉处置。还命令他把各位诸侯召集到首辅府中来，等待下一步的诏命。
同时，成帝还专门让尚书讲解文帝诛杀其舅薄昭的先例。
看来成帝要动真格了，而且似乎就把刑场设在王音的府中。王氏兄弟被这个架势吓得屁滚尿流，王音自己坐在草垫子上谢罪待刑戮（藉稿请罪），王商、王立、王根兄弟三人则身就斧锧，待刑请罪（负斧锧谢）。
王氏侯府上下顿时坠落在无边无际的惶恐之中。
成帝的震怒还有更深的缘由。
王凤去世之后，成帝便像一个不争气的孩子偏偏被父母送到了西方社会的花花世界里，放开了胆子疯玩起来。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他便开始微服出行，带着十几个宦官或私奴，“或乘小车，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甘泉、长杨、五柞，斗鸡走马，无所顾忌，什么好玩就玩什么，还常常自称为“富平侯家人”。富平侯便是他的“爱人同志”张放。张放是宣帝朝辅政大臣张安世的四世孙。
王音继王凤任首辅后，其风格虽不如前任那么咄咄逼人，但在不卑不亢的表面下却是外柔内刚的执拗，直谏起来从不给成帝留半点儿情面。史称其“为修整，数谏正，有忠节”。
鸿嘉二年三月某日，朝中举行大射礼。
大射礼是朝廷重大祭祀之前的一种仪式，核心内容为参祭官员进行射箭比赛，是祭祀大礼的前奏。依西汉礼制，大射礼之前还有燕礼（也叫饮酒礼）。
博士们正齐集朝中燕饮时，却有一大群野鸡飞到庭院中，大摇大摆地沿着大殿的台阶走入殿堂中，旁若无人地咕咕大叫，然后又扬长而去，像挨家挨户拜年一般，依次光临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的府第，最后落在未央宫的承明殿上。
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2）
王音便和其他官员一起给成帝上书说：当年商高宗武丁祭成汤时，次日便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武丁惧而修政行德，天下欢宁而殷道中兴（史称“武丁中兴”）。如今的情况与武丁时类似，但帝国的形势却要严峻得多，这分明是上天在谴告人君。
成帝很是尴尬，便派中常侍诏告王音道：我听说长安城内有人抓到过这群野鸡，发现它们身上的许多羽毛都被折断了，看来像是曾经被人抓捕过，是不是有人在后面做了什么手脚？
王音的对答一点儿也不客气：陛下如何出此亡国之语啊？如今的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在明哲保身，犯颜直谏尚且担心惹杀身之祸，还有谁敢这样做？陛下即位至今已有15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失行流闻，海内传之，甚于京师。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忧，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一旦遭遇非常之变，臣的老母尚且性命难保，如何顾得上皇太后（即王政君）？高祖打来的天下又将嘱托给谁？臣恳请陛下“宜谋于贤知，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灾变尚可销也”。
这一番对答让成帝哑口无言。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扫兴之辞让他非常恼火，于是便在处理王商、王根的“越僭”事件时顺便捎上王音；也有可能是在王音这儿窝了一肚子的恶气，反过来撒到王商、王根二人身上。
成帝虽然敬重王音，但并不像怵王凤那样怵他。王音毕竟没有王凤那种与成帝曾经同风雨共患难的感情基础。
但成帝的“仁孝”天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横得下心来对自己的亲娘舅下手，否则的话，王凤当年早就完蛋了。他只想吓唬他们一下，杀杀他们渐长的威风，也顺便给王音这位新首辅一点儿颜色看看，让他今后老实一点儿，别再那么目无尊卑地扫自己的兴。
于是，一番虚张声势之后，成帝心头的恶气也总算发泄了出来，此事便不了了之。
王凤是王氏长子，次子王曼（王莽之父）早逝，王谭排行第三。王凤去世的时候，按资历应由王谭继任，但王凤却推荐了堂弟王音。王谭被封特进，领城门兵。
王谭与谷永的关系非常好，谷永此时已经出朝为安定太守。他专门写信给王谭，鼓动他拒受领城门兵之职，以示抗议。王谭本来就很郁闷，听了谷永的挑唆，便当真抵制了成帝的任命，与王音之间逐渐开始出生了缝隙和矛盾。
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王谭去世。成帝后悔当初听了王凤的意见，没有让自己的三舅继任首辅（大概是王音表现出来的执拗加剧了这种悔意），才让他在委屈中郁郁而终。成帝决心不再给其他的舅舅带来新的遗憾，便赐予王商特进，领城门兵，准许他按“将军”的规格置幕府、任属官。
王音去世后，成帝便任命王商继任首辅；王商去世后，王根继任。
王太后的大姐王君侠有一个儿子叫淳于长，早先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黄门郎，并没有引起成帝的关注。
王凤病重期间，淳于长每天从早到晚都侍奉在大舅的病榻前端药送水，令王凤非常感动，临终便把他托付给了王太后和成帝。成帝也对淳于长的孝心甚为嘉许，开始提拔重用他，把他一步步擢升为侍中。
鸿嘉四年，废后许氏幽居长定宫，她的姐姐许孊亦寡居。淳于长便和许孊勾搭成奸，进而悄悄把她纳为妾。
许皇后看淳于长深得成帝宠信，便出千余万钱的巨资，通过许孊贿赂他，想请他帮忙为自己重新求得“婕妤”的名号。淳于长诈许为她向成帝求情，立她为“左皇后”。许孊每次去看许皇后，淳于长都要让她带书信进去，以轻嫚之语调戏之。
鸿嘉四年（公元前13年），成帝欲立赵飞燕为皇后，但王太后嫌她出身低贱而不许。淳于长便主动承担起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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