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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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城镇和市榷的建设。
　　　　此策的关键是人口迁徙，边疆需要大量的人口，为此，宝鼎和北军统率们向始皇帝和中枢建议，把各地参加叛乱的罪犯及其家眷全部流放边疆，其中像胶东即墨、两淮彭城这些屡屡叛乱的地区，则干脆把城乡人口整体迁徙到边陲，而像江东等大江南部地区的叛民则迁徙到岭南，如此既能减少关东地区的叛乱，又能帮助南北两疆进行戍边和发展，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第三策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北疆镇戍策略。宝鼎的建议是，结盟河西大月氏，攻击云中匈奴人，以东西两翼的牵制，来帮助秦军在中路进军河南，占据贺兰山，继而把匈奴人在漠南的防线拦腰斩断，然后秦军利用河南的战略位置，向西与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右方王诸军，向东则与代北大军东西对攻拿下阴山。
　　　　这一攻击策略是出塞作战，需要直道修筑的完成，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所以宝鼎联合北军统率上奏，恳请始皇帝和中枢马上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国力，不要再增赋加税，横征暴敛了。过度压榨中土之民，等于杀鸡取卵，是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最终会伤害到帝国，更影响到中土的稳定和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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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章送到咸阳，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意识到武烈王又要干涉朝政了，他这是以武力为后盾，胁迫中央调整国策，把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调整为他所始终坚持的以“与民休养”为基础的致力于稳定中土的战略。
　　　　以右丞相隗状、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甘罗和少府卿赵高为首的中枢大臣借助武烈王公子宝鼎的这份奏章，马上举起了“休养生息”这面“大旗”，坚决主张“稳定”战略，要求实施“轻赋辨”之策，并有限度地重开市榷，鼓励私人营商。
　　　　始皇帝和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中枢大臣则坚决要求维持既定战略，维持既定的赋税和徭役政策，进一步遏制工商业，集财赋于中央。
　　　　“休养生息”之策对稳定帝国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此策一旦实施，名义上是“让利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先民富，然后则国强”，但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是贵族集团和地方郡县，这将导致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民富了，普通国民吃饱穿暖了，家里有余粮了，而地方富豪也是重新崛起，那么很显然，地方势力就大了，尤其那些富裕郡县，因为地方上有钱有粮了，实力强了，其**必然膨胀，必然导致其对抗中央。
　　　　前两年中央为稳定新占领地区，掠夺地方财富，把关东六国的大约十万户富豪全部迁徙到大秦本土，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工商业者。此策实施后，受到直接打击的就是中土工商业，可以说，此策把中土工商业打得一蹶不振，咸阳很轻松地就完成了“重农抑商”的政治目的。
　　　　中土几百年来各诸侯国都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工商业来增加赋税收入和收购稀缺资源，如今中土统一了，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当然需要“重农抑商”，但帝国在统一之初不是“重农抑商”，而是直接摧毁了私营工商业，试图以官营来垄断中土工商业，这直接侵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当然会遭到激烈抵制。
　　　　从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军、政、财等权力都要集中，但如此一来，地方利益如何保证？贵族们的利益如何保证？普通国民的生存如何保证？所以必然发生尖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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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6章　为何恐惧？
　　　　加建封国的事暂时不敢提了，北伐之议也暂时搁置，那么朝廷理所当然要休养生息，要恢复国力，只是国策应该怎么走，是集中财赋于中央，继续增赋加税，以加强王国之利，还是让利于民，轻赋辨，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
　　　　这两种不同的国策走向涉及到“集权”和“分封”之争，中央和地方之争，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须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唯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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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尖锐矛盾下，虽然中土之民至今还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没有享受到中土统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国民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临匈奴人入侵重压，南北战争中开战在即，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为借口，坚持增赋加税的财政集中政策，确保中央可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势力，继而以此来阻止“分封”扩大化，把帝国迅速推向中央集权的轨道。
　　　　咸阳为国策走向问题，从五月下一直争执到七月初，持两种治国理念的贵族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始皇帝和李斯等坚持“集权”的贵族在廷议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前这种政局下，来自关东系的蒙氏等军功豪门和关东博士集团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贵族的立场上，也认为大秦应该休养生息，应该轻赋辨，利用目下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的有利条件，全力以赴恢复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地方封王、郡县官长和镇戍统率也逐渐加入到这场国策走向的争论中。无疑，地方官员当然要从地方利益出发，所以他们纷纷举起了“稳定”这杆“大旗”，以国民的困窘为借口，反对中央财政集中，反对中央对国民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中央让利于民，让国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继而赢得稳定和发展的有利局面。
　　　　形势对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便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流，也是岿然不动。
　　　　然而，中央的任何决策，最终若想得到忠实执行，并实现决策者的最终目的，那就必须赢得整个统治阶层的支持，至少需要赢得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假如帝国绝大部分贵族都反对中央的决策，那么决策肯定得不到忠实执行，决策者的目的肯定实现不了，甚至出现与决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那对中央权威的打击就非常严重了。
　　　　七月下，武烈王宝鼎再奏始皇帝，详细阐述休养生息的必要性。
　　　　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所忧虑的不过是贵族们利用休养生息之策壮大地方势力，继而与中央形成对抗，最终迫使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形成割据自立的事实，导致帝国与中央集权这一基础国策渐行渐远。
　　　　宝鼎以当前形势为基础，给始皇帝做了一番预测。
　　　　宝鼎过去曾有预测，在帝国统一后的十年内必然爆发南北战争，所以他给了始皇帝五年的准备时间，这样在后五年内，帝国大军可以随时投入到南北战争之中。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年，但直道修筑没有完成，国内形势尚不稳定，大秦至今没有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
　　　　进行南北战争的前提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中土的统一。相比起来，直道修筑不算什么大事，北疆常备军和预备役加起来有近六十万，只要把部分军队投入到直道建设，就可以大大缩短建设工期和财政支出。
　　　　国内局势若想长期稳定，其关键不是咸阳政局的稳定，而是国民的安居乐业。
　　　　若先取之，必先予之。帝国国民尤其是关东黔首必须切身感受到帝国带给他们的统一的好处，他们才会认同帝国，才会守护帝国，才会为保护他们的亲人和财富而誓死一战，反之，假如他们像过去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整日面对的都是死亡的威胁，他们对大秦的仇恨会如日俱增，他们会仇恨秦人，会仇恨帝国，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即便中央通过横征暴敛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但国内的矛盾也必然轰然爆发。
　　　　想像一下，当帝国的军队正在长城以北，正在大漠上与匈奴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国内矛盾突然爆发，各地叛乱蜂拥而起，甚至地方势力也乘机割据，帝国拿什么去镇压叛乱？中央拿什么去阻止诸侯分封？
　　　　假如南北战争在未来四五年后爆发，那么留给帝国的准备时间的确不多了，而备战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帝国国民休养生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赢得他们的认同，这样当南北战争爆发，当匈奴人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要把他们重新打回“地狱”的时候，帝国的国民会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保护中土和保护亲人的呼喊声中，与帝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联手抗虏。
　　　　帝国的未来不在于中央的治国策略，而在于帝国国民的安居乐业。
　　　　帝国赢得了南北战争，赢得了功勋，赢得了权威，赢得了国民和军队的支持，试问，那时候即便地方势力强大了，又能强过中央吗？中央有几十万忠诚的将士，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形成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中央有千千万万的国民的支持，而哪一个地方势力会在未来几年内赢得整个中土庶民的拥戴？
　　　　宝鼎质问，陛下为何恐惧？陛下为何失去勇气？陛下为何失去自信？陛下对自己、对中央、对大秦军队、对大秦国民都没有信心，那还拿什么去强大和发展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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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一连串质问让始皇帝陷入沉思。
　　　　当天晚上，始皇帝在御书房召见了李斯、蒙嘉、赵亥、周青臣、司马空和蒙毅。
　　　　始皇帝把宝鼎的奏章递给几位大臣，请他们仔细阅读。
　　　　蒙氏叔侄在这场国策争论中虽然公开支持始皇帝财赋集中之策，但这是出于维护始皇帝的权威，维护关东集团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他们在于始皇帝的私下商讨中，还是隐约透露出妥协之意。
　　　　这倒不是因为畏惧大秦本土贵族，也不是因为冯氏的覆灭给了他们沉重一击，而是从蒙氏这个军功豪门的立场来说，他们希望自己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更多，而且他们对帝国未来的预测还是“分封”压倒“集权”，这从太子扶苏的政治立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太子扶苏的政治理念和始皇帝的政治理念有严重分歧，这在咸阳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始皇帝安排在太子扶苏身边的都是关东系的法家大臣，但太子扶苏在外征伐的时候正是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深受武烈王公子宝鼎的影响，而且其性格不够果敢，更没有杀伐决断的凌厉手段。可以想像，将来扶苏如果继承大统，必定是一个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的皇帝，这必然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集权受阻，国策十有**要偏离预定轨道。
　　　　太子扶苏的现在和未来也影响到了始皇帝的决策。始皇帝不可能只考虑现在，他考虑得是帝国的千秋大业，所以很多决策的实施，他都必须考虑到对帝国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影响，因此始皇帝非常急切地要集权中央，试图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中央集权的理想。
　　　　蒙氏靠军功起家，现在的权势是靠三代人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拼搏而来，所以他们的行事风格非常稳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在政治讲求妥协策略，在妥协中谋取利益。蒙氏从蒙骜开始的三代人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暴，但每一次蒙氏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始终赢得了君王的信任，权势日盛，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冯氏和蒙氏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冯氏是韩国的世代豪门。冯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家分晋之前，由此可以想像一下冯氏在政治上的豪门风格。正是这种风格葬送了冯氏，就如同熊氏外戚遭到昭襄王和始皇帝两任皇帝的打击一样。豪门贵族权势倾天，很多时候太嚣张太狂妄，所以必然挨打。
　　　　蒙氏历大秦四代君王而不衰，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蒙氏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讲条件，也不讨价还价。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君王赏赐多少我就拿多少，从无怨言。君王就喜欢这样的臣子，所以军功贵族历来为大秦君王所器重。豪门贵族不一样，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们首要考虑的不是为君王做事，而是谋算着如何获利，在获利的前提下为君王去做事。这就是本质区别。
　　　　李斯、周青臣、司马空这些法家大臣也属于寒门军功贵族，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建立在军功上，而始皇帝这位君王和他们的政治理念又完全一致，目标和理想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当然要“士为知己者死”了。追随这样的君王，既能建功立业，实现毕生的追求，还能获得大利益，怎不让这些人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但是，无论是蒙氏，还是李斯等人，都不敢在这个时候，就武烈王的这份奏章和他在奏章中的一连串质问发表意见。这不仅仅关系到立场问题，更关系到存亡大事。
　　　　刚刚过去的政治风暴就像一层厚厚的阴霾笼罩在帝国贵族们尤其是关东贵族们的心上，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始皇帝是一代雄主，而武烈王公子宝鼎则是一代天骄。这个时代像武烈王这样的大权贵不是普通贵族可以抗衡的，比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那都是主宰王国命运的大权贵，其实力常常超过了君王，甚至直接掌控了君王的生死存亡。
　　　　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暴已经证明了武烈王的实力。在最初那等恶劣的情况下，武烈王一人一剑回到京城，然后逆转政局，摧毁冯氏，重创老秦人，帮助始皇帝成功胜出，最后如果不是始皇帝拿着宝剑逼着他离开咸阳，恐怕死去的人更多。
　　　　最后的嬴家当真是始皇帝吗？像蒙氏、李斯这样处在权力顶端的人心知肚明，始皇帝也不过是武烈王整个谋划中的棋子而已，否则始皇帝也不会在最后关头把他赶出咸阳，让他去掌控北军。那不是始皇帝对他的信任，而是始皇帝无奈之下的一种妥协。始皇帝也玩不起了，再玩下去，恐怕整个关东系都名存实亡。
　　　　武烈王始终是这场风暴的核心，但他又始终把自己藏着最安全的位置，操控着这场风暴。武烈王是最后的嬴家，所以当始皇帝结束这场风暴后，武烈王马上递交了奏章，威逼始皇帝修改国策，让帝国实施休养生息之策。
　　　　其目的是什么？当真是他嘴里所宣扬的与民休养，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享受中土统一带给他们的好处？不，不是，武烈王真正的目的是发展地方势力，把帝国一步步地推向分封。
　　　　武烈王深谋远虑，又高瞻远瞩，他根本就没有把“分封”的希望寄托在始皇帝身上，而是把帝国的未来放在太子扶苏身上，所以当年他把扶苏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所以他重重布局不惜代价把扶苏推上储君之位。
　　　　可以想像一下，以武烈王目前的实力，连始皇帝都不得不与其妥协的强大实力，将来扶苏继承大统后，大秦是谁的天下一目了然。
　　　　李斯、周青臣、司马空等坚持“集权”的法家大臣根本没有退路，只有与始皇帝齐心协力，在始皇帝的有生之年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把帝国推向“集权”的轨道，确保帝国的未来，但前提是，必须扼杀武烈王，即便杀不了他，也要把他的实力削弱到极致。
　　　　然而，这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已。
　　　　当年谁能杀掉孟尝君？孟尝君不篡国自立，临淄的齐王就欢呼不已了。在这个时代，诸如像孟尝君这样的宗室权臣是不屑于篡国的，倒不是受制于礼法，或者追求美好的名声，而是利益得失不成比例，相比较而言，他们更享受控制王国和君王命运的那种唯我独尊的感觉。
　　　　平原君和信陵君在各自王国的地位虽然不能与孟尝君凌驾于君王至上的那种超然地位相比，但每到关键时刻，他们的君王不得不纡尊降贵，把他们请出来支撑大局，而他们也一次次的力挽狂澜，这就是实力的证明。他们的君王不是不敢杀他们，而是不能杀他们，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