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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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陈赓生前最后一次在大操场上为全院同志做报告。
　　临走的时候，陈赓又去看看小平房的那些老邻居们，他问唐凯的夫人邹光：“高兴吧？老唐扛上大牌牌啦！”
　　邹光抿着嘴乐：“高兴！他从沈阳授衔回来，我们俩特地骑上自行车，到江沿儿转了一圈！我还为他照了一张纪念照呢！”
　　“给我看看！”陈赓兴致上来，马上向邹光要照片看。他拿着唐凯坐在家里的照片端详了一阵，笑道：“很漂亮嘛！像个大明星！哎呀，我还没想到你邹光还是个摄影家呢！”
　　陈赓把喜庆和幸福留给了哈军工，他又冒着寒风匆匆回北京了。
　　1955年秋天的授衔，有个让军中知识分子感到困惑的问题：政工干部和军事指挥干部的肩章是金黄色的，人们称为“黄牌牌”；技术干部，如教员、医生等，则是乳白色的，人们称为“白牌牌”。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常常心存芥蒂的群体分成不同颜色的肩章。
　　当庆贺授衔的晚宴曲终人散之后，不少细心的“白牌牌”们小声嘀咕：“白牌牌不如黄牌牌，级别明显低一截。”
　　这可能有根据，因为庞大的助教队伍和学员中的部队调干学员，大多是少尉和中尉。
　　雷达教员李均来哈军工前是华北军区雷达兵正排级干部，她本应授予中尉或上尉，但当时只授予少尉军衔。
　　可彭启超的授衔就更特殊了，彭德怀关照过陈赓，他要压低侄子的级别。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彭启超，当年保卫延安时曾任副团长，最起码应该授予大尉军衔，却只授了一个中尉，全院为之哗然，唉，谁让他是彭元帅的亲侄儿呢！
　　史实证明，哈军工院、部、系各级领导干部的军衔基本上是合适的，绝大多数带“黄牌牌”的政工、军事干部，也基本满意。当然，也有个别级别偏低的。但是对带“白牌牌”的技术干部，特别是助教一级，确有“就低不就高”的倾向，当时，院党委忽略了技术干部军衔偏低的问题。不久，来自教员队伍的抱怨声传到了刘居英和刘有光的耳朵里，在党委会上议论这一问题时，委员们的统一意见是：根据国防部对高级知识分子评定军衔的指示，为了提高广大教员的工作积极性，应该适当提高他们的军衔。会议提出“一般按教衔定军衔，宜高不宜低；无教衔或有教衔而不能恰当反映本人当前学术水平者，则按国家教衔条例和审查教衔的办法衡量”。
　　徐立行和张衍建议刘居英和刘有光专程去北京向陈赓院长汇报此事。1956年春，刘居英和刘有光去北京见陈赓。
　　“这个问题要解决，”陈赓听罢汇报，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明确地说：“我们是大学，知识分子干部的军衔要适当高于工农干部。去年冬天我回北京，正好戴其萼去空军开会，和我乘一节车，他也提过这个意见。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大学毕业，一解放就参军的知识分子，只给授个少尉或者中尉，是偏低了，我看助教一级要授上尉。我们要为教员们争一争，特别要给老教授们授衔。我马上找宋任穷谈谈。罗帅有病，此事就不要打扰他了。”
　　几天后，刘居英和刘有光去见宋任穷，宋任穷态度明朗：“我们全军就军工这么一所高级军事科技大学，教员军衔评低了，会影响教学呀，应该调整。”
　　“是否过渡一段时间再调整？会不会对全军其他院校有影响？”刘居英委婉地试探着问，他害怕别人批评军工是“军老大”，闹特殊。
　　“今年春天就调整，”宋任穷断然道：“你们谁备个方案吧。”
　　几个月后，刘居英带着秘书李木，拿着军衔调整方案和名单再次进京，向总政甘泗淇副主任详细汇报，逐一落实，最后得到总政干部部的批准。
　　哈军工调整技术干部军衔的消息在总参传开了，总部机关的技术干部反应强烈，要求总参也学哈军工。陈赓劝阻这些总参的书生们：“情况不一样啊，同志们，全军只能照顾一所大学，口子不能开得太大。”
　　1956年7月21日，哈军工在王字楼礼堂举行教师入伍宣誓暨授军衔仪式，刘居英代表国防部宣读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的两个命令：国衔军字第三七一号命令：授予梁守槃等20名军官军衔；国衔军晋字第十八号命令：庄逢甘等10名军官军衔晋级。
　　空军工程系空气动力学教授会主任梁守槃、副主任马明德、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任新民三人被授予上校军衔；
　　被授予中校军衔的是：李天庆、杨仲枢、董绍庸、周祖同、肖学忠、胡寿秋、张相麟、唐本庆、王受符、殷之书；
　　被授予少校军衔的是：凌之巩、郁祚瀛、顾懋祥、程尔康、鲍廷钰、赵祖恂、王恺华。
　　包括梁守槃等在内的共299名新入伍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被授予上校至中尉的军衔。
　　

29　辽东演习　武元甲踏雪访军工（6）
此次获得晋升的教员是：
　　晋升为中校：庄逢甘、罗时钧、朱起鹤、慈云桂；
　　晋升为少校：余冀龙、张炳辰、何水清、许哨子。
　　尉官的晋升就相当普遍了，越一级晋衔者有263名，占晋衔教师总数的56％。前面说到的李均，由少尉连升两级，晋升为上尉，慌得老公孙仲康恭敬有加：“老婆呀，你可不能官大脾气长啊。”
　　那天王字楼礼堂里的喜气浩荡，群情激奋，让哈军工的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啊！军工！我们的军工！刘居英为大家授衔完毕，由刘有光代表院党委讲话。
　　仅从为知识分子争军衔这一件事上，哈军工当年的气魄何等恢弘磅礴！以陈赓为核心，刘居英、刘有光等辅佐的这样一个学院领导集体，你说，哈军工能不蒸蒸日上吗？
　　三位知识分子上校最令人瞩目。平日傲骨铮铮，不苟言笑的梁守槃，脱下那身半新不旧的蓝色中山装，换上了崭新的校官呢子服，顿时变成一个威严而儒雅的军人学者。仍是老百姓打扮的曾石虞调侃道：“守槃兄高中金榜了，是二十名书生校官的领衔之人，实令我们这些士林清流们面上有光呀。”
　　梁守槃矜持而温和地淡然笑道：“夫子莫取笑，我穿上这身军服倒有点不自在，老得去想军容风纪呢。”
　　系主任唐铎特地来教授会向梁守槃和马明德道贺，唐铎问道：“梁主任，你这次参军入伍，可以在哈军工安心工作了吧？”
　　梁守槃正色道：“唐主任，现在我安心了！”
　　那是在1953年秋，唐铎找梁守槃谈心时，曾问过梁守槃是否安心于教学工作，当时刚好有个年轻的协理员惹梁守槃生气，梁守槃请他帮助安排爱人来哈尔滨工作。年轻人说：“你爱人的工作暂时安排不了，现在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不像你们在旧社会可以托托人情，找找关系，现在没那么简单。”
　　什么话！梁守槃面色愠怒，拂袖而去。唐铎来得不是时候，才问完，梁守槃就冷言相告：“不安心。不过，我在军工一天，都会把工作做好的，我调来军工是邓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就冲着这一条，我也不会马虎的。”
　　现在过了两年半，唐铎再问梁守槃，已经时过境迁，一派温暖融洽的景象了。
　　唐铎又告诉梁守槃，这次给入伍的教授们授军衔，本来最高衔定位于中校，学院不甘心，又打电话请示总部，罗荣桓元帅拍板说，可以再高点。于是在授衔仪式的前三天，学院才拿到国防部批准哈军工有三名上校的最终命令。
　　全军惟一没有参加过国内战争的空军少将唐铎与系里的教授们相处极好。
　　身着上校戎装的马明德一进家门，女儿就扑上来，非要摸一摸爸爸的金色肩章，马明德抱起孩子，高兴地贴着孩子的小脸儿，夫人蒋祖绮说：“天气多么好啊，到室外照一张纪念照吧。”哈尔滨七月的熏风吹拂着这对患难夫妻，马明德一头平整的黑发，情绪激动而亢奋，清瘦的面容上荡漾着舒心的微笑；蒋祖绮美若天仙，高雅绝伦，却冷静得像个“冰美人”。45年以后，笔者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原校长、马明德教授的大女婿吴德铭教授的家中，见到这张劫后幸存的旧照片，马明德夫妇当年的风采为历史留下那个时候哈军工老教授春风得意的一瞥。
　　素来举止沉稳而多思的任新民，平淡地看待肩头上的那六颗金星，他整天想着的是如何发展中国的火箭技术。那天路上碰到朱起鹤，他惊讶地问了句：“噫，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豆豆？”朱起鹤刚晋升为中校，任新民和这位思想上进、涵养极好的老弟一直是情深意笃的好友。
　　知识分子的快速晋级，不免使少数工农干部心中不平衡，时有怨气，什么“驴打江山马坐殿”，什么“干革命的不如看革命的”，这些怪话也只能背后唠叨，要是让院首长听到了，少不了要挨一顿训。不过也真有胆儿大的，1955年授衔结束后，陈赓在大和旅馆宴请苏联专家，又举办了舞会，大和旅馆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几个机关干部，均是上尉和大尉军衔，找陈赓反映意见。
　　“院长，我们认为给教员的评衔偏高了，什么仗也没打过，就凭吃过洋面包，就评个少校？”
　　“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设计出个风洞来，”陈赓满脸不悦：“我给你们授上校！”
　　吓得几个干部赶快溜之乎也。
　　1955年这一年，全军实施“四大制度”的改革，即义务兵制、军衔制、薪金制和勋章、奖章制。但是却有人对授衔工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那就是在我军历史上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忽视的女军人们。
　　早在1952年底，中央军委就做出了将在全军陆续转业复员10万女军人的决定，全军共有11万女军人，现在只留下1万人，这岂能不让出生入死的巾帼英雄们伤心落泪。1955年初，国防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大伤了女军人的感情，她们被迫限期退役，最终全军只评了一个女少将，即秋收起义时就征战沙场的李贞，这不能不说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遗憾。
　　根据国防部的决定，哈军工也得尽量减少女军人的名额，院党委决定不给预科六名教数理化的女教员授军衔，但仍留在原单位工作，其中就有从新疆军区来学院当化学教员的杨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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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辽东演习　武元甲踏雪访军工（7）
杨淑金为此气得吃不下饭，她想不通，当初她们六个人在助教队学习，准备分到各教授会教基础课或专业课，院领导动员她们到预科，还说她们政治上可靠，业务上又好，所以才去给新学员讲课，可到了授衔时，又把她们给扔出来了。第一批授衔名单公布了，和杨淑金一起来的黄大敦榜上有名，杨淑金哭了一场。很快第二批名单又公布了，就剩下最后一批了，她们六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给陈院长写封信！”杨淑金突然有了主意，“反映我们的情况。”
　　一封告状信塞进邮筒，抱着一线希望的杨淑金度日如年，心里忐忑不安地期盼着。
　　陈赓收到了这封信，正好李懋之到北京出差，陈赓问有没有这回事，李懋之叹道，“有这回事，可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些女同志都不错。”
　　陈赓想了想说：“既然这样，不给她们授衔不太合适，你们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李懋之带回陈赓的意见，杨淑金等六位女教员绝路逢生，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在庆功会上，杨淑金两颊绯红，举着酒杯的手抖个不停，她向院领导敬酒，感谢陈院长和其他院首长的关怀，她平生第一次喝了白酒，而且是惟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而高兴。
　　

30　盛赞奇迹　陈赓返哈欢宴钱学森（1）
盛赞奇迹　陈赓返哈欢宴钱学森
　　笑语欢声　　两帅视察喜盈八一楼
　　1955年10月30日的上午，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带着他的妻子和一双小儿女，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此人中等身材，硕大宽阔的额头，一双英俊的大眼睛闪着睿智而坚毅的光芒，由于兴奋和激动，他紧紧抓着妻子的手，带着孩子，疾步走上金水桥，嘴里喃喃地说：“这就是天安门啊，我们终于回到祖国的心脏了。”
　　他就是阔别祖国20余载的海外游子，旅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早在1949年秋天，钱学森就决心回到祖国，他对自己的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罗时钧和庄逢甘说：“新中国诞生了，祖国迫切需要人才，你们读完书要早点回国服务。”他自己则积极做好回国的准备，然而，他的回国夙愿酿成一场灾难。在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下，钱学森被当成“间谍”。不久，美国当局无理逮捕了已办好回国手续的钱学森，在特米那岛的拘留所里，他被残酷地折磨了半个月。在冯？卡门教授等美国科学界人士的营救下，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钱学森步履蹒跚地走出了拘留所，接着，是五年失去自由的变相的软禁……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密切关注下，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大使与美方严正交涉，揭穿他们阻挠钱学森归国的谎言，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带着孩子，从纽约登上轮船，回首望着远去的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钱学森的感情是复杂的，脑海中那成功事业和黑暗日子的记忆，都在归心似箭的热血冲击下淡化了。
　　钱学森一家人从香港上岸起，便受到祖国同胞的热情接待。在故乡杭州和上海，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北京，是他孩提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古城的一草一木，老胡同里传来的吆喝和喧闹，都激起他心中温馨的情思。两天前他一家人抵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等20多名著名科学家到前门火车站欢迎，次日，郭沫若院长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11月5日，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接见了钱学森，陈毅对他说：“我们千方百计地把你们这些科学家请回国，目的就是打一个现代化的翻身仗啊！”钱学森沉浸在被党和国家充分信任和重视的感激之情中，他要求马上投入工作，以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
　　中科院的领导理解钱学森此时的心情，他们建议钱学森先到外地看看，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吴有训说：“中国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三省，你先去东北吧！”
　　11月22日，钱学森启程去东北，第一站就是哈尔滨。翌日，在中科院朱兆祥等人的陪同下，钱学森去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此时，钱学森提出，他在哈尔滨有两个朋友，一个叫罗时钧，一个叫庄逢甘，听说在一所军队的大学里工作，希望这次能见到他们。朱兆祥早就知道这两个人当年留学美国时是钱学森的学生，现在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可那是所非常机密的大学，所以原来的日程安排并没有这所大学。朱兆祥立即把钱学森的这一要求电话报告了黑龙江省委。从东北烈士纪念馆回到宾馆，省委来了回电，说军事工程学院请示了北京，欢迎钱学森博士来学院参观指导。
　　钱学森当时并不知道，北京有一位军方领导人一直在关注他的动向，那人就是副总参谋长陈赓。陈赓得知钱学森回国后，立即向彭德怀建议：军工有懂航空、火箭的专家和教授，也有教学仪器和设备，最好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