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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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教员吴洪鳌为了让学员听懂新课，总是提前来到教室，把前一堂讲过的内容简要地写在黑板上，把上、下两节课的内容衔接起来，不使学员感到突然，他处处为学员着想，连黑板怎么摆，讲话音量如何调整，他都考虑得很周到。
　　物理教员邓飞帆的备课和讲课，都设身处地为学员着想。他讲课时，尽量给学员创造一个有问题可想、有路子可通、有时间思考的条件。每讲一个问题，都要做简明的小结，好让学员记下要点；每当转入下一个问题时，他必先提醒学员注意，免得学员思想掉队，思路脱节。
　　《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中规定：“所有的教学人员都是学员的教养者，他们应该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员。”
　　数学教员刘建统发现有些学员学习不够刻苦，就现身说法讲自己在旧社会读书的艰难。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国家给你们提供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在他的帮助下，学员们痛下决心，刻苦努力，班里学习风气为之大变。有一个学员学习很吃力，又因病住院3周，对学习失去信心。刘建统发现他没交作业，就到宿舍看望，同他谈心，为他补课。这个学员十分感动，下决心追赶队伍，成绩逐渐上升。还有一位学员在作业中对近似值的计算不耐烦，误差很大。刘建统就在作业中批道：“同志，你将来是军事工程技术干部，这样粗心大意，是会给党、给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啊！”这个班的学员给数学教研室写信说：“我们每个同学都认为，刘建统教员既是我们的数学教员，又是我们的政治教员。”
　　哈军工的学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授课教员不仅仅是老师，还是兄长和朋友，这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春天。
　　在1954年的全院春节联欢会上，工程兵工程系（此时人们已不再叫“工兵工程系”了）三科的学员自编自演了一场独幕话剧《谭国玉》，讲的是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的谭国玉不怕困难，刻苦学习的故事。这是第一次把真人真事搬上舞台，别开生面且感人至深，引起全院师生员工的极大兴趣，全院上下都知道五系有个谭国玉。
　　谭国玉为什么被同学们搬上舞台呢？这得从头说起。
　　谭国玉原籍山东省文登县，1930年生于哈尔滨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他身体结实，黑里透红的四方脸膛，微微下弯的嘴角，透出军人的刚毅气质。他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和同志们相处得很好。
　　谭国玉祖上四代都是家徒四壁的贫雇农，靠给地主老财当长工糊口。到谭国玉父亲这一辈，爷爷实在没有办法养活全家人。那年，父亲13岁，拎上讨饭筐和打狗棍，带着11岁的小弟弟，一路流浪，整整走了3年，才过了山海关，小哥俩儿受尽了人间苦难。数年后，父亲进入哈尔滨俄国人开的铁路工厂学徒，总算有个饭碗了。日本侵占东北后，工厂难以维持，谭国玉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苦难无尽，颇有见识的父亲说什么也要供孩子读书，谭国玉和哥哥上了小学。那年春天，家里要断粮了，哥哥放学后去打榆树叶，误闯日本人的住宅区，被一个日本军官用马刀砍死，全家人哭成一团。谭国玉帮助父亲掩埋了哥哥，仰望苍天，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国仇家恨深深埋在少年谭国玉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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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3）
谭国玉家的隔壁搬来一户邻居，几个大哥哥出出进进，他们的日语都很流利，经常在一起商量什么事儿，好像有重要的秘密。大哥哥们对谭国玉很和气，谭国玉最喜欢的是丁大哥和齐大哥，有时候，谭国玉晚上不回家，就钻到齐大哥被窝里，和齐大哥一块睡。有一天傍晚，齐大哥对他说：“让你办点事儿，送个纸条，你敢不敢呀？”
　　“敢！有什么不敢！”谭国玉举起拳头，又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弹弓给齐大哥看，他经常和小同学用弹弓打碎日本人家的玻璃。
　　齐大哥把一张纸条团成个小球球，放在谭国玉的口袋里，叮嘱道：“一旦遇到日本人或是巡捕、警察要搜查你，你就赶快把这个纸球吞下去，明白吗？”
　　“明白啦！”谭国玉因为得到齐大哥的信赖而洋洋得意。“你等着瞧吧！”
　　谭国玉顺利完成了任务，那年他才7岁。多年以后谭国玉才知道，他家的邻居原来是中共北满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丁大哥姓张，是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亲侄儿，地下党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齐大哥真名叫孙平化，就是后来颇为知名的对日外交家，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就这样，谭国玉一边读书，一边当地下党的小交通员。高小毕业，齐大哥把谭国玉送进初中，那是个半工半读的学校，两年不到，日本人投降了。
　　1947年，17岁的谭国玉由齐大哥送到东北民主联军，没多久，谭国玉就当上了班长。他所在连队是能征善战的“老虎连”，在辽沈战役的千里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拼死厮杀。在战斗中，谭国玉一天天成长起来，变得坚定、沉稳，他开始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谭国玉带领“老虎连”，翻越万里长城的雄关古垣，冲向平津战役的枪林弹雨，又跨过长江天险，一直打到广州市，最后在边陲小镇深圳安营扎寨。有一次，谭国玉奉命和战友化装混进香港，侦察敌情。他打扮成一个阔少爷，头发涂了不少发蜡，西装革履，打着领带。在灯红酒绿的香港执行特殊的侦察任务，紧张程度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尤其不会打领带，不敢解开，四天四夜就这么紧紧箍在脖子上。谭国玉因作战勇敢，多次立功，成为部队的一个模范基层干部。
　　1950年，部队开展“扫除文盲，学习文化”的运动，初中文化程度的谭国玉，成了部队里的大秀才，他是全营的扫盲骨干。越是接触文化，越觉得自己文化知识不够用，他向上级领导提出了进速成中学学习的要求。1953年初，正是南国紫荆花盛开的时候，上级通知谭国玉：“收拾东西，打好背包，组织上保送你去提高文化啦。”
　　谭国玉喜出望外，随着大家上了火车，一直到了哈尔滨，才知道那个学校叫军事工程学院。
　　一位大高个子、山东口音的干部来接谭国玉一行人，他热情地接过谭国玉手中的背包，自我介绍道：“我叫高勇，欢迎同志们来学院学习。”　谭国玉马上和高勇对上了话：
　　“学院里有文化中学吗？”
　　“没有，你们入院后，先进预科。”
　　“什么叫预科？是干什么的？”
　　“为你们补习高中课程呀，补好了再学大学课程。”
　　“哎呀妈呀！弄错了！我连初中课还没有学完呢！”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走错门的谭国玉硬着头皮站在新生大队的队伍中，区队长安慰他，“既然来了，就好好复习嘛。”
　　课本发下来，都是高中的数理化，谭国玉翻翻，两眼一阵发黑，什么都看不懂呀。数学课，他需要老师帮助复习小学的四则运算；化学课，他只认识一个H2O，是表示水的，其他的就如同看天书了；物理课是鸭子听雷，石头落井，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矢量”、“标量”这些怪名词。
　　谭国玉面临一个上课听不懂，下课看不懂，作业不会做，处处是难点的严峻局面，头两个月的测验，门门功课不及格。他的考卷，老师不是逐道题的批改，而是从卷头到卷尾只画下一条又粗又长的斜线。4月中旬，在按文化程度重新编班的考试中，5门功课按5分制计算，他一共得了7分。谭国玉成了全院新生的落后典型，一时间舆论压力让他抬不起头，吃不下饭，他眉心结个大疙瘩，紧紧抿着嘴，每天寡言少语，呆在教室里不出来。他感到自己像是头掉进井里的老黄牛，满身是劲，不知往哪儿使。那课本上的公式、符号，犹如万丈高的雄关铁闸，他再拼命也攀登不上去。
　　不久，从苏联顾问那儿传来了对他的评价“谭这个学生是怎么混进来的？”“这里是高等学府，赶快让他回原部队，从小学文化学起。”
　　老师悄悄对谭国玉说：“听说苏联顾问对你的意见挺大，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同学们也为他着急：“我们是高中毕业的，还这么吃力，你连高中的门也没进过，这样学下去能行吗？”
　　谭国玉真的感到路已经走绝了，自己底子太差，糊里糊涂闯进了哈军工，根本就不是上大学那块料。这么下去，迟早得被学校除名，倒不如自己主动提出回原部队，也给学院减少一点麻烦。
　　他找区队长谈话，递交了一份退学报告，反过来宽慰关心他的同学：“我想好了，惟一正确的道路就是退学，重回我那个‘老虎连’，当指导员去，这几个月，多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了！”
　　

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4）
陈赓从新生大队领导的汇报中了解到谭国玉的情况。那天傍晚，他打电话给新生大队，让谭国玉在晚饭之前，5点30分准时到小平房来。
　　谭国玉听说陈院长召见，着实吃了一惊，虽说几次听过院长的报告，但还没有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他忐忑不安，拖着深重的步子走到陈赓那间小平房。
　　一进门，谭国玉就怔住了，陈赓正端坐在饭桌前等他呢。
　　“你就是谭国玉？”陈赓微笑地指指椅子说：“坐，坐，咱们一边吃饭，一边聊聊，怎么样啊？”
　　“院长，我不吃，我……”谭国玉站在那儿，有点手足无措，脸也红了。
　　陈赓一边给谭国玉盛饭，一边说：“你就这么站着看我吃饭呀？快坐下来！请你来吃饭，还特意给你炒了一盘鸡蛋呢！”
　　谭国玉坐下来，怯怯地端起饭碗，拿起筷子，眼睛却望着陈赓，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陈赓往谭国玉碗里夹了一筷子菜说：“快吃嘛”，自己低头往嘴里扒了两口饭，慢慢咀嚼着，看着谭国玉吃饭。
　　两个人默默地吃了一会儿，陈赓放下碗说：　“听说你向队长打报告要求退学？”
　　谭国玉脸红到耳根，端着饭碗说：“院长，我实在是底子太差，用了吃奶的劲，还是不及格，我成了新生大队的包袱，所以我想退学算了。”
　　陈赓又问：“听说你在开学之初，在班里的会议上表过态的，怎么说的？喔，人在阵地在，这话说得好哇，你是打过仗的，两军对垒勇者胜，要是胆小怕死，那阵地非丢不可。”
　　谭国玉一时语塞，皱皱眉头，低头吃了两口饭，小声给陈赓解释：“院长，我是说过‘人在阵地在’，可是这个学习上的困难和战场的敌人不一样啊，我怎么也消灭不了它。”
　　“所以你就要脚底板抹油？”陈赓面色严肃，口气严厉地批评道：“你口口声声喊‘人在阵地在’，实际上是啥也不在，给你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学习，还要求走？当逃兵？”
　　谭国玉早放下饭碗，挺直了腰杆，他的胸脯一起一伏，脸上青筋暴露，咬着嘴唇听陈赓的批评。
　　“你不是‘老虎连’的指导员吗？现在党把攀登军事科学技术高峰的任务交给你，这就是新的阵地，你就这样拖着枪逃走了？”陈赓接着批评，看看谭国玉脸红脖子粗地一声不吭，心想，这小子还真有股犟劲，便把声音放缓和：“当然了，你在学习上很刻苦，原来基础差是客观原因，但是，绝不应该要求退学，打退堂鼓。”
　　谭国玉蹭地站起来，咽了一口唾沫，对陈赓说：“院长，你放心，我不要求退学了，既然你把学习当成阵地交给我，我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好！”陈赓也站起来，拍拍谭国玉厚实的肩头说：“这才像个‘老虎连’的指导员嘛。”
　　谭国玉走出了陈赓的小屋。学院的夜晚十分静谧，谭国玉解开风纪扣，让燥热的胸口透点凉风，昏黄的路灯光亮留下他缓缓移动的影子，他感到头脑胀痛，耳边反复回响院长的话：“当逃兵？”自己打了七八年仗，从白山黑水打到珠江之滨，什么时候当过“逃兵”？他感到有点委屈，可转念一想，院长以将军之尊请我这个普通学员到家里吃饭，问我学习，催我上进，恨铁不成钢呀，这又是为什么？我还是共产党员吗？“拼了！”谭国玉对自己说：“我要从头学起，我就不信我会在这里当逃兵！”
　　第二天，谭国玉找区队长撤回他的退学报告。他真拿出“人在阵地在”的顽强精神去攻克文化堡垒。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不断改进学习方法，决心在短短5个月内系统补完初中、高中的数理化。他恨不能一天24小时统统用于学习，侵占他的时间，哪怕一分一秒，就好像是割他的肉，要他的命。他把什么时间都利用上了，还是不够用，只好侵占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不仅中午不休息，夜间也整宿地“开夜车”，每天睡眠不足两小时。晚上熄灯以后，常常一个人溜出学员宿舍，专找有亮的地方，要么站在走廊过道的灯光下学习，要么躲进有电灯的锅炉房里学习，好在锅炉早已熄火，里面十分安静。有时实在无处可躲，就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学。
　　班上每周都要发生一两次“谭国玉不见了”的“失踪事件”，班干部深更半夜四下寻找，从地下室里或者拐弯抹角的楼道里，把他押回来睡觉。有几次竟发现他晕倒在锅炉房里，大家赶快把他抬到门诊部抢救。由于长期睡眠严重不足，谭国玉体质下降，人很消瘦，医生叹气说，他就是用脑过度，太疲劳了，必须恢复正常人的睡眠才行。可是谭国玉在门诊部休息几个小时，又弹簧似地跳起来，匆匆赶回教室，他可不敢耽误一点课。
　　铁人也会生锈，谭国玉却百折不挠，他的拼命精神让学院各级领导、任课教师和班里同学们感动不已。尽管他门门功课的考试还是不及格，尽管苏联顾问团啧有烦言，院领导还是决定让他拼下去，相信他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陈赓决心把谭国玉当做一个典型，想尽办法把他培养成才，陈赓偏要看看，文化水平不高的解放军基层干部能不能登上军事科学的圣殿。院党委开会时，大家常常议论一下谭国玉的近况，陈赓让徐立行给教师打声招呼：谭国玉考试如不及格，就干脆别打分，免得引起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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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地学女杰　刘恩兰笑傲东海浪（5）
教师们对谭国玉十分同情，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为谭国玉辅导、补课，白天上大课，晚间上小课，化学助教时明和谭国玉情同兄弟，一遍又一遍为谭国玉讲解化学反应方程式，看到谭国玉理解得太慢，急得背过脸去掉眼泪，擦干眼泪，再讲。新生大队的干部更是成天为谭国玉的成绩、睡眠和饮食操心。
　　谭国玉是个血性汉子，他在学习上有两大长处，一是刻苦，二是踏实。他自称“脸皮厚”，　不爱面子，　不讲虚荣，不懂就是不懂，绝不装懂。课堂上教师只要提问，他总是第一个举手，不怕当众暴露错误闹笑话，他认为不管答对答错，都有收获，有时教师没有叫他答题，下课了他必找教师多问几句，非要把每个难点都搞明白。
　　几次小考下来，谭国玉得的都是2分，虽说不及格，他却挺高兴，从教员不给打分到给了2分，他感到自己有进步了。在文化补习后期的一次数学测验中，谭国玉第一次得了3分，他乐得跳高，大家都为他高兴。不久化学测验也首次得了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