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海战档案-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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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４年，中国鱼雷快艇部队的作战和训练完全遵循苏联红军条令条例，甚至到了机械照搬的地步。当年快艇第三十一大队在浙东高岛设伏“太平”号，海面４级风浪，马冠三严格执行苏联海军条令规定，鱼雷快艇只能在３级风浪以内出击，坚决不同意顶风浪出海作战，屡屡坐失战机。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面对海上波涛汹涌，天翻地覆，上级仍要求艇队全速出击，至少击沉“美坚”号登陆舰，力争击沉两艘敌舰。当时思考问题的角度已经全方位政治化，只要能达到确保封锁金门，严惩台湾和美国，支援中东斗争的政治目标，其他的客观条件全不在考虑之内。
　　如是，厄运也就顺理成章地降临在波浪滔天的航线上，双方都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劫难。
　　２０时５２分，镇海观通站在距离２７海里上发现护航运输编队呈单纵队向金门航行。编队顺序为，“江”字号、“永”字号、“江”字号、“美”字号。岸上指挥所决定立即出击，不让这支编队进入料罗湾。
　　执行这次海上作战任务的部队，包括鱼雷快艇第一大队６艘快艇（舷号为１０３、１０５、１７４、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０），护卫艇三十一大队３艘７５吨级护卫艇（舷号为５５６、５５７、５５８）和４艘５０吨级护卫艇。镇海指挥所统一指挥，仍旧沿用岸上雷达引导鱼雷快艇实施海上突击，在护卫艇和岸炮掩护下，鱼雷快艇为主要打击力量，护卫艇作为保障兵力。
　　张逸民在率队出航前接到舰队作战处打来的电话，内容是：海上风浪很大，但这是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定要干掉“美坚”号。
　　１９时１０分，７艘护卫艇由厦门启航。２１时２０分，６艘鱼雷快艇由虎屿启航。２２时０３分，各艇群分别由待机点出发，计划在料罗湾以东５海里发起攻击。张逸民回忆，当时正是两次台风的间隙。８月３１日台风刚刚在汕头登陆，下一个台风已经又到台湾，海上风浪七八级。他从来不晕船，打海南岛时都没有晕，但这一趟晕船了。
　　当时，鱼雷快艇编队顶着滔滔白浪一出厦门就被外面敌占岛上守军发现，炮弹纷纷落在两舷周围，航道被封锁。形势明明白白告诉张逸民，这一仗已经没有了“突袭”，只有强攻。编队一路突围到达梧屿，他用当地电话向支队领导报告了海上情况，请示风浪太大，能否不跑高速。对方迟疑片刻后，无奈地说：“没有办法呀，你还得按规定跑。”他电话没打完就离开，周围都是落下来的炮弹，打电话也是在冒着生命危险。
　　艰难地行驶３海里后，艇队到达镇海角。
　　众人停下来还没喘口气，命令下来，立刻出击。当时上级规定的航速为３６节，用老艇员话讲，纯粹是“破坏性航行”。编队在风浪里跑了两分钟后，张逸民用艇载超短波电话请示能否降低航速，得到回答是：“执行命令！”
　　咬牙往前跑了１０分钟后各艇实在坚持不住。他再次请示，明确说：“再用这个速度跑下去部队就拖垮。”得到的回答仍然是四个字：“执行命令。”
　　３６节速度上又跑了４０分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实在是艰难呀！艰难到什么程度？我已经坐不住，必须用胳膊紧紧抱住桅杆，后来发现隔着出海服，呢子服，许多层衣服，抱住的地方皮都磨没了。屁股底下一颠一颠，颠得皮开肉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北方农村大车毛了（车惊了），在横垄地里狂跑能把人颠下车。眼看我们跑到地方，忽然又接到命令，让我们停止前进返航。我当时心里忽悠一下，心想：费这么大劲跑到这里又返航？反正这一仗肯定要打，是不是可以不返航原地待命。回答是：“不行，立刻回镇海角！”我在返回途中没再听它的，用航速２４节。即使这样，还是很颠。
　　快艇编队一路颠簸返回镇海角，刚刚要憩，命令又到了：出击。航速还是３６节。但是这次航向改变，上次航向９０度，这次航向７５度，说明敌舰更加靠近料罗湾，如果不及时赶到发起攻击就可能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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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海战（3）
艇队再次出击。海面狂风大作，鱼雷快艇忽而举上数丈高浪峰，忽而埋入浪谷潜水航行，差不多溃不成军。张逸民只好再请示减速。得到回答加了两个字：“坚决执行命令！”他对身边的政委说：“完了，今天要砸锅了！”
　　忽又闻命令，航向角改为５０度。
　　艇队刚刚改变航向角，再接到命令，航向改为１２０度。
　　这样频频改变航向角让编队叫苦不迭，张逸民判断八成是雷达站跟踪错了目标，不然干吗这样短时间内翻过来调过去折腾呢。
　　他到底是行伍出身，判断没有错。第一次返航是因为对方编队连续传向２７１度、２１５度，航向诡诈，镇海指挥所判断不清意图，命令各艇群停止前进，返回镇海角南漂泊，护卫艇原地待命。而第二次出击后下达的命令，已是乱了方寸。这也是让他看不起这些人的地方，认为这些人不是打仗的料，根本就不会打仗。
　　２２时４８分，镇海雷达站发现对方编队中“维源”号出列（实际为误判，是“美坚”进港卸货），向料罗湾航行，指挥所遂命令向“美坚”号（实际为“维源”号）发起鱼雷攻击。
　　张逸民所在艇队接到命令，提速４０节接敌。不料关键时刻指挥艇雷达因过于颠簸故障，荧光屏失去回波。也就是说，指挥艇失去视力变成盲艇。他立刻超短波呼叫２号艇，改用２号艇的雷达代替观察，及时报告敌方位和距离，然后根据收到的报告确定战机。“实在是太困难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海军这样打仗！”他在后来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用这种“互相搀扶”的办法跑出没几步，张逸民手中的报话机再次发生故障，与外界失去联络，指挥艇不但“瞎”，还“聋”了。恰恰这个过程中，三中队连续两次报告前方和左舷发现大目标（实际上是“美坚”号），指挥艇都没有收到，编队仍继续执行岸上指挥所引导，避开真正的“美坚”号，沿１１０度航向角冲赝品直杀过去，错过击沉“美坚”的绝好机会。
　　距敌３０链上，张逸民下达“两管准备战斗”命令。这时，一个更为致命的意外发生，３艘鱼雷快艇先后报告，各有３条雷自行脱离坠海，还有一条雷滑出半截，自动点火报废。张逸民听到这样的报告顿时蒙住，６艘艇，带出１２条雷，还没有打仗就白白丢掉４条，损失三分之一战斗力，也差不多等于白跑一趟。
　　他在后来接受电视采访时说：“这种事恐怕苏联老大哥也没有遇见过，雷自己就溜掉了。可它为什么会溜出去呢？这里面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岸上指挥的人不懂海战，看不到海上风浪那样大，速度又那样快，快艇是从这个浪尖跳到那个浪尖上，发射管盖已经打开，鱼雷的锁扣也已打开，如果哪一下快艇的头一低扎进浪底，鱼雷就会跟着滑出去。我立刻向岸上请示报告：‘我的速度太快，已有３颗雷丢掉！’回答还是那句话：‘坚决执行命令！’这样，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也不再请示，哪怕拼了命。我带着剩下９颗雷往前跑，跑到跟前一看，妈的！根本不是‘美’字号，是一条炮舰！”
　　挡在跌跌撞撞的鱼雷快艇面前的肯定是一艘炮舰。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上级给他安排了敌方编队火力最强、机动性能最好的主力战舰，６５０吨级的“维源”号。
　　“维源”号集中甲板火力对暴露在眼前的鱼雷快艇群实施猛烈拦截，密集的曳光刺穿夜幕，在舰舷一侧织起道道火力网，１８０艇艇尾当即命中７６．２毫米炮弹，舵机失灵。其他各艇也不同程度中弹。由于艇速过快，波浪险恶，各艇已无法保持队形，张逸民只好命令两个中队进行单艇攻击。
　　２３时４８分，１８０艇在１．５链距离上向“维源”号发射鱼雷，对方机动规避。发射后，因左主机中弹提不上速，以右舵退出战斗。随后赶到的１７８艇距对方１链发射一雷（左管鱼雷出来一半自行报废），对方亦规避。１０５艇穿过“维源”号航向，距离２．５链发射一雷（右管鱼雷已经颠失），对方再次规避。
　　

“９·１”海战（4）
２３时４９分，三中队各艇在１．５至３链距离上对“维源”号连续发射４雷（１０３艇左管鱼雷出来一半，１７７艇右管鱼雷颠入海中），对方逐一规避，无一命中。１７７艇在攻击中右主机中弹。
　　６艘鱼雷快艇在３分钟内先后对“维源”号发射８条鱼雷，未命中一条。
　　风浪大，艇身失衡，难以准确测定敌向角是一个原因。更为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指挥部门的判断失误直接导致战术误差，快艇将６５０吨的“维源”号错当９００吨的“美坚”号，鱼雷定深为３米（攻击“维源”应定两米），所以即使射击无差错，鱼雷也全部从“维源”号舰底顺利穿过。
　　作为大队指挥艇的１８０艇撤出战斗，刚刚完成调头，再次饮弹，张逸民头部负伤，用他后来的话讲，血一下子挡住眼睛，就在这一瞬间，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轰隆”一下，整个艇差点翻过去，睁开眼睛一看，竟然是１７４艇撞上来。
　　当时１７４艇速度过快来不及控制，一头插入１８０艇机舱，赶紧打倒车拔出。张逸民后来回忆：“那一瞬间，就像炼钢厂里冒出来的火花一样！”１７４艇左舷机舱前甲板剖开３米多长大口子，灯光外泄，招致敌舰密集火炮连续中弹，前后机舱进水，几分钟后艇尾翘起沉没。
　　１８０艇碰撞后艇首变形，龙骨断裂，加上此之前连续中弹，很快也沉没。
　　两艇人员全部落水。１８０艇落水人员距离“维源”号仅百余米，甲板上战斗人员看得清清楚楚，随时可能被歼。张逸民把大家集中到一块作了简短政治动员，号召解开救生衣，随时准备自沉，绝对不当俘虏。大约１０分钟后，鱼雷攻击平息，“维源”没有发现水中漂浮的人员，离开作战地点。大家重新穿好救生衣。
　　“落水的那一刻，我有一种到了阴阳界上的感觉！”张逸民在战后接受采访说。
　　他吸取了“８·２４”海战人员落水失踪的教训，将全体人员分成两组，围成圆圈保持体力，等待海上救援船到来。“不能往回游，风浪那么大，又有潮水，往回游纯粹瞎胡闹，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人家来救你。”
　　过了没多长时间，金门方向传来密集炮声，红色的、白色的、绿色的曳光弹飞来窜去，乱成一锅粥，照亮夜海。他们知道，红色曳光是国产护卫艇上３７毫米火炮在发射，白色和绿色的射自台湾舰艇。张逸民兴奋地鼓励大家：“好哇，打起来了！”
　　半个世纪后，担任海上护卫艇编队指挥的魏垣武在接受《东海军魂》电视摄制组采访时回忆：
　　“那一天，打的是‘护快配合’战术，这个战术我们练了很长时间。结果一离开出发地，他们跑得快（鱼雷快艇速度４０节），我们跑得慢（护卫艇速度２０节），就把我们甩到后面。我们一共是７条艇，３条７５吨（级）的，能跑２０几节，４条５０吨（级）的只能跑十几节。本来是他们打主攻，结果岸上引导发生错误，等我们赶到，那几条敌舰在等着我们，这样我们就成了单独作战。
　　“３条７５吨的艇（５５６、５５７、５５８）那时刚刚出厂，部队也是新组建的，原来这批新艇是专门给国内公安军制造的，没想到艇造好了，罗瑞卿一声令下，公安军也解散了，这样人和艇就一齐划归了东海舰队，可谓‘人新艇新装备新’，全中队８６名战士，百分之七十是５７、５８年刚入伍的新兵，整个中队只有两人打过仗，９人打过靶，其余的枪炮声都没听过呢。到厦门后，抓了一个月突击训练，总算掌握了一点一、二、三级部署常识，战术技术基础有所提高。就是凭这个条件，开到海上去跟敌人面对面干起来。”
　　２３时３３分，编队指挥艇５５７艇的雷达在距离料罗湾５海里，左舷３５度角处发现一艘“江”字号。此时鱼雷快艇尚未向敌运输编队发起攻击，为了吸引左舷敌舰，配合鱼雷快艇行动，魏垣武命令３艘７５吨护卫艇插入敌护航编队，向“江”字号开火。后来查明，这艘“江”字号是“沱江”号猎潜舰，舷号为１０４，标准排水量２８０吨，满载排水量４６０吨，装备有一门４０毫米舰炮，５门２０毫米机关炮。
　　

“９·１”海战（5）
３艘护卫艇左梯队高速接敌，３０００米距离上“沱江”号开火，护卫艇还击，继续靠近，双方火力对比为１２（门）：６（门），护卫艇占绝对优势，对射仅持续约两分钟，“沱江”号炮火渐被压制，舱面无线电天线、桅杆旗绳等纷飞，人员逃窜。
　　此时，金门方向发现情况，９０毫米炮阵地开始射击支援，炮弹落在护卫艇周围，密集的水柱挡住视线魏垣武无法指挥战斗。混战中，大陆炮阵地开火，很快将金门岸炮火力压制，魏垣武趁势率艇贴近“沱江”号，从１０００千米打到５００米，３００米，持续攻击１５分钟，一直打到舱面弹药告罄，因炮弹供应不上不得不停止射击。
　　“我们打的炮弹是‘轰的’（红的），敌人的是‘楼的’（绿的），飞来飞去很好看，这些新兵光顾了看热闹，结果连运炮弹也忘掉，打到最后炮弹打光只好停下来。”魏垣武操着浓重的湖南家乡话如是说。“我们３条艇被迫停止射击，‘沱江’号乘机反击，５５８驾驶台下面中了４０炮、２０炮不少炮弹，海图室作业的通信业务长张文彬同志当场负伤！”
　　时任５５６艇副艇长的华克毅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参战人员普遍缺乏海战经验，战斗一打响，紧张得不行，哪里还有心思“观看焰火”。实际情况是，射击命令下达后，双联装３７毫米口径机关炮开始工作，每根炮管每分钟发射１８０发炮弹，双管齐射每分钟就是３６０发炮弹，眨眼工夫就把甲板上准备的炮弹打光了，炊事班运炮弹根本来不及，连雷达班的人都下舱搬运炮弹，才勉强供应一门炮打打停停。这也不能全怪大家，有时是战争的快速发展造就了艇员的战斗素质。１９５７年大队长陈小龙带领他们在石浦外打海仗，打了半天才消耗３０几发３７炮弹，后来司令员马龙在总结时表扬他们打了胜仗，同时批评太浪费弹药。一门单管３７炮半天打出３０几发炮弹，和一门双联３７炮每分钟发射３６０发炮弹，这样的落差对于他们来说是始料未及的，是海战发展拉开的实战技术差距，也是每个艇员观念素质上有待提高的差距。
　　后来的战斗总结中指出：弹药供应中断的主要原因是战前计划不严密，战斗组织不健全。战斗打响后，各艇均无人运送炮弹，待发现舱面炮弹打光，临时组织人员下弹药舱搬运已经来不及。此后虽然恢复射击，搬上来的炮弹也只能供应一门双管３７毫米炮发射，减少一半火炮威力。７５吨护卫艇上装备的３７毫米舰炮是速射炮，弹药消耗大，战前指战员对此性能缺乏了解，没有采取有力保障措施，造成战斗中出现被动挨打局面。
　　９月２日０时０８分，３艘艇紧急补充弹药后恢复射击，两分钟内再次打哑巴“沱江”号。
　　而后，护卫艇展开走马灯式轮番杀戮，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