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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 旧上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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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叫：妈妈啊，你在哪里啊，孩子在这里连通信给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曹后来找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开始哭的时候，是给你们施加压力，后来是真哭了，当时不知道把我们弄到哪里，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我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是来救他们的。”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被收容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卖淫。“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为嫖客。马路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
做暗娼的俞欣芝，一年来经常拉不上客人，而且提心吊胆，这一次，“正盘算着趁过节捞上一把，不料公安局把我给抓进了妇女劳动教养所”。这些被强行逮捕的女人比第一批难对付得多。俞回忆，“当天夜里进去千数人，我们大哭大闹。尤其我这样的，干了十几年，又听了许多反宣传，心里是恨极了。”
显然，要取得这些*的信任并非一时之功。曹漫之在收容行动之前，就已经作好了详细的改造计划：首先，为*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别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改造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没过几天，抽血的人真的来了。俞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蒙了——原来先来的姐妹的话是真的！共产党是真要救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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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大多数都有毒瘾。
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调配各性病诊所的师生，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被送到附近医院，费用由政府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政府甚至从解放军那边调拨过来一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住进劳教所的临时住院病房”。然而失去自由的她和姐妹们，并没有因为治病而放弃反抗。她回忆说，“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还是1952年，“大概是十月十几号，好几百个流氓把劳教所包围起来了，他们要把我们抢出去。我们在里边也拼命往外冲，和管理干部闹起来了。管理干部有规矩，他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死守住大门，比我们先进劳教所的公娟（公开登记的*）已经学习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她们先是帮干部守大门，后来看我们要出人命，就和我们抢菜刀，……后来，外面来了一大批警察，把流氓抓走了，我们也就没辙了。凡是*全怕警察，旧社会让他们欺负惯了。”
上海市民贺宛男的母亲曾是教养所的分队长，管着56个*。小时候，她缠着母亲去教养所看看，但失望地发现，这些在旧小说里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把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着难看的屁股；有几个似乎是在谈男人，谈着谈着，竟尖声怪叫起来：“没有男人，闷死我了。”她还亲眼目击，有*闹着要出去，达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干部救下来。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治病并不能完全消释矛盾，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俞欣芝说，“忆苦会上，先进来的姐妹带头忆苦，我们后来的也有人忆。我认为忆也白搭，那些脏事谁不知道？苦又怎么样？还不是等着让人家送兵营去当‘共妻’？
而30年后，教养所所长杨洁曾也描述忆苦会的准备过程：我们利用控诉大会启发她们憎恶妓院、憎恶这种生活、憎恶压迫他们的人。“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材料，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够生动，所以要她们自己来讲。……开会前，我们布置了很多标语，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当时的气氛很是愤怒的，有人叫口号，*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为了提高阶级认识，教养所还组织观影。俞欣芝对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电影印象深刻。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上海导演陈西禾闻讯后，赴京深入采访收集素材，并很快写出了剧本。拍摄中他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中挑选老鸨等人的扮演者。电影的情节是，北平近郊农村姑娘大香因家贫生活无着，与母亲一起进城借住于舅妈家，以替人缝洗衣服度日，并得邻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两人渐生恋情。舅妈为贪钱财，勾结流氓马三，把大香骗卖到崔氏夫妇开设的妓院，大香不堪折磨。1949年北平解放后，马三和崔氏夫妇等人被人民政府惩办。大香等姐妹们终于站了起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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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策时，管理干部再三讲外面传的“送东北开山”是谣言，“政府是要改造我们成新人，先进来的姐妹也现身说法”。病基本好了之后，俞欣芝“开始朝正道上奔了”。劳教所组织她们学文化，同时参加劳动，学机器织袜子。
管理干部的一个绝招，是让早进来的*对后来的姐妹施加改造的压力，又同时给早进来的一个机会，展示她们被改造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约和激励。
虽然*们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大院，但她们被允许定期与家属见面。后来管理所出台了请假制度。杨洁曾回忆说，“请假是由姐妹小组评审通过让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请家里和周围的群众也做好工作，帮我们考察。”正如学者贺萧所言，这样一种制度，依靠的是在国家权威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形成的力量。
“其实，我这样的算是好改造的，毕竟是苦出身。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坏人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俞也承认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杨所长，“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贺宛男也回忆说，“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报纸大哭起来，原来报纸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报纸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
释放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而第三类无家可归的，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无家可归，*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自愿报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杨洁曾回忆说。1956年，俞欣芝离开教养所，被劳动局安排到服装厂。
1958年，该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自1951年起，在里弄里，新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群众积极参与的监督网，与国家权力相连，使得*和老鸨无处安身，更别说重操旧业。
而那些被改造过的*，政府的意图是把她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我们能见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谓“先进分子”的“今昔对比”，更多的*返回社会后的命运如何，则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大跃进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俞回忆，“介绍人曾和他讲过我的事，他同意先见见我再说。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头一次见面我就说：我旧社会是‘万*’，让政府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强求。”他说：“以前归以前，现在好就行。”我说：“我现在是先进生产者呢！”一来二去，事就定下来了。临结婚我问过他：“你就不嫌我？”他说：“我这么大岁数能找个人不错了，你得给我生个儿。我们不能绝了后。”我告诉他这可保证不了，我打过两胎呢。他想了想说：“那也结吧，有感情了。咱俩都是苦人儿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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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的生活很好，他人老实厚道，很疼人。他是去年去世的，女儿差一个月就大学毕业了，他没赶上就走了……我曾问过他：“旧社会你就那么干净？”他脸红了半天说：“踏三轮车的没几个娶得起老婆，有几个钱就走邪道去坏地方呗。”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谈过往事。对，是不堪回首呀！说不定我们是旧相识呢！即使是，也认不得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姐姐妹妹站起来》你们看过吗？是写我们的，很真实的。真可惜，二十多年没演这个电影了”俞欣芝说。
“洗澡”：革命大学来了年轻人
严格说来，曲传成其实算不得什么知识分子，只上过中学的他顶多算是个有点文化的青年人。他原是山东安丘县汽车站的一名普通员工，过着按部就班的小职员生活。然而，上级的一纸调令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严格说来，曲传成其实算不得什么知识分子，只上过中学的他顶多算是个有点文化的青年人。他原是山东安丘县汽车站的一名普通员工，过着按部就班的小职员生活。然而，上级的一纸调令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是在1950年5月，他先是被安排到胶东区干部学校学习，接着又接到任务去刚成立不久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学校人事干部非常严肃地告诉他：“由于革命需要，学业结束以后，你们很可能不回山东了，要去支援新解放区的革命工作。”曲传成对这所学校一无所知，便问学校在哪里，对方说在江苏苏州，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我去。”
到革大去
事实上，在革命年代，即使自己不愿意，曲传成也无法改变这个决定。刚刚结束的全体学员大会上，学校负责人特别强调同志们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每个同学都应该做到党叫你到哪里，你就要到哪里，不能与党讨价还价。既然曲传成欣然接受组织安排，学校领导也省去了做思想工作的麻烦。其他同学也一样纷纷表示接受组织安排，一个千余人组成的南下干部队伍就这样闪电般的组建起来了。
临行前，学校给全体学员放了几天假，让大家回家与亲人道别。回到家里，曲传成故作轻松地告诉父母，我就要到江南去学习了，让他们不用牵挂。然而临走的时候，忐忑不安的母亲悄悄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曲传成终于说了实话：“很难说了。有可能就牺牲在江南，永远回不了家了！”事实上，这一别确实成了他与父母的永诀。
回家道别的同学都按时返回了学校，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千余名南下干部整队出发，先步行百余里，来到胶济铁路上的兰村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向南方进发。
曲传成记得很清楚，当列车呼啸着飞驰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时，往日歌声不断、嬉戏玩闹的同学们却异常安静。很少人说话或是走动，大家整齐地坐着，或扭头看车窗外飞快掠过的风景，或双手抱胸低头遐思。几乎所有的人都和曲传成一样，既不忍离开故乡，又对遥远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曲传成将要入学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创立刚刚一年。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短短几日之内相继解放了包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在内的江南广大地区，上海已成为一座孤城。尽管上海外围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国民党空军也不时地狂轰滥炸，却无法阻挡解放军的凌厉攻势。此时，解放军总前委会及*中央华东局已经进驻距上海200公里的江苏丹阳，沪宁铁路沿线挤满了解放军部队和党政机关，准备随时接管大上海。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的新丰镇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目的就是为新解放区培养青年干部并改造旧知识分子。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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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上海解放。华东革大全部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整训，于7月初开赴上海，暂借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复兴中学等校舍，于8月中旬完成第一期招生任务。按计划，第一期学员的培训时间为6个月，必修课目包括：1、教育方针；2、改造学习；3、革命人生观；4、知识分子问题；5、社会发展史；6、中国革命基本问题；7、新*主义政策；8、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但是，解放战争的推进速度大大超过了*中央的预期，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东南、中南和西南的许多大城市和广大农村。为了尽快建立新政权，巩固解放战争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的青年干部。于是，第一期的教学计划一再提前，结果只进行了不到两个月的培训就分配工作。其中540余人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另有540余人奔赴东北参加经济建设，2000余人前往浙江农村参加农村解放运动，其余1300多人则就地参加华东地区的各种工作。而就是这短期培训的1000多名青年干部，在上海解放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期结业后，华东革大迁往苏州，随即开始第二期招生工作。严格说来，包括曲传成在内的第二期学员才是最早接受系统培训的华东革大学生。
思想问题
列车经过两天一宿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停在了苏州火车站，曲传成报到后被分配到二部第8班。
和其他革命大学一样，华东革命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刚一入学，学校就宣布了第一条纪律：不得独自一人上街。这多少让梦想畅游人间天堂——苏州的曲传成有点失望。不过很快，他就明白，这条纪律并不是为了限制学生的行动自由，而是为了保证其生命安全。
当时，苏州解放不久，国民党逃跑时留下的潜伏特务和旧社会的黑恶势力尚未清除，社会秩序确实相当混乱。那时革命干部实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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