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陌生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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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彩虹桥的巫山（1）
一
　　从巴东县到巫山的快艇上，我离开艇舱，站到没有窗的船舷上。风迎面吹来，猛烈却并不寒冷。这一次乘快艇是下午3点，我睡够了；开始逼迫自己观察那急速向后退的两岸。一开始它看起来和明信片上的风景画没什么两样，甚至比想象的三峡风光更秀丽。
　　因为大坝蓄水，江面升高、变宽，流速减慢，泥沙沉积到水底了，快艇像是行驶在平静的湖面上，两边则是陡峭的山峰。上面生长的树木在冬天萧瑟得灰黄，倒是与其下的岩石色调一致。山体的形状与颜色偶尔发生变化，有时是黑色平平的岩石，有时突然像是一串突出的鱼脊背斜插入江面，陡陡的山坡有时是零星的树林，有时是光秃秃的一片，当一片梯田突然出现时，就意味着一个小村落的出现。
　　那些远望去像小小的火柴盒的房子突然聚集在山腰上，不出意外，还会有一道白线划过山腰，那是将村落与市镇连接起来的公路。有时，我会盯着一个“火柴盒”看，会看到一个红衣的小人从阳台上走回屋内。她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这感觉就像每一次夜晚乘坐火车穿越城市的闹市区时，看到铁轨旁的居民楼中的万家灯火，就老是想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有时，刺眼的人工痕迹会突然进入眼帘。我看到了*那蓝色的广告牌，岩石上刷着白底红字的方块∶175米。一年后，当大坝彻底竣工之时，水面将达到这个高度。届时，山峰又会变矮一截，水面又将增宽，而那些山坡上的“火柴盒”又将消失一些。当那座橙色的跨江大桥出现时，巫山到了。
　　如果不是同伴提醒，我几乎就忘记了这是贾樟柯电影中引人注目的一幕。橙色的、像彩虹一样弯曲的大桥，连接了两座山峰，周围则是水墨画一样的背景：墨绿色的山与水。
　　巫山的码头客运站以*的姿态迎接我们。客运站大楼明确无误地显示了，这是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城市，大楼的外表还没来得及覆盖上瓷砖，仅以灰色水泥示人，钢筋支架上裹着绿色的施工网眼布，一架黄色的吊臂车孤单而骄傲地俯视着长江。墙壁上宽阔的长方形空缺在等待着玻璃，地面上则只有尘土和沙石，在售票大厅里，没有一张椅子，人们站着抽烟、蹲在地上，等待着买票和上船，帮小孩子撒尿。
　　我的两位伙伴突然兴奋起来，他们都没来过此地，但看过《三峡好人》，都对亲眼看到彩虹桥表现出孩子气式的得意。“对，有《巫山云雨》，两年前还有人在这里拍电影。”开车的小伙子记不得《三峡好人》的片名，也没看过这两部电影，但很显然，它们是这个年代巫山的印记。
　　像很多代人一样，我对于巫山的记忆始自“巫山云雨”这个词。14岁时，我知道了它作为性的隐喻。它在我青春期时孜孜不倦地翻阅的《三言二拍》里随处可见。那时候，性仍是禁忌，是少年们成长的困惑与兴奋的主要来源。不过，无论如何，眼前的巫山县城与诗词中的巫山毫无关系。出租车沿街向上，这个新县城已经断断续续地建了10年。县城的主干道被命名为广东道，作为浩大国家工程的分忧者，珠海市为其提供经济上的部分援助。
　　二
　　比起前一站巴东县，巫山热闹、繁华。它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它嘈杂的声音。我们的酒店就在城市的主干道上，距离城市中心广场几步之遥。傍晚，当我迈出酒店时，广场上的音乐声就接连不断地传来，接着是一家接一家商铺的霓虹灯。市政广场是城市中心，广场布局像是三层水泥梯田。第一层的平地广场，像所有的城市广场一样，充斥着小贩、大排档，还有人们的露天舞池，不同年代的流行曲彼此重叠。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小余所卖的气球，但米老鼠的那一款不再是巴东8元钱的价格，它只要5元。

有彩虹桥的巫山（2）
再高一层则是个椭圆形的露天电影院，稀稀落落的人群正在看一部万梓良主演的香港警匪片。电影院旁则是一家接一家的台球馆、游戏厅、网吧、手机店，再上一层是小店的重复，只不过又多了一个滑冰场。总之，这是个游乐的世界。第二天中午时，我才发现平台上的一些空地更为精妙的用途，上面摆满了一张张绿绒或灰绒桌面的麻将桌，买一杯5元钱的茶，你可以打一下午，不断有挑着凉粉的小贩经过，缓解饥饿，放松你的神经，或仅仅是解解馋。那著名的山峰清晰可见，耳边则是塑料麻将的碰撞声，还有四川口音，不，应该说是重庆口音。
　　巫山隶属于1997年成立的重庆直辖市。我逐渐意识到这是个庞大无比的域市，事实上，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万平方公里。它或许也是世界上层次最丰富的城市，最贫困的乡村与最繁华的城市纠缠在一起，它也像是当代中国的某种隐喻—在这么短时间里，这么多的人口，要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这其中蕴涵了多少喜悦、荒诞与失落。
　　我从未体验过麻将的乐趣。1个小方桌，144张牌，4个人，就可以消磨掉无穷的时间。但我逐渐感觉到了特定的环境对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塑造。越到南方，人口就越密集，人们在所有可以开垦的地方开垦种植，人们发明各种烹饪方法将普通材料做得美味可口，那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正是集大成者，每次把白菜叶放进红汤里，就经常想起一位外来者所写的：“我非常清楚，中国人的餐饮艺术一直是无中生有的艺术……（他们）试图利用我们不加注意的一切东西。”麻将似乎也是对密集人口的响应，它是在最小空间里，可以容纳最多人的活动之一，　它也符合中国人对“静”的热衷。
　　那天夜晚，我沿着那条不断通往山上的台阶向上走，它被命名为神女大道，紧临市政广场。大道上没有神女的香气，只有一直向下流的污水、果皮和塑料袋。大道边还有奥运福娃的装置，但很可惜，它们早已沾染污垢，旁边就是个小垃圾堆，而垃圾堆旁则是一片大排档，油锅正响，铁板锅上的土豆块，散发出阵阵香气。
　　“新城好。”神女大道旁的一家古董店的女人告诉我。她从前是旅行社的雇员，旅行社解散了，她就和丈夫合伙开了这家卖兵马俑、“*”宣传画，还有辨认不清的三峡文物的古董店。“如果不是建新城，道路不会这么宽，也没有那么多商场，我们住的房子也不会这么大了。”她的丈夫，一个圆脸的中年男子补充说。
　　我曾经是带着某种偏见来到三峡的。在潜意识里，我对这个工程充满了怀疑，一方面它太浩大了，以至于超出了人力的驾驭范围，不管我们掌握了多精确的科学；另一方面，当试图以数字衡量得失时，那些难以被计量的事物往往被忽略掉了。你可以计算大坝的发电量，但是你该怎样计算人们看到家园被淹、迁移他乡的复杂心情，或更为隐形的物种消失、植被被破坏的损失呢？
　　一路上，我得到的信号是含混的。因为我没去乡村，他们往往是受水位上升影响最大的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此耕种，却突然失去了土地。而我经过的城镇，某种意义上是受益者。他们或许会抱怨除了200元的搬家费没有再多的补偿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移民款被层层剥削了，但是他们也乐于承认，若不是三峡大坝，他们搬不到体面的新城。对于老城，他们的感受和我们这些外来者不同—老街道只意味狭窄、肮脏与拥挤，它没有太多、人们也无暇品味的历史记忆。人们渴望的是“崭新”的世界，是霓虹灯广告牌、新一款的摩托罗拉手机、还有被染成黄色的蓬松发型……

有彩虹桥的巫山（3）
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往回看。
　　“八成是好的。”在山顶上一座居民楼的连通阳台上，一个中年男子对我说。阳台下是建立在斜坡上的新城，蜿蜒的盘山公路，层次分明的楼房，是一座山城的典型景象。远处的长江，看起来静止不动，“原来可能都没有现在的1/3宽。”这个男人说。他右手指着彩虹桥右边的望天峰，他的老家正在望天峰后，还要坐上几十公里的汽车。如今他所住的居民楼是两年前租下的，因为他的儿子在楼后的巫山中学上学。他的妻子在这里陪儿子念书，照顾儿子的生活，而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则在北京朝阳区做一名室内装修工。
　　“北京的活还是好找。”当他听说我来自北京后，谈话的兴味变得更浓了。他还谈到了台湾问题、奥运会问题，因为它们都会对北京未来的繁荣产生影响，而繁荣则直接关乎他的生计。
　　三
　　一种厌倦突然袭来。
　　那是大年初五的早晨，我坐在巫山鸿都饭店的8007房间。窗外是千年未变的秀丽风景，沿着支流而上就是著名的小三峡。由于水位的上涨，昔日只有夏季才能行船的河道在冬天也可以通行了。在本地的旅游宣传单上，几位肩宽腰壮、臀部结实的年轻男子背对着我，正吃力地拉着纤。他们是昔日长江的一景，在浅滩航船只能依靠人力拉动，纤夫们的传统是*，他们喊着号子，拉着粗大的麻绳。这职业早已伴随着航运技术的提高而消失了，如今他们只是作为表演和象征性地存在于风景区中。我猜，这些肌肉黝黑的小伙子的照片，定会勾起那些被沉闷的婚姻、琐碎的家务、还有业已到来的中年危机所烦恼的主妇们的某种幻想吧。如果放在一个全球景观中来看，对一个“绝望主妇”式的人物来说，这些三峡纤夫，必定像是波兰的水管工那样富于性的诱惑力吧。
　　我对这些纤夫，或神农溪的漂流没有兴趣。在中国旅行，你经常被一个接一个、不知节制，甚至厚颜无耻的人造景观所包围。我记得在山西时，当地的公司修建了一座木塔，然后宣称它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鹳雀楼，然后向每个游客收取100元的门票；或是四川一座混凝土博物馆，人们说它就是大禹的故里，且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
　　尽管在所有的国家，真实的历史总与民间传说相互混杂在一起，但是我得承认，我们似乎更有一种强大的能力将两者的边界模糊。我们毫不吝惜地搬迁、拆毁、重建、焚烧，或许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实在太丰富，没有什么东西是人们觉得值得真正尊重与留恋的。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所有他们想去的地方，但他们还没准备好去介意是在真实的遗迹前还是人造的景观前合影留念。
　　我不知这厌倦的原因。可能是城市里的噪音，千篇一律的商场与娱乐场所，那些丑陋的建筑，还有那些不痛不痒、难以深入的对话……我是个拙劣的记者，经常被批评为缺乏对现实中国的理解。在理智上，我也承认，真相和发现经常隐藏在乏味的表面，你需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逼近。
　　在旅途中，你会遇到小余那样的浪漫年轻人，也会遇到覃大姐那样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甘愿自我牺牲的人，以及在汉中经营钟表店的福建人，耐性、坚韧是他们身上常见的品质，他们也充满着为了更好的生活抓住每一次机会的热忱……但是，碰到的越多，我就越会发现最初相遇时的喜悦感的消失，他们的命运都差不多，为着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在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感到无力，或是过分投机……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深深塑造了他们的内心—过少的资源与过多的　　　人口之间的难以消减的矛盾；席卷一切、狂暴的社会变化，除了响应或忍受，个人似乎别无容身之处……
　　有时，我假装能理解这一切，试图富有同情心地看待这一切。但在更多的时刻，我则因空气中飘荡的麻木、精神匮乏而感到无聊和愤怒……
　　

不稳的生活（1）
一
　　雪灾的新闻，伴随着我的旅行。到了巫山时，电视新闻里几天前的严峻形势，变成了高奏的凯歌。从中央电视台，到曾经身陷困境的贵州、湖南等地方电视台，它们的新闻报道都沉浸在一种胜利的气氛中。那些被困在车站、公路、火车上的哀愁的脸，那些因停电而陷入黑暗的城市，如今换成了正在吃着热气腾腾饺子的小家庭，一位贵州的大学女生激动地说，在绝望之中，中央一直记挂着我们。那些工人们在山坡上修复电线、解放军用铁锨拼命铲雪的场面，还有总理鞠躬的镜头，被反复播放着……
　　我突然想起了火车上那对目光茫然的夫妇、徒步的杜登勇，还有湖南郴州那50元一根的蜡烛……这一切好像已是陈年往事。
　　电视荧屏上，经过适当选择的信息流动着，每一幅影像都取代了前一幅，记忆变得短暂、脆弱。我经常在想，这些早已在单一逻辑中经过选择的信息碎片，在一刻不停流动于人的眼前时，它对观看者的思维与情感的摧毁力该是多么强大，这样的力量将会重塑一个怎样的社会的头脑与内心？
　　我操控着手中的遥控器从一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我记得1983年，我家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14英寸的金星牌，耗去了我的父母整整两年的积蓄。那个黑盒子一样的电视机，屏幕是凸起的，而非日后的平面直角，它能提供的所有选择都表现在8个频道按键上。
　　那时，每个人都通过同一个渠道了解世界，打发时间。那单调匮乏的生活，似乎是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我忘记了*兴起的确切时间，大约5年前，我开始觉得电视台多得看不完，它们的背后还代表着某种微妙的权力变化。每个省都推出了足以覆盖全国的卫视频道，并致力于将自己的影响力推进到其他地区，进而吸引到全国性的广告商。这些竞争者中最成功的是湖南卫视。
　　在中国版图上，湖南人民以风格彪悍、爱吃辣椒著称。在20世纪，更因毛泽东的出现而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争夺，是中国历史上永不落幕的戏剧。当武力确保了表面的稳定感时，经济与文化上的较量则一直进行着。湖南卫视与中央电视台的争吵是令人感兴趣的例证。那是2006年的夏天，来自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半公开地指责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栏目格调低俗。那时，《超级女生》正成为中国电视业的“奇迹”。它把相貌与才智都平平的普通人，推到了舞台中央，并且通过手机网络，创造了“一人一票”的形式。它所引发的全国性情绪令人意外，却可以理解。
　　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权力逐渐退出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人们被长久压抑的热情开始释放。这留出的空间，一大部分迅速被商业所占据，用以满足人们对物质的渴望。但是在旧有意识形态坍塌后留出的精神空白，人们所需要的群体感，参与公共生活的热忱，却始终未能找到对应的空间。而与此同时，物质与信息的丰富，早已刺激起新一代人的欲望和野心，他们想要的更多，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娱乐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选择。它是安全的，没有直接对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又简单得人人可以参与，那种由迅速变化的社会给个人精神世界带来的紧张感，可以在假造的喧闹中得到暂时的遗忘。

不稳的生活（2）
中央电视台曾经是那套僵化意识形态的代表，它的主持人高高在上，静止不变的表情与波澜不惊的语气，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非人格化的秩序。而湖南卫视则意味着新选择。它用偶像剧、插科打诨的综艺节目、公开暴露的私人生活、还有群体卡拉OK式的演出填充了电视屏幕。
　　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