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呼唤-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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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只不合时宜的蜻蜓又作何解释呢？”父亲被庆德大伯的一席话感动了，眼里闪烁着陌生的光彻。

　　“同样的道理，季节的变化虽然是客观的，遵循着它自己的规律，但是它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比如今年的春天就比去年来得早。不定你画中的那季节就比我们以一般的理解的春天要来得早呢。春天若来得早，那蜻蜓肯定就会比以往的年份更早地立在藕箭上了。”

　　“哈哈，老哥子，多年不见你确实长见识了，怎么看你都象一个哲人了。我明白了你的话，若不是*搞改革开放，我们这把老骨头不知会埋在哪堆黄土下面了。能够赶上现在这个年代，我们就比上一辈幸运多了，不知要强多少倍，应该感到知足。所以昨晚的事你老哥就不要放心上去了，不就是上族谱的事吗？让上不让上，不是照样活着，不要当个包袱似的将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

　　父亲一说到家谱，庆德大伯的脸色就暗淡了下来。他叹一口气，说：“让不让我上族谱我倒无所谓，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后来，我知道庆德为什么不高兴的缘由。这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庆德大伯有两个心愿：第一，是到祖坟上烧点儿钱纸，以表达自己对先辈的哀思；第二是想将父亲和自己录入曾氏族谱，求个归宿，免得死后成了孤魂野鬼。昨天晚上，德庆大伯将自己的心愿对辈份最高的老族长谈了半天，但那位我称之为太公的族长就是不答应，拒绝的理由竟有点儿荒唐，只是因为庆德大伯无后。

　　“真是瞎扯淡，无后能怪我吗？年轻时想讨媳妇却因父亲的事情谁也不敢嫁给我，年纪大了有了点儿钱，照说可以讨了，又力不从心。老弟，你帮我打听一下，有没有因无后而不能入族谱的。”

　　父亲一脸茫然，但仍鼓励庆德大伯：“你不要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不定能柳暗花明。”

　　对族谱一事我不是十分清楚，能否在族谱上挂上名的条件我更是一无所知。但是自小父亲就告诉我，曾姓在百家姓里是一个显赫的姓，与颜姓、孔姓、孟姓并列，并是同一个字辈。要知道，颜姓的代表是颜子，孔姓的代表是孔子，而孟姓的代表则是孟子，那可是几千年来左右芸芸众生思想的大思想家呀，曾姓怎能与这些显赫的姓氏为伍呢？父亲以前告诉我，这些都是曾国藩的功劳。曾国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曾剃头”，其统帅的湘军在*太平天国挽救满清朝庭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清朝皇帝为表彰其殊功，特批其重修曾氏族谱。曾国藩是何等精明之人，他不傍历史上众多皇帝的姓氏，而是傍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圣贤。他当然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再显赫，终究会被取代，只有这三大圣贤，几千来谁也替代不了，曾姓傍上了三大圣贤，不是同样可以流传千古，不被替代吗！这是父亲多年以前的解释，并无确凿的根据，我有点儿怀疑。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多留了点心眼，找了一些资料，总算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但也彻底否定了父亲以前的解释。在一般人的认识里，中国古代的圣贤仅限于孔子、孟子和颜子，但是对于曾子，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原来曾子与孔子、孟子和颜子是并列的中国古代四大圣贤，孔子是尊圣，孟子是亚圣，颜子是复圣，而曾子则是宗圣。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其言行以孝著称，传说《论语》就是他根据孔子平日的言论编撰出来的。既然圣贤仅限于他们四人，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将这四大姓并列在一起，并且将字辈的顺序统一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在清朝以前，四大姓的字辈并未以皇帝钦赐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到了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朝庭钦赐四大姓字辈共二十五个字：“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贤扬。”作为四大姓的字辈，全国统一，不得混乱。例如，父亲和庆德大伯是庆字辈的，我就是繁字辈的，那么我的子女则是祥字辈的，依此下延，循环往复。至于颜、孔、孟三姓，我接触得太少，所以通过认识的人来确定其字辈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从中国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字辈上，我们就可看出孔姓同样遵循这一固定的字辈，孔祥熙是祥字辈，他的子女里不就有一个叫孔令侃和孔令伟的吗。

　　从传统来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非常强烈的，根在哪儿？也就是祖先在哪儿？是一个不容怠慢的原则性问题，不仅证明一个人是否具备德孝廉耻的情操，而且决定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根都忘了，即使他在社会上做出了让世人瞩目的业绩，同样可以全盘否定。而一个人的根在哪儿呢？那就是在族谱里了，如果在族谱里找到了你的姓名，那就证明了你的根之所在。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将能否进入族谱看得异常重要。但是，在*中，家族的观念被彻底否定了，受狂热激情的驱使，人们将自己的信念全部维糸在空淼的说教上，家族，字辈的观念渐渐淡化了。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拾起了这些流传千百年的东西，但是，彻底恢复到以前的模样并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传统理念因现代思潮的浸润而变得淡化，人们对传统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出现现代的烙印。就拿女子是否能够入族谱来说吧，以前女子是绝对不能进入族谱的，但现在变了，只要你拿出一定的钱，同样可以登录在家谱上面。

　　说到给钱，庆德大伯显得更加激愤：“我说过给钱呀，十年以前按人头算是每人十块，昨天我说了，我给一万。但他们就是不答应。我看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庆德大伯搔着头发，将滑到鼻尖的眼镜往上推了推，　“说来说去问题还应该在我这儿，不是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无后，则大不孝，所以难以登上族谱。再则，我的父亲就是死在我的手里，这不孝比无后更甚。所以两者加起来我可是罪孽深重呀，他们不让我入族谱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我前生造的什么孽呀，一辈子都洗刷不掉。”这时的庆德大伯眼眶泛红，几乎是捶胸顿足了。

　　父亲这时显得手足无措，只是不着边际地安慰着庆德大伯。

　　这时，我走上前将庆德大伯扶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说实在话，只有在这时我才彻底理解眼前这位老人的心情。我说：“大伯，你不要着急，我想我能够帮你这个忙。”

　　庆德大伯怀疑地看着我。确实，他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新屋边的那些老字辈眼里我的辈分小得不能再小了，父亲和庆德大伯的话他们都听不进去，我的话能管用吗？最后父亲将原委向他作了解释。原来那一年在关于父亲和我能否入族谱的问题上他们也是不同意，理由特别理直气壮，我的爷爷是反革命分子，被政府*了，爷爷的经历原本辱没了家族，现在还想录入族谱，是断断不可能的。父亲急得不行，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他们都未松口。看着父亲着急的模样，我实在忍不住了，最后通过杨卫平很简单地将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通过这件事我得出了一个经验，许多看似复杂的问题，但在权力面前就不是问题了。

　　吃饭时，庆德大伯还着意与我碰了一下杯，我知道其中包含的感激之意和无限的希冀。看着他那激动的表情，我内心却不是滋味。不就是在族谱上录上自己的名字吗？为何老一辈子竟如此执着。再说，也就是在族谱上录上一个多年前与他们有同样血缘的一个同姓人的名字，而那些所谓的长辈们对父亲和庆德大伯他们如此挑剔苛刻呢？历史是真实的，但在每个人的认识里都有不同的评判，许多真实的东西谁也不能保证在所有人的认识里都是统一的。

三
在江夏商场那儿，我没想到会遇到陈祖安。他在商场左侧的巷子里新开了一家叫“面对面”的面馆，黑底金字的招牌虽然不大，却非常醒目。看见我，隔老远就朝我挥手，兴奋地喊我的名字。他围着一个白色的围兜，满脸的络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精神看上去非常好。我奇怪他为什么没在魔芋厂干门卫了，而跑到现在这个地方卖面条。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告诉我：“小男一雄死后，厂里就乱成了一锅粥似的，看那情景要不了多久，肯定得垮。如其垮了出来，还不如现在出来。”

　　“生意好吗？”我环顾着简易的面馆，稀拉拉的几个学生模样的食客，内心里还真担心他这面馆不知能坚持多久。

　　“从这两天的生意看，还过得去。”他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我这地方好，紧挨着一中，那些学生们只有吃面条的钱，我是冲着他们来的。本钱不大，利润不多，照这两天的情况看，养家糊口应该不成问题。”

　　说话间我突然看见远志端着一碗面条从里间走出来，径直送到靠门坐着的一个小姑娘的面前。陈祖安招呼他过来。远志看见我，眼神里闪过一丝胆怯。我猜到他是到这儿帮工的，就十分不高兴，斥责他不该荒废学业，尽做些鼠目寸光的事。

　　陈祖安急忙解释，说：“不能怪远志，这都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孩子怪可怜的，就要求他中午和晚上到我这儿来帮上一两个小时的忙，工资谈不上，但绝对管肚子饱。什么时间来，什么时间不来，看他自己的学习情况定，我一点不强求。所以，不会耽误他的学习。”

　　“这事你跟班主任打过招呼吗？”我问远志。

　　“打过招呼了。”远志低着头，怯怯地回答。

　　“我与远志一道跟班主任打招呼的。班主任说这是勤工俭学，应该提倡。”陈祖安在一旁证明。“这孩子聪明哟，这店名就是他帮我给起的。”

　　我用怀疑的眼光看了远志一眼，又踱到店外，对那黑底金字的招牌好一阵打量。“面对面。”我惴摸着这店名的含义，感觉非常有韵味，也非常有时代气息。不是吗？现在人缺失的就是面对面的交流，相互之间看似融洽无间，但实际总感觉象隔了层塑料薄膜。简单的三个字，但包含的意思却深奥得让人不敢相信。

　　我重新回到店里，赞赏地拍了拍远志的肩膀，他瘦削的脸上竟泛出一抹淡淡的红晕。

　　这当儿，面馆里又进来几个学生，远志与我打了声招呼，忙去了。

　　陈祖安看着远志的背影，自信地说：“这孩子以后一定有大出息的。老话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

　　我相信陈祖安的判断。

　　在我对陈祖安好心照顾远志表示谢意时，他的脸立时涨得彤红，浮现出一丝与他那粗犷的脸形完全不相符的羞涩。他连连摆手：“你老弟若这样说就见外了。想当年不是你拉我一把，我不定现在连小命都没有了。能够代你帮帮远志，算尽我自己的一点儿心意。”

　　陈祖安说的是事实。那是*年的事情，那时107国道江夏路段的车匪路霸非常猖獗，老百姓怨声载道。县公安局的压力非常大，虽然搞了几次大的严打活动仍没起色。局里只得将全局能够调得动的人全作便装派到公路沿线，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希望能够抓到几个胆大妄为的家伙。那天我和山坡乡的三位联防队员在三星公路处守点，中午时，一辆从咸宁开过来的大客车突然停在路口上，车还未停稳，几个小年轻就从车上跳下来，后面跟着满脸是血的陈祖安。在陈祖安揪住一个瘦高个的时候，其他几个小年轻不甘同伙被擒，挥着西瓜刀将陈祖安围在当中，一顿乱砍。看那架势，陈祖安曾经学过几手拳脚，三下两下就踢倒了几个，但毕竟寡不敌众，他自己也吃了不少亏。千钧一发之际，我和那几个联防队员赶到了。由于我们都是穿的便服，那几个小年轻将我们当成见义勇为的了，红着眼睛与我们打在了一起。最后，我掏出手枪打倒了那个跳得最凶的瘦高个，才将他们一个个抓住。这时候的陈祖安已整个变成了血人。原来那几个小年轻在车上实施抢劫时，一车人没有一个敢动弹，只有陈祖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结果就与他们打成了一团。这种奋不顾身的见义勇为行为在当时还非常少见，为此，县政府给陈祖安颁发了一个见义勇为奖，还奖励了一千元钱。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了陈祖安，并且以后也成了常来往的老朋友。他老家是保福人，世代为农，但自小喜欢舞拳弄棒，三两个人不是他的对手。九三年陈祖安搬到县城后，他找到我，看我能不能帮他在县城找份事情做，看他为人厚道，并且有一身功夫，我就通过李锐将他安排到小男一雄的魔芋厂当了一名门卫，工资虽不高，但还算安定。谁知他现在竟将这份工作给辞了。

　　“小男一雄死的那个晚上，你在厂里值班吗？”我没办法将案子的事情从脑子里抹去，就想从他这儿找点儿线索。

　　“在呀。”他答道。

　　“有没有看见有人找过小男一雄？”

　　陈祖安拍了拍后脑勺，在回想当天晚上所见到的人。过一刻，他说：“对了，谢小芬曾到门卫来过。”

　　“谢小芬？”我眼睛一亮。

　　他告诉我，谢小芬那天晚上是七点多钟到厂子里的，挑着一副空箩筐，看那样子，是在县城里卖完菜顺路到厂里的。陈祖安告诉谢小芬，小男一雄自上午出去后到现在仍没有回来。谢小芬说她并不是找小男一雄，只是走路走累了，想到门卫这儿歇一下。由于非常熟悉，陈祖安就没再问什么，给她倒了杯水。谢小芬在门卫那儿坐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电工小瞿到门防来要陈祖安帮忙，说车间的一盏灯坏了，要他帮忙扶一下梯子，他好将坏了的灯泡给换下来。陈祖安就要谢小芬帮着看一下大门，自己就随小瞿走了。五分钟后，陈祖安回来时，没想到小男一雄也在门卫里面坐着，正低声与谢小芬说着什么。他怕打搅他们，就自个儿到外面转了转，大概十分钟后他再次回到门卫时，小男一雄和谢小芬都不在了。

　　“听到他们谈的什么吗？”我问。

　　“没有，他们的声音都压得很低。但他们说话时的表情都有点儿紧张，好象在谈什么重要的事情。”陈祖安说。

　　“他们谈的内容你一句都没有听清楚吗？”

　　“没有。我没有偷听别人讲话的习惯。”陈祖安摇摇头，又凝神想了想，说：“对了，我从车间返回时，好象听到小男一雄要求谢小芬注意安全。至于注意什么安全，我没有听清楚。”

　　“他们在一起谈了多长时间呢？”

　　“不到十分钟。因为我到食堂打了瓶开水回来时，他们俩都不在了。”

　　我将茶杯里的水喝干，想了一下，又问陈祖安：“你在厂里也干了好几年，感觉平日小男一雄与其他人来往密切吗？”

　　陈祖安边给我添茶水边说：“没有感觉，真的没有感觉。你说说，我在厂里干了几年，那小男一雄单独与我说话也只有那么四五次，我对他一点儿不了解。感觉他总是板着一张脸，谁也不搭理。他仿佛没有什么亲朋好友。找他的人也不多，即使有，也是生意上的。”

　　我沉思了一刻，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看着陈祖安的眼神，认真地问他：“老陈，你相信谢小芬会杀死小男一雄吗？”

　　陈祖安不解地看着我，好象奇怪我怎会问出这样的话，末了咧嘴笑了起来：“看你怀疑的。凭心而论，谢小芬绝不可能杀死小男一雄。”

　　“你凭什么这样肯定呢？”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