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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呼唤-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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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真是疯了。”直到现在，杨卫平表情仍异常惊悸，“那老太婆怪声怪调地叫着，那张瘦得没有丁点儿肉的脸完全没了人形。真的，直到现在我仍不明白，看似只有半条命的老太婆那一刻怎会有这样大的力量，她那双手活像一把生铁做的老虎钳子，狠不能一下将老鬼子的脖子给掐断。”
“老鬼子当时就瘫了。大家在突然的变故面前一时手足无措，还是覃局长反应快，大吼一声，扑上去就扳老太婆卡在老鬼子脖子上的手。但是掐得太深太紧，他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我上去帮了一把，才将老太婆的手松开。”
“他妈的，现在想起来真不该上去帮的，就让这老太婆将老鬼子掐死好了。”杨卫平一脸懊悔的表情，将吸了一半的香烟扔到车窗外面。“我没想到自己会下那样大的力气，是活生生将老太婆的手指头给扳骨折了才让她的手松开的。我听得清清楚楚，像折断麻杆时的那种脆脆的声音，一连响了四下……十指连心呀，在老太婆痛昏过去后，我们才将那老鬼子救了下来。”
杨卫平咽了一口痰，接着往下讲。
“后来，又发生了一起变故。在大家手忙脚乱地将老鬼子抬到车上时，小男一雄，不，那时大家只知道他叫杂种，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双目圆睁，头发直竖，高举着一把沾满泥水的锄头，怪声怪调地叫着，朝车子冲过来。司机不敢怠慢，发动车子，落荒而逃……”
“幸亏跑得快，看那杂种不顾一切的样子，一定会死人的。”杨卫平粗重地喘着气，心有余悸地说。
大家沉默了好一刻，坐在后排的王平安往前欠了欠身子，问：“那老太婆为什么这样恨那老鬼子呢？”
“为什么？当时我也感觉莫明其妙的，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人，一个从未离开过牛头山的糟老太婆，相互之间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后来听周围的人讲，我才将其中的原委搞清楚。抗日战争时，那老鬼子带了一小队日本鬼子就驻扎在这牛头山。日本人，哼哼，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进化好的民族，书上不是说吗？那时的德国人，不，纳粹，都瞧不起日本人，说日本人是野蛮人。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听人讲，那老鬼子带的那一队日本鬼子可是坏事做尽了。那老太婆就是当时的受害者，当时她才十六七岁，就被这老鬼子掳到炮楼里给糟蹋了，那杂种，不，现在的小男一雄就是这样给生下来的。他妈的日本人，畜生都不如！”杨卫平往车窗外吐一口唾沫，狠狠地骂一句，那表情既充满仇恨，也充满懊悔。
一时大家都不再说话，整个车箱里被一种沉重的情愫充斥得严严实实。
我小心地开着车，力求在这坎坷的路面上使车子行驶得尽量平稳。关于小男一雄的身世在听了李锐的介绍以后，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但是，现在听了杨卫平刚才讲的一切，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愫陡地涌上我的心头，这是一种奇怪的情愫，既说不上是激愤，也说不上是悲哀，但是这种情愫却实实在在地压迫着我的心脏，让我感觉呼吸非常困难。李锐的介绍让我感觉到的是小男一雄以及他的母亲活得很苦，但这种感觉更多只是存在于表面的认识之上，比如生活饥寒交迫，穷困潦倒，而他们内心的痛苦谁又能体会得到呢？这就像一个虽然没有吃过苦瓜的人，肯定知道苦瓜是苦的，但苦的滋味在他没有亲自尝上一口后是没办法体会真切的。而杨卫平说的，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是深层次的，他不仅看见了眼前这只苦瓜，并且亲口尝了一下，嘴里苦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并且比意识里的苦不知还要苦上多少倍。真的，我有这种感觉，杨卫平刚才讲的事情，我仿佛就站在旁边亲眼目睹过一样。我仿佛看见那老鬼子冷冰冰的眼睛，那老太婆不顾一切的模样；同时，我还仿佛听到那老太婆手指被扳折时清脆的响声，还有小男一雄那无助的吼声……是老太婆无理或者失去理智吗？不，不，我们千万不能这样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就像火山，它之所以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喷发，是因为它在地底压抑得太久，太久。人的情感在更多的时候不就像火山一样吗？我的脑子里在这一刻突然想起一九八七年乘坐“江汉50号”轮船到三峡游玩时遇到几个日本人的一幕。我初中的同班同学杜平在这条船上当船长，他是大连海事大学毕业的，英语相当好。船过了葛洲坝以后，四个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在翻译的带领下提出想到驾驶台去看看。但当杜平知道这四个外国人是日本人时，立时脸涨得彤红，生硬地挡在驾驶台的门口，用英语骂道：“Japanese pig 。get away！ Japanese pig 。get away！”那几个日本人一下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杜平，最后悻悻地走了。事后我问杜平为什么这样。杜平说，1943年他爷爷被日本人强抓到大花岭火车站修炮楼，结果被日本人用刀砍死了。所以，在内心里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不管在任何地方遇着任何日本人，他一定要骂上两句，虽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解恨，解气。现在想来，杜平当时的行为是有一点儿偏激，但那老太婆的所为呢？我认为不管是出于家仇还是国恨，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仍是平息仇恨的一种方式。做了丧尽天良坏事的人，并不是单凭一句“对不起”或者捐上几个钱就可以将以前的所有罪孽一笔勾消的。
“后来那杂种，不，小男一雄怎么变成日本人了呢？”过了好一阵，王平安小心地问。
杨卫平说：“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听说这老鬼子可能是良心发现了，执意要将这杂种带到日本，并以这作为在我们江夏投资办厂的唯一条件。”
“那老太婆同意让老鬼子将杂种带到日本吗？”王平安接着问。
“那老太婆开始死活不同意，后来县里派人做了好长时间的工作，不知怎么就将她的思想做通了。这以后那杂种就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由一个人人不齿的杂种，变成了我们县里那些头头脑脑们的座上宾。”杨卫平重新点上一根烟，“对了，别看那老太婆瘦小得完全没有人形，但却非常有骨气，听说那杂种在青龙山那儿办了魔芋厂后，她从来都未去过，并且从不花那杂种的一分钱，一个人仍孤苦零丁地在原来的破房子里生活。”
“哪杂种愿意去日本？”王平安这人平日里就有点儿书呆子气，这样的话竟也问了出来。
杨卫平愣了一下，然后哈哈笑出了声：“神经有毛病的人才不去。你说这杂种平日里谁将他当人看待了，这一下天上掉饼子，就怕跑都来不及哩。”
说话的当儿，一辆手扶拖拉机吐着浓浓的黑烟迎面驶过来。路太窄，驾驶拖拉机的老头犹豫了一下，将拖拉机停在路边上，让我们的车先过去。老头一脸的皱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帆布工作服，用紧张的眼神看着我们的车子从旁边驶过。拖拉机的车箱里躺着一个人，用一床蓝底白花的薄棉被从头到脚盖着。如果没猜错的话，这老头是往医院里送病人的，从躺着的人一动不动来判断，这病人肯定病得不轻。
“这老头是哪儿的？”杨卫平一直在打量那老头，自忖对整个马鞍山镇就像熟悉自己的手巴掌一样熟悉，现在显然遇到一个陌生面孔，由不得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
我感觉在哪儿好像见过这开手扶拖拉机的老头，但仓促间一时无法想起来。
简易公路离小男一雄曾经居住的那间简易房子有二百多米远，车子停好后，我们沿着田埂上的小道，穿过几块高低不平，排球场大小的小麦地，就到了房子跟前。说实在话，即使在我们江夏最贫穷的农村，眼前的这间房子也已经非常少见了。土砖垒的墙壁露出一根根焦黄的稻草根，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看不出砖缝，整个就是一面用泥土夯实的土墙。屋顶上原本盖的是稻草，后来在有些地方盖上了几块深色的瓦片和油毡，看上去像在一床分不清底色的棉被上缀上了几块深色的毫无规则的补丁。房檐遮住的土墙上布满了拳头大小的窟窿，不用说这是麻雀们的杰作。即使在现在的农村也非常少见的麻雀，这里却非常多，它们停在房檐上或者蜷缩在墙洞里，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几位不速之客。有几只明显是才学会飞翔的小麻雀，清脆地叫着，大着胆子从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这种景象在城里现在是难得一见的。 这一切竟勾起我对麻雀的记忆，鲁迅小说里所写的用几颗米粒诱捕麻雀的办法在我们这儿明显效率太差，运气好，一次也就只能捉上个一两只，那时我们是在生产队的育秧棚里捉。秧苗在大棚里育好后全部运到田里，诺大的棚子空荡荡的，我们将大棚的门帘卷起，远远地藏在一边。那些麻雀们经不住大棚里残余的稻谷的诱惑，在犹豫了好一阵子后，一只一只飞进大棚里，也不管有无风险，一顿猛吃。眼见大棚里的麻雀数量差不多了，藏在一旁的我们就飞也似地冲过去将棚子的门帘放下。这是典型的瓮中捉鳖，大家一阵忙活以后，往往能捉上四、五十只麻雀。然后根据人头平分，中午或者晚上各家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碗香喷喷的红烧麻雀。那时候麻雀与老鼠、臭虫和蚊子并列为“四害”，消灭都来不及，不像现在，可能会被一些看似有善心的人冠以虐待动物的帽子而遭到无情地谴责。
房子坐东朝西，门口有半个蓝球场大小的一块平整场地，看着是一个院子，却没有围墙，甚至也没有简单地用几根树枝与周围的田地分隔开。场地的边上，正对房门处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花香正浓，伸展开来的树荫将大半个场地都遮掩住了。树下，用条石垒的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个穿着淡蓝色衣服的女人，弓着身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我们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的脚边一只壮硕的老母鸡带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鸡在聚精会神地觅食，一只大红冠子的公鸡像卫士一样在周围逡巡，看见我们，那大公鸡扑扇着翅膀，嘴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叫声，好象在警告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别在它们的地盘上乱来。
杨卫平没理会看书的女人，径直进到屋里，一分钟时间不到，他走了出来，说：“怎没人呢？”然后他走到看书的女人跟前，问：“喂，家里的人去哪儿了？”显然眼前这个女人不是我们要找的小男一雄的母亲。
女人抬起头，一双痴呆的眼睛迷茫地看着杨卫平。
“告诉我，家里的人去了哪儿？”杨卫平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
女人欠了欠身子，没回答，却将手上的书递给杨卫平。杨卫平摆了摆手，差点没将女人递过来的书打掉。
“这女人是神经病，问不出什么的”杨卫平走过来对我说。
我有点儿失望，看了看破旧的房子，又看了看又沉入书中去的那个痴呆的女人，心里不知是何滋味。王平安提出，他到周围去找一下，说不定能找到小男一雄的母亲。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只能碰碰运气了。王平安到周围去找人后，杨卫平到屋子里搬出两条木凳，我们就坐在屋子旁边边抽烟，边等待。
太阳已落到西边的山包后面了，天色慢慢地暗下来，风也吹得人身上感觉有点儿凉。我有点着急，不甘心一整天就这么一无所获。
这时，坐在槐树下的女人嘴里突然发出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我仔细听，原来是她照着书本在念，并且念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女人的声音抑扬顿挫，字圆腔正，好像受过正规的训练，并且有可能在大众场合演示过。这声音勾起我对*的回忆，虽然那时我的年纪还小，但大小广播里朗诵领袖语录的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刻骨铭心的。说不清楚，我感到全身突然发冷，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涌上了心头。
“知道这女人是谁吗？”杨卫平看了那女人一眼，扭过头问我。
“不知道。”我摇摇头。
“不认识她是谁，这很正常，但你应该认识她的父亲。”杨卫平卖着关子说，“她的父亲就是赫赫有名的八一大队的书记柯长茂。她就是柯长茂的宝贝女儿柯红霞，当时我们马鞍山公社数一数二的大红人。哈哈，看你这记性。”
我一时惊得目瞪口呆。杨卫平的话勾起了我的记忆，柯长茂我怎记不得呢？*期间可是我们马鞍山公社响当当的人物，除了那时的公社书记陈兴旺以外，柯长茂的名气应该排在第二位。在我记忆里，之所以对柯长茂留有深刻印象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他有一身力气，七十年代初期在枯竹海搞围湖造田时，别人只能扛一百斤土包，他却可以扛两百斤，为此，他的照片上了省报的头版头条；第二，他的饭量特大，听说他一顿可吃两斤米做的饭，并且不要菜；第三，搞阶级斗争时他对于那些“五类分子”下手特狠，*刚开始那阵子，在开他们村里一个地主的批斗会上，他冲上会台，一砖头竟将那个地主给砸昏死了，理由非常简单，说他在给那地主家当长工时，经常吃不饱。柯长茂的长相我在脑子里已变得模糊，但仍依稀记得他长得五短身材，四方脸，一脸的络腮胡子又密又硬。至于柯长茂的女儿柯红霞我却记忆犹新，仍感觉象昨天一样。那是我前面提及的在修人造小平原的那个冬天，每天晚上，各个大队组织文艺汇演，有演《红灯记》的，有演《沙家浜》的，简单一点的由几个青年男女搞几段诗朗诵或者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大队演的是《红色娘子军》，而其中的主角吴琼花就是由柯红霞装扮的。她在台上的演技我无从评判，但她在台上的着装却深深刻入我的脑海：深绿色的军服，棱角分明的八角帽，蓝光闪闪的半自动步枪，扎得紧紧的绑腿，还有那用麻绳扎的草鞋上的那朵像火苗一样闪烁的红绒球……使她显得比电影上的那个吴琼花更有精神更有活力。后来听说她的这套着装是由原咸宁军分区的司令员给定做的，在这以后不久，还听说那位司令员有意将她调到军区文工团去。这个消息在当时的马鞍山公社引起不小的震动，让许多的人羡慕不已。
但是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当时那个让整个马鞍山公社疯狂的“吴琼花”吗？她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境地呢？我真不敢相信。
“想不到吧，响当当的原马鞍山大队民兵营长、马鞍山公社的‘吴琼花’竟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杨卫平递一根烟给我，自己也点上了一支，深深吸一口后，一声叹息随着青烟从他的喉咙里慢慢地吐出来：“其实柯红霞现在的惨状还不都是被小男一雄，不，就是那个杂种给害的。”
“说句良心话，那杂种也是可怜的。自打娘肚子里出来后，周围的老百姓就没将他当个人看。谁愿意跟他接触？躲瘟神一样躲都还来不及。在人们的印象里，好象没有他们母子俩存在似的，他们充其量只是躲在阴沟见不得阳光的两只鼠。但是*开始后，那疯婆子和那杂种可就成了整个马鞍山大队的名人，不管是开什么会，都要将他们母子俩拉到台上去批斗。后来，听说是柯红霞做的思想工作，原本是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竟反目成仇了。有一天在批斗会上，那杂种当众打了疯婆子两嘴巴，下手非常重，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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