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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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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2）
父亲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写的，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两册，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东西。当时也有人劝他接着往下写，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担心他不能写完。但是父亲不同意，他觉得只有从头写才能把他的真实思想表现出来。
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父亲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晚年最为看重的大书《中国哲学史新编》。1990年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替父亲交稿。我是一个人去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出版社当时也很热心，很快把稿子的清样打了出来。这部书的前六册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得都很顺利，但是第七册却至今没有在该社出版。人民出版社曾要求我同意删去批评毛泽东的有碍文字，我拒绝了。我想，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在发表后可以讨论。（当时有些政协委员两次提出：人民出版社应该把冯先生的书出全。政协委员的意见提出以后，得到答复，说第七编有问题，不能出。后来我也曾经给李瑞环写信，但是却没有下文。后来人民出版社几次找到我，要求我同意把书中的有关字话去掉，但是我坚决不同意。直到现在，人民出版社也没能出版第七册，就是因为书中有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其实父亲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让大家讨论，才算是百家争鸣。）
父亲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曾经写道：这本书如不能出版，余则为王船山矣。在解放之后，知识分子经过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折腾，要经常否定自己以求过关，并且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可是这次写完全是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真正认识到的思想，就是要写出他自己心里想说出的话。到了后来，父亲越写越自由，越来越不依傍别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海阔天空我自飞”。
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两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
父亲不止一次说过：等书完成之后，有病也不必治了。这话让人心痛，在父亲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女儿，我当然希望父亲尽快完成他的心愿，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他在心愿完成之后身体会垮掉。《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之后，我们建议他去写另一本著作《余生札记》，写一些他在文艺上的随感。有时他的一些朋友来看望他，也总是提醒他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父亲和朋友们的交往是在“文革”以后才渐渐恢复起来的。在“文革”期间，他们是不敢随便来往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祸上身。在父亲晚年，来看望他的，多是他的学生，和他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的朋友，大多已经凋落。
张岱年先生和父亲的交往相当的早，张先生从师大毕业之后到清华作助教，后来又和我的七姑结婚。当时我们家住在清华园的乙所，腾出了一间房子给他们做新房。张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七八岁，结婚需要有人给新娘子拉纱，给七姑拉纱的人就是我。后来抗战爆发，我们全家搬到城里，张先生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南去。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3）
父亲去世那天，张先生一早就到了我们家，执意要到太平间看看父亲。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我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却不肯。后来由清华的两个人陪着张先生到友谊医院看望。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一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我想，那正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最为看重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我的老伴蔡仲德曾经把父亲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自我”，然后是“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父亲写《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时候，是在“实现自我”阶段。那个时期父亲在清华做文学院院长，一共做了十八年，对于清华的文科建设有很大的贡献。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学校的行政工作，一边还在著书立说，抗战前是《中国哲学史》，抗战时期写出了《贞元六书》，那是他的哲学体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改造时期，思想改造的过程也是父亲“失落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冯友兰一个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但是这个过程在父亲身上体现得很突出，所以蔡仲德才把那个过程归结为“冯友兰现象”。汤一介说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是一种伤害，的确是大大的伤害。思想改造绝对不是只触及皮肉的运动，那是要触及灵魂，要把知识分子改造到“脱胎换骨”。思想改造的时候我在城里上班，并没有跟父亲生活在一起。七十年代以后，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开始回到家里来住。在母亲去世之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最为看重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也是他“回归自我”的阶段。当时我为自己封了六大头衔：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当时对他帮助很大的人，则是蔡仲德。蔡仲德除了在“冯友兰研究”上有很大的贡献之外，在家里，作为女婿，他对父亲的照料也十分尽心，在生活上帮助我照顾父亲，一丝一毫不肯懈怠。他本来是比我小的，没想到倒比我先走了。
母亲在校医院去世，父亲只是对我说：“娘去世了，这房子太空了！”
从七十年代起，我们家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1974年，我的姑姑冯沅君去世；接着1975年，我的姐姐（父亲的大女儿）去世；随后的1976年，我的叔叔冯景兰（著名地质学家）去世；然后1977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了；到了1982年，我的弟弟也走了。我觉得父亲非常了不起，遭遇了这样一系列的打击，他依然能够保持平静。一来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他的中国哲学作为支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他还要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中，最严重的当然是母亲的去世。母亲在校医院去世，父亲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对我说：“娘去世了，这房子太空了！”现在，这房子更空了，一个个的亲人都离去了，我还住在里面。
父亲曾经说他的一生得力于三个女性：一个是我的祖母，一个是我的母亲，另外一个则是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母亲打理，以便让父亲能够专心做学问。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谁做学问的条件都没有冯先生的好，他一辈子都没有买过菜。其实父亲在昆明最困难的时期也买过几次菜，不过很少。母亲过世之后，我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些事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4）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根据有关部门的审查，曾经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把《中国哲学简史》两卷本翻译成英文的美国教授卜德到北京来，曾经向有关部门要求见我父亲，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卜德对此非常不解，说他再也不到中国来了。198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白瑞教授到中国来，提出授予父亲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接受名誉学位的本人必须要到场。其实对于父亲来说，名誉这些身外之物已经并不重要。但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见识，认为父亲只有出一次国，他身上所有的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这也是父亲为什么在八十七岁的高龄还要由我陪同着远涉重洋的原因。
在家里，父亲曾经跟我说起梁启超先生的几个儿子，一个学建筑，一个学考古，还有一个搞炮弹！
在生活中，父亲是个很幽默的人。50年代的一天，父亲参加完土改坐老乡的驴车回家，当时赶车的是清华一个湖南籍的教员。到了清华快到我们家的时候，车翻了，所有的人都摔到了地上。那个赶车的年轻教员感到十分抱歉，父亲却幽默地说：没关系，这头驴不懂湖南话嘛！父亲的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家里，父亲曾经跟我说起梁启超先生的几个儿子，一个学建筑，一个学考古，还有一个搞炮弹。父亲风趣地说：梁思成盖了房子，他搞炮弹的弟弟就拿炮去轰炸，然后他的另一个弟弟正好去进行考古，这样梁家就永远也不会失业，任公的眼光多么深远啊！这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父亲最先说出来的，反正这个故事在他的朋友们之间流传得很广。父亲还曾经讲到他和叔叔还有姑姑的趣事：父亲小时候喜欢吃鸡蛋白，叔叔则喜欢吃鸡蛋黄，姑姑则不喜欢吃鸡蛋！所以姑姑要是不喜欢谁，她就会说：给你吃一个鸡蛋！
父亲十分喜爱小动物，我们家一直养猫。“文革”期间，家被抄了，连人都吃不上饭，但是他有时候会问：猫有吃的吗？
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家庭环境的熏染
父亲曾经给我的一本书写过一篇序，序中提出要让我读两种书：一种是无字天书，一种是有字人书。天书即自然、社会与人生，父亲认为只有读了这部天书，文章才会有生命。有字人书，就是说一个人写作要有知识，只靠天分是不行的。
我没有继承父亲走上哲学之路的原因，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对于文学比哲学的兴趣更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缺乏逻辑思维，没有哲学的头脑。但是哲学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我写作的早期，父亲对于我写什么东西从来不看，也从来不做表扬或者批评。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也没有看到我写什么东西，大家就说我成了作家了。他当时对母亲说：不知不觉收获了一个当作家的女儿，真是一件高兴的事。）
我觉得，父亲对于我的影响，更多的是家庭环境的熏染。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要求我背诵古诗，这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常常有人问我的文学创作是不是受了姑姑（冯沅君）的影响，但是因为姑姑并不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觉得更大的影响还是父亲给我的。其实，姑姑进行文学创作，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在她还没有出来读书的时候，父亲在北大学了古文，回到家中就教她学习，所以姑姑有一句诗：曾列长兄弟子行。
说到姑姑冯沅君，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我们家有那么多杰出的亲戚，比如说我的叔叔冯景兰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七姑父张岱年和我的堂姐夫任继愈都是著名的哲学家。有人问我，他们是否受了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影响也许是有的，但是一个人只要努力，总是能做出一些成绩来的。
父亲写作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国。这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他爱的是自己的父母之邦、爱的是和自己血肉相联的文化。政权可以更替，而父母之邦是永远的。他曾经自撰过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旧邦新命是他常说的，他要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汲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国家。
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1）
人物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918年，考入香港大学教育系，1925年冬，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哲学、心理学和西方艺术史，最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悲剧心理学》获得法国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从1946年冬起到1986年逝世以前，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和西方文学。朱光潜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美学领域。重要著作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和《西方美学史》；译作有黑格尔的《美学》、克罗齐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这些论著和译作对奠定我国美学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朱光潜还写有《谈文学》等讨论文学写作和翻译技巧的论文集，以内容丰富、深入、切实、文笔流畅、易懂，深受读者喜爱。
朱光潜
口述：朱世乐
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
在别人看来，父亲是更有理由离开大陆选择到台湾去的，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留下来。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支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移动。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了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父亲当时的心情很矛盾：如果不走的话，在共产党的眼里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要走的话，我的身体又是一个问题，同时，他也不愿意做寄居在别的国家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会有很好的前途。当时的很多人都被动员过，包括沈从文伯伯。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留在北京。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沈伯伯一起从鼓楼旧市买一些小瓶小罐回来，回来的时候，沈伯伯总有礼物给我：“朱世乐啊，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瓶子回来。”那些上面刻着龙或者别的花纹的小瓶子，给了一个固定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弹的小孩子很多的欢欣。后来他们每次回来，我都要问沈伯伯：“给我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解放之后，父亲成了各次运动当然的“运动员”，我也曾经问过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对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应该负责的，那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但是我体会到，如果当时他选择去欧洲的一些国家，生活得也许会好一些。1993年，我到德国进修基因诊断，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我曾经沿着父亲在欧洲走过的足迹去游历。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一些父亲过去曾经共事过的老学者以及知道他的青年美学家，他们得知我是朱光潜的女儿之后，都热情地招待了我。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对父亲另一方面的印象：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2）
在我的脑子，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
我1942年出生，解放的时候我七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父亲在沙滩的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挂一个幕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电影的时候，哪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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