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黑暗时代的坚忍:在不美的年代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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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无论自己多么困难，都尽力使子女们收到良好的教育，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够用自己的真材实学报效国家。我大哥在重庆上学上到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交不起伙食费被学校开除了。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后，把家里的电话拆掉凑够了交伙食费的钱，大哥才得以复学。
　　那时的生活真是困苦极了，我记得妈妈常常因为经济拮据把自己的嫁妆首饰当给当铺，之后就再也没有赎回来过。
　　父亲对我的期望很高，我懂事之后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每天早晨，父亲都会带我到家后面的公园里面去练字。他写一张九宫格，然后让我临摹。我到了上学的年龄，除了正规的学习之外，父亲还专门请了一位先生教我《资治通鉴》。
　　在我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之后，父亲怕我受到伤害，只是叫我专心读书，外界的活动一概不要参加。而他却置自己生死于度外，为了国家的命运四处奔走。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什么活动也都没有参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个父亲对子女的那种深沉的爱意。
　　后来父亲突然被捕，我感到十分不解：我父亲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有“十大罪状”？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的种种专制和黑暗。
　　父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父亲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初，父亲参加了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最后到杭州成立的临时省政府，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父亲当时是省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在政策方面，父亲总是和共产党的委员（比如宣中华、潘龙图等人）事前交换意见、密切协商，然后再按照国民党规定的纲领办事，合作得非常融洽。
　　当时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到了三月底，张静江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到杭州和国民党右派策划反共。4月10日，杭州的公安局长在上海领取了蒋介石清党的密令，回到杭州，深夜就宣布戒严。11日上午，开始大搜捕，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华一度隐蔽了起来，4月14日，他在秘密赶往上海的途中被捕，在经过了残酷的审问之后，遭到了杀害。父亲当时也被拘留起来，因为国民党右派在宣中华的遗物中发现了宣称父亲为“真左派”的信件。
　　父亲被拘留了七天，　4月21日早晨，他被押送到南京。蒋介石本来是想把父亲押送到南京之后就枪毙的，但是父亲过去的一个学生马文车恰好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处的处长，他看到要枪毙父亲他们的文件之后，私自给压了下去，并积极进行活动营救父亲。另外，蒋介石的老师庄崧甫当时是浙江省的行政委员，他找到蒋介石，说像沈钧儒这样享有很高社会威望的人，如果处决掉会对蒋很不利，所以蒋介石只好把父亲释放了。
　　每当有人劝父亲续弦另娶，父亲就会拿出母亲的照片说：请不要在我的夫人面前谈此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沈钧儒：最年长的七君子（3）
父亲被释放之后到上海担任上海法学院的教务长，同时还加入了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1925年，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济难会”，在1929年改名为　“中国革命互济会”，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募捐，然后用捐来的钱支持罢工运动、救助伤亡以及被捕的人。父亲跟“济难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律师的身份为他配合“济难会”的工作也提供了很多便利。从那一年起，父亲开始从事大量的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的工作，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被国民党七次抓捕，父亲则进行了七次营救。父亲常常为他们进行免费辩护，还亲自把他们保释出来。
　　1934年3月17日，我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入殓的时候，父亲把他自己的照片放了一张在母亲的胸前，并且将母亲的照片放在一个金属小盒子里面随身携带。后来每当有人劝父亲续弦另娶，父亲就会拿出母亲的照片说：请不要在我的夫人面前谈此事。他们的感情这样深厚，父亲为母亲的去世悲痛不已。
　　但是在料理丧事期间，父亲法学院的一位同事李剑华的夫人打来电话，说李剑华被捕了，可以交保释放。虽然当时母亲的后事还有很多没有处理完，但是父亲还是立即跑去亲自保释李剑华了。
　　其他五位考虑到父亲年纪比较大，表示他可以不参加绝食，但是父亲却不肯……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左右，父亲忽然在上海的住所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来知道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六个人也一起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被捕的当天下午，父亲等人在法庭上义正言辞、据理力争，到晚上8点左右，七个人就都陆陆续续地获得了保释。但是没过几个小时，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亲到家后没有多久，就又被带走了。
　　在囚禁的过程中，父亲与其他五位先生被关押在一间屋子里。父亲跟他们提出：六个人是一个人，要有“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经过商量，他们商议出三项原则：关于团体（指救国会）的事，应有团体解决；关于六个人共同的事，应由六个人共同决议解决；关于个人的事，应由个人自己负责。他们还商量好：如果当局把六个人分开羁押，那么大家就一致用绝食来抵抗。其他五位考虑到父亲年纪比较大，表示他可以不参加绝食，但是父亲却不肯。
　　父亲他们被捕之后，国民党为了阻止他们和外界联系，规定18岁以上的人不允许探监。小孩子不在他们阻止的范围之内，当时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三家的孩子和我哥哥的孩子都10岁左右，被允许可以探监，这几个孩子都曾经到监狱里给大人们送信或者取信出来。
　　“七君子事件”经历了很多周折，后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父亲他们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监狱。
　　1937年8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从那以后，父亲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
　　“七君子事件”之后，我开始照顾父亲的生活，并且协助他的工作。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父亲从上海抵达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活动。父亲到达南京之后，蒋介石单独找到父亲，要求他解散救国会，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别人交给父亲一张被国民党关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父亲跟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
　　父亲跟周总理的联系很多，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庆之后。在重庆，父亲住在梁庄，住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叫王炳南的党员，王炳南经常跟总理联系，父亲跟他住对面，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信息。父亲自己经常去找总理，董必武也常常跟他一起去。
　　到了1939年，局势开始变得复杂了。虽然还在谈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在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融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且还设置了防共委员会。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皖南事变”。这一期间，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根据周总理的建议，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1941年，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拒不出席，父亲以及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
　　1957年，一些曾经跟他在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都被宣布为右派
　　左一为沈钧儒
　　
　　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主动解散了救国会。后来总理得知救国会被解散，感到非常惋惜，认为应该保留下来。在那个时期，父亲住的房子很宽敞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但是那时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他每天都去打太极拳，借此来锻炼身体，另外他还很喜欢打乒乓球、阅读报纸、关心时事，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经跟他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等都被宣布为“右派”。对此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他对毛主席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运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过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
　　1963年1月2日，是父亲的88岁大寿。那一年的元旦，周总理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宴会，招待北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负责人，为父亲祝寿，同时也算是给各位老人集体祝寿。在祝寿会上，总理说父亲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这是对他很恰当的评价。　。。

陆费逵：缔造中华书局（1）
人物简介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幼名沧生，桐乡人。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辛亥革命前，他预计革命成功有望，认为振兴教育首当改革教材，暗集专家编辑教材书，并与商务印书馆同仁沈知方、戴克敦等集资25000元，创立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开业，费逵任经理。书局以“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为号召，与商务竞争。1915年，改组书局为股份有限公司，自任局长。出版由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1916年，资本增至160万元，分局40余处，职工千余人，成为国内第二家华商大书局。陆费逵主持中华书局30余年，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巨著，总计出书近2万种。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职；抗战时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著有《教育文存》、《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等。
　　陆费逵
　　
　　口述：陆费铭秀（陆费逵之女）
　　这一段办学校的经历，孕育了他后来的教育思想……
　　1934年，父亲曾经写过一篇《我的青年时代》，在文章中叙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经历。父亲写那篇文章的缘起，是因为当时的《申报月刊》二卷一期上俞庆棠女士发表文章将父亲跟爱迪生、高尔基等人并举，认为他们是“自己挣扎的模范”。父亲看到之后，说自己不敢与诸贤相比，但从小就“自己挣扎”倒实有其事，于是写了这篇回忆青年时代的文章。　　　　父亲在这篇文章中说自己一生只付过十二元学费，十七岁的时候用捐集得来的二十三元开办了一个小学校，他对这事颇为自得。　　　父亲幼年主要的教育来源于祖母，除了读过一年私塾之外，之后便全凭自学成才，到十九岁那年，他已经开始自己撰写著作了。至于开办的那个学校，一开始是几个朋友的一时兴奋，后来其他人渐不过问，父亲一人支持了八个月。当时有二十七个学生，有八个是免费的。到后来结束的时候，不但没有亏空，还剩下四元几角。这一段经历，孕育了他后来的教育思想。
　　武昌起义之后，他预料革命必能成功，开始酝酿编撰新的教材
　　父亲在《我为什么献身书业》一文中曾说：“我十九岁有感于买书难，拿当时的状况做比例推算，中国书业每年应有三万万元之营业。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就决计献身书业了。”　　父亲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时候，商务认为他是个人才，对他的待遇非常优厚。武昌起义之后，他预料革命必能成功，清朝的旧教材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开始酝酿编撰新的教材。在新教材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当时商务的主要领导认为如果革命不能成功的话，出版这样的教材存在风险，也存在危险，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父亲感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在商务实现，于是便和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筹划创办中华书局。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翌年，父亲便和众人一起创办了中华书局。那时商务的教科书还来不及改编，而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又为新政府禁用。中华书局的新教材不但内容新颖，又能适应形势，一时间风行全国，几乎独占市场。　　后来有人说，中华书局是以编印教科书起家的。　。。

陆费逵：缔造中华书局（2）
父亲和蔡元培的这场笔墨官司，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父亲一生常自称好言教育，他认为“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盛矣”。由于志趣相投，他跟当时的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要好的朋友，来往非常密切。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父亲常常和他探讨教育问题，曾多次著文献议，也多次得到蔡元培与教育部的采纳而得以施行。　　蔡元培曾经打算刊行白话日报。父亲直率地表示办白话日报不是教育方面的紧急工作，改革教育体制才是当务之急。前清的教科书编法陈旧，害人非浅，不如定一个暂行办法，先电告各省教育司，为开学做准备。　　随后，父亲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国民教育总长》一文，建议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等。他的建议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蔡让父亲代拟电文通令全国。随后，由教育部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缩短年限、减少课时、小学男女同校、废读经科等。暂行办法是父亲研究三年的成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改革。同时，《办法》的实施也推动了创立之初中华书局的发展。　　接着，父亲发表《国民教育方针当采用实利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好友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而作。蔡元培主张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和“美育”，而父亲则主张实利主义教育，即通过教育获得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取得谋生的资格。　　受父亲的影响，蔡元培随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这场笔墨官司，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父亲在筹出的《四部备要》的广告中说：《四部备要》是根据善本排印并经过多次校对，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
　　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先成立了十余年，根深蒂固，早已先声夺人。中华书局要想后来居上，实非易事。其时，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