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方式-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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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登来说，首先琢磨的，就是农民转变身份之后的收入问题。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根据以往的经验，超过30岁的农民就很难再就业。七八千农民集中在一起，如果不能就业，没有收入，整个小区就会一塌糊涂，想去整改也整改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农民出租自己的房子，都有一些钱可以赚。现在我们搞“农民向城镇集中”，把他的房子全拆掉了，他这部分收入就没有了，农民怎么肯干？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要集体居住，就要搞农民新居工程，钱从哪里来？我们金牛区有9万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万平方米。1平方米算1　000元，就要45个亿，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啊？这还只算了基本建设费。加上配套之类，差不多需要100个亿，甚至超过100个亿。由政府出钱来建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不现实，哪个政府也负担不起。其实也不光是这三个问题。外来流动人口无房可住，同样是问题。一个城市要发展，是离不开外来流动人口的，不能让他们无处落脚。外来人口没了住处，搬迁农民少了收入，这两条加在一起，社会就不稳定、不和谐了。不知金牛区有什么高招？
　　文登来说，想来想去，感觉还是得发展集体经济，但必须是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叫新型的呢？首先操作上要按照公司法来操作，跟以前的那种非法人的集体经济不一样。公司自己成立董事会，所有农民都是股东，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董事长，然后再任命总经理。公司主要的任务就是经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招商引资也可以。当然，它的经营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比方说我们有一片地，我们要规划市场，他们就可以去。如果我们是物流，他们就可以找企业来合办物流。政府在征地之前，也适当地给他们配置资源。公司内部，必须有相当的资产不能拿去抵押、出售，确保一个底线。这样，不管公司的经营状况怎么坏，坏到最后这个底还在。我们知道，每个村差不多都有集体资产的，但往往一拆迁就没有了，分光了。现在大家明确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原来的资产也就不会浪费，农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去保护集体资产。不过光是这样想还不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成立的公司还得有事做有钱赚才行。正好这时我们区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建设“两河森林公园”。这是成都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的重要项目之一，占地6　500亩，包括森林，涉及农民5　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盘”1　100多亩。
　　我问文登来，什么叫“林盘”？
　　文登来说，川西农民都是独家独户居住，农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后还有一些树林、竹林，我们叫“林盘”。这5　000多农民，宅基地加“林盘”是1　100多亩。农民集中居住以后，就用不了这么多了。于是我们就在已经建成的高家小区旁边规划了两河社区和一个商业风情镇，占地540亩，和占地1　100多亩比较起来，还省了500多亩。所以我们愿意拿200多亩做商业街，再拿一定的面积做出租房，作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载体。商业街和出租房，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方共同建设，集体经济组织出土地，投资方出资金。建成以后，给投资方不超过30％的住宅和商业设施作为回报。不过只给使用权，不给所有权。房子不能卖，一卖就乱套了。招标之前我们选企业，对企业讲你要来投这个资，说清楚给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办产权也是给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不是办给你这个投资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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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致和（2）
我明白金牛区的想法了。他们确实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在经营者和农民之间，优先保护农民；在集体和个体之间，优先保护集体。当然，经营者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护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让农民个人增加收入。至少，集中居住以后，收入不能减少。比方说，金牛区许多农民，原来都是有租房收入的。这和集体经济组织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文登来他们也想到了。
　　文登来告诉我，他们在建农民新居时，事先充分征求了农民的意见。文登来说，按照规定，种粮户人均面积是60平方米，种菜户50平方米。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农民是比较节省的，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一套浪费了，一般都选三套，一套自己住，另外两套拿来出租。我们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就设计了三种户型的房子，大中小，三套，让农民在规定面积范围内自由选择。你愿意自己住大套就住大套，愿意住小套就住小套，省下面积换租金。不过有两点和以前不同。第一，以前是自己出租，现在全部交给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出租。出租以后，钱是多少给多少，租出去多大面积就按多大面积给你租金，当然要交所得税。第二，自住的和出租的分开。比如这一块是农民自己住的，旁边这一块是农民出租的，不混在一起，这样便于管理，治安也好得多。
　　这是个好办法。政府并没有多花钱，就解决了两个问题——农民的收入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这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
　　问题是，农民当真愿意吗？
　　文登来实话实说，农民开始时是有些不愿意。我们就和农民直接交换意见。我们有200多名机关干部，用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去走访，去谈话，做工作。就是了解情况，你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咱们怎么能做到一块。200多名干部花了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都弄清楚了，就想办法解决。比方说，农民有一条意见：你给我迁得远离城市中心我不干，我就住在近处。这个好办，我们保证不迁远。全区规划11个住宅区，都不迁远。这是第一个。
　　我问，第二个呢？
　　文登来说，第二个，房子我们给他盖好一点。做经济适用房，层高米就合格，我们规定3米。第三个，鼓励企业给农民买社保。你雇佣我们的工人，我们补贴你一部分，帮你买单。第四个，对年轻的农民进行培训，每个人700元培训费由政府来付。培训出来找职业，我们也帮他找。年纪大的，安排从事服务业和公益事业，有一部分靠低保，每个月210元。第五个，解决户籍问题。
　　我问，改成城市户口吗？
　　文登来说，是。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细，我们是挨家挨户去给农民讲，为什么你要换，换了以后你有什么好处，他们愿意了才交上来，不愿意就算了。交上后我们再给他换成城市户口簿。
　　我又问，为什么他们不愿意？
　　文登来说，因为他们怕丢掉一些权利。其实这个事我们原本可以不管的，公安直接给你管了，宣布原户口簿作废，很简单就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交这个本实际上就是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他心甘情愿交上来，我们就成功了，就放心了，农民就成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协作者。我们真的感觉到，要诚信对待农民，逐步解决遗留问题，绝不发生新的问题。农民是很不错的，只要真心诚意对农民，没有做不了的事。
　　我想，这大约可以称之为“仁心致和”了。实际上，成都市许多区县党委书记都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他们说，农民其实是很可爱的，也是通情达理的，一般都不会无理取闹。要闹，也是“有理取闹”。因此，我们的干部只要注意三点就行了。第一，要爱护农民，不能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二，要平等待人，不能把人家摆在一个比你低的位置；第三，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公开、公正、公平。过去有些事情之所以做不好，就在于喜欢搞“暗箱操作”，农民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干部的态度还不好，哪里和谐得起来？
　　

仁心致和（3）
这就必须转变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实际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成都市各区、县、乡、镇干部的作风，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我第一次下乡就体会到了。
　　

润物细无声（1）
陈代康体会深刻：
　　最大的效益就是群众信任政府了
　　2005年8月3日，蒲江县复兴乡农民李启松家。
　　蒲江县复兴乡其实是我实地考察的第一个点。但当时初来乍到，感受并不很深。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感觉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真正感觉。当我开始理解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以后，对复兴乡党委书记陈代康的话就有了新的感受。
　　陈代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皮肤微黑，身体健壮，风尘仆仆，看起来不像党委书记，倒像一个农民工，当然是农民工当中比较有文化的那种。这就让人放心。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整天东奔西走，上山下乡，和农民打交道，如果白白净净，大腹便便，就让人生疑。陈代康既然把自己整得像个农民工，就说明他的工作是真抓实干，不是光耍嘴皮子。
　　复兴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搞得不错。有楼房，有平房，有一楼一底，有两楼一底，连成一片，看上去像是联排别墅。“别墅”对面，是统一建设的猪圈，也连成一片，是猪儿的“联排别墅”。陈代康告诉我，盖这样的房子，农民基本上不用掏钱，乡里按户头算每个人补助2　500元到3　000元，从项目资金里来解决。像修这个平房，大概也就是二三万，我们给他补助的就是一万多，剩下的他拆了旧房也就够了。水、电、路都给他修好，公用配套也全部给他。户型自由选择，经济条件稍差的修平房，经济条件稍好的修楼房。楼房的标准每平方米大概就是1　000多元，也不高，一家一户住起安逸。
　　我想，你说得倒是好听，这房子看起也不错，不过农民的事情我也是晓得一点的。他们安土重迁，不喜欢搬来搬去。老房子虽然烂一点，但是住惯了，也未必肯走。
　　陈代康说，刚开始我们动员的时候，老百姓一是不相信，二是不愿意。群众说，啥子哟，农民还有空调，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天上掉馅饼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开了10多次会，进行协调，进行访问，进行宣传。我们宣传小区建设的好处。好处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好处是人畜分开，专门为他们在房子对面另修了养猪场，猪儿问题解决了。猪儿集中饲养，再修个沼气池，燃料的问题解决了，污染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好处是治安，我们治安都是联防，小偷小摸进不来。第三个好处，就是小区离他们种的田并不远，最远的也就是1公里，所以老百姓还是很容易接受。以前，他们想住好房子又没条件住，他们要自己修房子又不符合规划的要求，现在他们的梦想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他们说“真是死了我都干”。
　　我听明白了。我问陈代康，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有离土，也没有离地，也没有离乡，还让他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你还给他贴钱，所以他很开心？
　　村民李启松接话说，就是这样，我原来住在山边上，没有自来水，把家具买回屋头（家里）都感觉不协调，现在空调、浴缸啥子的都安起了。
　　李启松的浴缸我看了，一看就没用过。我怀疑是摆样子，装了给参观的人看的。陈代康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出去打工，猪儿不够，无法生成沼气，我们准备把猪圈租出去，让别人来搞养殖业。这样沼气池就能启用，李启松到冬天就能烧水泡澡。
　　不过李启松感受最深的，还是集中居住以后找活路、找钱（赚钱）更容易了。李启松有一台打米机，空闲时间帮别人打米。李启松说，以前打米很艰难，现在方便了。因为有通讯工具，有手机了，听到声音就知道打米的人要来了。也可以发短信，就是有点贵。打电话一个月大概就是50元左右，接电话不收钱的，用“大众卡”。
　　陈代康说，我们一个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移动电话增加了300多部。
　　我问陈代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你们呢？
　　陈代康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们有一点加班费，不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目前来说算是比较低的，但我们在基层也习惯了。我们的收入虽然不多，还是觉得干起来带劲，有成就感。老百姓信任我们就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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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细无声（2）
我问，老百姓信任你，拥护你，感到愉快，是不是？
　　陈代康说，是。我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创举，它带来最大的效益，就是干群关系融洽了，社会和谐了，群众对我们政府信任了。在整个整理土地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不但农民在变，农村在变，干部也在变，包括机关干部、村社干部。我们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我们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在土地整理以前，我们经常出个通知、计划，各个村往下发，那你就按这个通知、计划去做。现在我们干部思想变了，就是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要和群众商量，实施过程中也要和群众商量。比如使用土地，让老百姓搬迁，都要实行民主协商制。乡干部过去是命令式的，现在是协商式的。
　　我问，从命令式转变为协商式？
　　陈代康说，是。在整个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都不是乡上提出来说了算，都是和老百姓商量，大家同意了才算。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问，第二个呢？
　　陈代康说，就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感、责任心加强了。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都是划分了责任区的。你的范围是哪个村、哪个社，你的社员是哪些人，你就要负责帮助他们。就是说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他这里有一张单单，单单上有具体的问题，在多久之内要解决，你就要记下来，要解决。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还要群众签单。这就是我们的“一区两好”。一区就是责任区，两好就是干部为群众好，群众说干部好。所以我们的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盼望的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我问，如果干部不这样做呢？
　　陈代康说，我们把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书记的电话给大家公示。公示的是移动电话，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电话。如果有些干部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没给大家干事，你可以给我们反映。还有举报电话，大家来解决，监督干部。干部变了，群众也在跟着变……
　　我问，怎么变？
　　陈代康说，一是观念变了，变开放了。二十几个施工队在这里施工，群众感受到外面的变化，感受到外边人的思维，冲击很大。二是舆论变了。说务工的、说家庭经济的多了，说奇谈怪论的、发牢骚的少了。农民聚在一起，议论较多的是问你又到哪里去务工了，哪里有项目可以找钱（赚钱），这方面话题多了。三是关系变了，干群关系变密切了、变和谐了。过去有些时候连会都开不起来，现在一喊就来。他怕又有什么好政策他不晓得，或者又有什么优惠他漏掉了。四是心态变了。群众觉得县委、县政府是干事的，觉得共产党的政策确实好，都拥护推进城乡一体化。因为城乡一体化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收入的不平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