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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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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s；她是个笨女人，&apos；谷佳冷冷地上了结论，以嘲笑我做的美丽解释。
&apos；才不，&apos；我说，&apos；许多人可证实她的聪慧。此事是关于愚蠢以外的东西。她确信自己会被选上。&a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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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s；选民说&apos；是神学上的一个观念，意指：毫无功劳的人，由一个超自然的裁判，由上帝自由或随兴的旨意，被选派去做某件奇怪特别的事。圣者便是依此信念，倾尽全力忍受最残酷的折磨。神学上的观念，以一种滑稽模仿的方式，反映在我们生活的微小事物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苦于太过平凡生活中的庸俗，想摆脱它而提升。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或强或弱的）幻觉，认为自己够这种提升的资格，自己早已被注定、被选为做这种提升。
被选上的感觉也存在于，举例而言，所有的爱情关系之中。因为爱情，以其定义，是一个不劳而获的礼物；不因所有值而被爱，甚至是真爱的证明。如果一个女人对我说：我爱你，因为你聪明，因为你正直，因为你买礼物给我，因为你不拈花惹草，因为你帮忙洗碗……我会很失望；这份爱情似乎是有条件的。而听到下面这种说法则美多了：我为你疯狂，尽管你既不聪明又不正直，尽管你说谎，自私，又卑劣。
或许是打从襁褓期间，人们第一次便有了被选上的幻觉，因为他不必做什么就能获得母亲的关爱，并且予求予取。教育让他摆脱这个幻觉并让他了解生命中所有取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常常已经太迟。你一定曾经看到过，这个十岁的小女孩，为了反驳她的友伴们，一时辞穷，便大声且带着无法解释的骄傲说：&apos；因为我这样告诉&apos；；或是：&apos；因为我就要这样&apos；她觉得自己被选上。但在将来的一天，当她说&apos；因为我就要这样&apos；，周遭所有的人都会放声大笑。那些希望自己被选上，为了证实他的当选，为了让自己和让别人相信他不属于一般庸俗的大众，此时又能做什么？
这便是因摄影的发明而缔造的时代，挟着明星、舞者名人，他们的影像出现在巨大的荧幕上，所有人都可远观，所有人都赞赏而所有人都无法接近。那些死忠崇拜名人的人，自认为被选上，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表现自己属于不平凡那种，展现自己与平凡之间的距离，意思指的是与邻居、同事、伙伴等他（或她）不得不一起过日子的人之间的距离。
因此名人成了一种公共设施，就像卫生设备，就像社会福利，就像保险制度，就像疯人疗养院。但只有在无法接近时，他们才发挥功用。如果有人想藉由和某名人直接、私下的接触来证实自己被选上，他很可能会像爱上季辛吉的那个女人一样被驱赶。这种驱赶，在神学术语中称为原罪。这便是为什么爱上季辛吉的女子在她书中明白地谈论她悲剧性的爱情的原因，因为原罪，尽管嘲笑这段爱情的谷佳不会赞同，定义上而言就是悲剧性的。
直到明了她一直爱着贝克之前，英玛菊娜塔过着大部份女人过的生活：参加过几次婚礼，听过几次离婚事件，有过几个情人，这些带给她恒常而平静，近乎温柔的失落感。最后这一任情人特别爱她；她也最能忍受他，不只因为他的顺从也因为他的利用价值：他是个摄影师，在她刚开始进入电视界时曾大力帮助过她。他比她年纪大几岁，但看起来永远像个崇拜她的大学生；他认为她是所有女人中最美，最聪明，尤其是最心思细腻的一个。
他心爱女子细腻的心思，在他眼中像德国浪漫派画作中的风景：布满着扭曲得无法形容的树木，之上，又高又蓝的天空，上帝的住所；每次他走进这风景中，都有一段难以抗拒的欲望，想双膝跪下像面对着一个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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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中渐渐涌入人潮，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位外国的，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捷克人，听说是新体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许是一位部长或是科学院院长，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纯然好奇的观点，他是与会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产主义黑暗时代结束后一个历史新时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刚才好一阵子，大家抢着来和他握手，问他几个问题，但谈话总是比他们预期的停顿得早，交换了几句寒暄之后，他们便不知该和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话题。法国人总三句不离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试着注意聆听，偶尔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们国家”，随即他明白没有人对他的“相反地，我们国家”感兴趣，他走离人群，脸上罩着一层既非苦涩亦非愁苦，却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伤。
当其他人熙攘地挤满附设有吧台的大厅时，他走进空荡荡的会场，会场中四张长桌摆成正方形，等待研讨会开幕。门旁有张小桌子摆着与会名单，以及一位看起来像他一样孤单的小姐。他倾身向她报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两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乱地在名单上找与她听到的发音相近的名字。
充满父执辈感情地，捷克学者弯下腰在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着：CECHORIPSKY。
“啊！是谢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说。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难念！”
“此外，也写错了，”学者说。他拿起桌上的笔，在C和R两个字母上加了像长音符号颠倒过来的符号。
秘书看这些符号，看看学者后叹了口气说：“真复杂。”
“正好相反，非常简单。”
“简单？”
“你知道强？禹斯（Jean ；Hus）吗？”
秘书快速地将眼光投向与会名单，捷克学者急着解释：“诚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纪教会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驱。同时也是夏尔勒（Charles）大学的教授，此大学，如你所知，是圣罗马帝国时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学。你所不知的，是强？禹斯同时也是字汇拼写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将字汇拼法简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这个音，必须用三个字母拼出，t，C，ho德文还需四个字母：t，S，C，h。但拜强？禹斯之赐，我们只需一个字母，C，加上头一个小小的符号。”
学者又倾身在秘书桌上名单空白处，写下一个大大的C，
V加上长音符颠倒过来的符号：C然后他看着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发音：“契（Tch）！”
秘书也望着他的眼睛。跟着念：“契（Tch）。”
“对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没在我们国家流传。”
“强？禹斯的改革……”学者假装没听到秘书犯的错，继续说：“……并非全然被漠视。在另一个国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吗？”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书一边重复，一边试图想出这个国家到底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在拉脱维亚也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捷克人如此为这个字上的小符号自豪了吧。（带着微笑地说：）我们可以背叛一切。但为了捍卫这个小符号，我们不惜流干最后一滴血。”
他向秘书点头示意后，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面都有一张写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许久，随后拿起来，带着悲伤但谅解的微笑，拿去给秘书小姐看。
此时另外一位昆虫学家，正站在入口处的桌前，等着秘书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个小记号。她看见捷克学者，便对他说：“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个宽容的手势表示：别担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并带着感人的谦虚，他在桌旁等着，（又有两位昆虫学家到来），当秘书终于闹下来时，他把小卡片递给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吗？”
她并没看出个所以然：“谢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号标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寻常的长音符号！他们忘了将它颠倒过来！再看看符号标在哪里！在E和O两个字母上！变成了
谢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对，你说得对！”秘书也愤慨起来。
“我觉得奇怪，”愈来愈悲伤的捷克学者说，“为什么人们总会忘记这些符号。它们如此诗意，这些倒过来的长音符号！你不觉得吗？像只飞翔的小鸟！像伸展羽翅的白鸽！（柔声地：）或者，如果你愿意，像蝴蝶。”
他又倾身拿起桌上的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动作如此谦逊，像在道歉似的，之后，他没说一句话地走开了。
秘书注视着他离开，高大且怪异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颠倒的长音符号，换化成一只蝴蝶，在学者身畔飞舞，最后落在白发上。
走向座位时，捷克学者转头看见秘书感动的微笑，便也回了一个微笑，抵达座位的途中，他又回头对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伤却又骄傲的微笑。一种悲伤的骄傲：我们不妨如此定义这位捷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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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看见名字上摆错位置的符号而悲伤，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骄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军入侵后的一年，他被赶出昆虫研究院，被迫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军占领结束，前后约二十年。
然而，数百数千，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们为此受苦却一点也不感到骄傲。为什么捷克学者感到骄傲而那些人却不呢？
因为他被赶离工作岗位，不是因为经济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因经济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较不严重，比较不值得敬佩呢？一个因不讨上司欢心的职员被辞退就该觉得丢脸，而因政治理念丢掉工作的人却有权利以此为傲？为什么？
因为因经济原因而遭解雇，被解雇的人是被动的，在他的行为中，并没有任何值得赞赏的勇气。
这状似明显，事实不然。因为一九六八年后被解雇的这位捷克学者，当俄军在他的国家成立极其令人厌恶的政体之时，他也并没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动。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组的主任，专门研究苍蝇。有一日，突如其来地，十多个众所周知的反动派涌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拨一个研究室让他们举办半地下化的集会。他们以道德柔道的规则行事：突然地到来，组成一群观察者。这出其不意的对质使捷克学者非常困窘。说个&apos；好&apos；字会立即招来不幸的危险：他将会丢掉工作，三个小孩将来也无法人大学。但要对这群嘲笑他胆小的人说个&apos；不&apos；字，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最后答应了，并开始鄙视自己，因他的胆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摆布的无能。因此，正确说来，是因为他的懦弱，才使他后来丢了工作，小孩也被学校开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么可觉得骄傲的呢？
随着时光，他逐渐淡忘他对反动派原存的憎恶，愈来愈习惯将自己答的&apos；好&apos；字视为一种自愿、自由的表示，视为他个人对令人厌恶的政权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属于登上历史大舞台的一份子，自这种确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骄傲。
但是，长久以来，数不清的人扯进数不清的政治冲突之中，他们也都能因晋升历史大舞台而觉得自豪吗？
我必须表明我的论点：捷克学者的骄傲来自于他并非在随便一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而是正好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历史舞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称为全球历史性的时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灯的照射及摄影机的注视之下，是全球历史性时刻最体现的一刻，捷克学者至今还自豪彼时的幸宠。
然而，某个重要的商务协商正在举行，全球各国首脑人物聚集一堂，这也是件重要的时事，也被重视、拍摄、评论；为什么那些主角并没有同样被激起骄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后一点：捷克学者所拜的并非随便一次全球历史性时刻之赐，而是人们称之为崇高的那&apos；次。那个时刻之所以崇高，是因为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荡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舞台上方且飘荡着死亡天使。
因此最终的程式如下：捷克学者因参与崇高的全球历史性时刻而感骄傲。他深知这使他不同于厅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麦、法国、英国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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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个空位，供发言者轮流上台发表；他根本没在听。他等着轮到他，不时伸手摸摸口袋中五页准备好的，他自知写得并不好的讲稿：离开科学工作二十年了，他只能把以前年轻时发现并写下关于一种不为人知，他命名为布拉格苍蝇（musca ；prngensis）的一篇研究做一个简介。当听到主席念出一串他相信是他名字的发音时，他起身走向发言台
抵达发言台的二十秒钟内，一件不期然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他情绪一阵激动：天啊，经过这么多年后，他又重新回到这些地敬重，也被敬重的人之间，回到这些令他亲切而命运却将他们分散的学者之间；走到发言位他不坐下；这一次他要听任自己的感情，要宣泄，要告诉这些他不相识的同僚们他心中所感。
&apos；请原谅我，亲爱的女士先生，把我的情绪说出来，它一时袭上我心头。经过二十年的缺席之后，我终于又能在与我思考相同问题，与我有相同热爱的人士的集会中发言。在我来自的国家中，一个人只因大声说出心中所想，便会被剥夺生命的全部意义，因为对一个科学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科学。诚如各位所知，数百万的人，我们国家的知识份子们，于一九六八年悲剧的夏季之后被赶离工作岗位。六个月前，我还做着建筑工的工作。那一点也不可耻，我们可学到许多东西，可赢得一些单纯、亲切的人的友谊，我们同时也了解，从事科学的人是幸运儿，因为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就是幸运，是的，朋友们，这幸运是我那些建筑工人伙伴所没有的，因为人不可能热爱扛水泥。这份幸运二十年来拒绝了我，今日我重新拥有而欣喜若狂。这是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把此刻视为一份真正的快乐，尽管这份快乐带着些许忧伤。&apos；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他觉得泪水涌上双眼。这让他有点窘，想到他的老父最容易感动且爱哭泣的样子，但他立刻告诉自己，何不放任自己一次：这些人应该因他的感情觉得荣幸，这是他馈赠的来自布拉格的小礼物。
他没想错。与会者深受感动。他刚说完最后几个字，贝克便站起来鼓掌。摄影机马上移近，拍下他的脸，他鼓掌的双手，也拍下捷克学者。厅中的人都站起身，缓慢或快速，脸色微笑或严肃，所有人都鼓着掌，他们鼓得如此忘形以至于不知何时该停，捷克学者站在他们面前，高大，非常高大，笨拙地高大，这笨拙愈是笼罩着他的身形愈显感人，他自己也愈受感动，因而眼泪不再隐藏眼皮下，庄严地沿着鼻子流至嘴唇、下巴，眼见如此，所有鼓掌的同事尽可能地更加卖力。
终于，欢呼声停歇，大家重新坐下，捷克学者以颤抖的声音说：&apos；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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