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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失衡的巨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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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市场机制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说教激发人们的高尚道德来实现社会和谐，号召大家学雷锋，不断树立先进模范。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义者，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反而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混乱。在我看来，和谐社会和市场机制是可以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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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同时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学家曾经断言，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出现了某些变革，变得更加富有弹性了，从而带来了“大缓和”。这些变革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以信息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崛起，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产出扩张和物价稳定得以持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新经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和鼓吹者。二是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减少了投资和库存周期的大起大落，进而减少了总产出的波动性。三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得价格发现机制更加灵敏，市场能够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市场波动因此下降。
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经济金融系统并没有向有利于减少波动的方向嬗变。“宏观经济之问”这部分，用一组文章阐述了经济周期的火苗其实深藏在人性之中，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喜怒哀乐。《黄金盔甲掩盖下的人性弱点》对现代经济中的人性做了有趣的描述。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个个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他们目标明确，且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由这些奉信理性至上的人群组成的市场却并非绝对理性，它和我们凡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无时无刻不在萌发非理性的懵懂，并一次次地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样的故事不仅仅会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中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黄金盔甲”看上去更坚固了，但在被金融危机撕裂之后，其人性背后的非理性一如先辈。
在理论层面上，经济学家习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在既定的条件下，做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经济行为人个个是理性的，那么宏观经济为何会出现过热、泡沫、疯狂、低迷、崩溃等非理性现象？《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一文讨论了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宏观经济学的贫困。尽管有少量经济学家成功预测到了金融危机，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并未给经济危机留下应有的空间。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货币供给冲击，或供给面的真实冲击。这些理论无法预测甚至无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出现。实际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对“大萧条”的研究。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难以从微观层面上加总得到。
凯恩斯差不多在80年前首先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分析人们的投资活动，指出面对不确定性，人们的许多投资行为“只能被视为是动物精神使然”；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冲动”，这不像理性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收益率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英文版），1936年，第149—162页。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心理学规律之上的，尤其是他所强调的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指的是人的行为选择中所包含的非理性行为和非经济动机。这一理念只在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等少数经济学者那里得以传承。
最近，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教授，试图完全从“动物精神”的角度对经济泡沫和经济波动作出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是情绪化的，并且会相互影响和传染，这使得人类行为会出现非理性和非经济特征，体现在资产市场上就是泡沫和崩溃的反复交替。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希勒： 《动物精神》，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另一个有望赢得声誉的人性分析概念是索罗斯首创的“反射理论”（Reflexivity Theory）。反射理论指的是，投资者（及其行为）与金融市场间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投资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的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从而形成新的资讯，让投资者产生新的投资信念，并继续改变金融市场的走向。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他们投资所依据的是“投资偏见”，这些“投资偏见”是金融市场运转的根本动力。当“投资偏见”零散的时候，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当“投资偏见”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并产生群体影响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推动市场朝单一方向发展，最终必然反转。
导读二（2）
既然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经常会制造泡沫和破灭的周期，那我们就需要学会泡沫化生存。《靠“动物精神”实现泡沫化生存？》一文强调，在中国的发展阶段里，泡沫之后是会出现调整，重要的是调整之后会怎么走。中、美、日是一个很好的比较。美国泡沫破灭后一般要经历一段长时间的负增长，经济才能重拾升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经历过多次泡沫破灭，但经济很快反弹，而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房市崩溃后，直到现在也未真正走出困境；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经济只有极短的下滑（但仍是正增长的），随即便出现了快速复苏。这可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美国经济一直是处于世界经济最前沿，它主要依赖创新来推动增长。这使得其增长相对较慢，但由于其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最终还是可以继续向前。日本在高速成长时期，通过模仿取得了很快的发展，虽然成为一流经济体，其创新脚步却未能跟上，因此其经济繁荣也就难以持续。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主要还处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发展状态，此时，即便泡沫破灭，也会很快反弹起来。
在主要经济体处于大缓和的背景下，作为高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2003年以来承受的通胀压力大于发达国家，而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降温，对“二次探底”和通缩的担忧有所增加。“宏观经济之问”中的第二组文章，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过山车式”的转换作了跟踪研究。
在2003—2008年10月的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通缩氛围逐渐被通胀和过热格局代替，经济中充溢着过剩的流动性，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主的资本品也出现幅度惊人的价值重估。2008年初，南方出现了大面积冰冻雨雪天气，在短期内提升了物价。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也减少了生猪等农副产品的供给，对物价造成扰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2008年二季度上涨超过8％，其中食品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物价的明显上涨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为此有关部门在2008年初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限制粮价、食用油价格、蛋价、肉价的上涨。《管制能管出和谐物价吗？》对此作了标准的经济学分析。物价管制只能在短期内起到作用，对缓解通胀预期也有帮助，但却使价格信号失真，降低了未来的供给，从长期来看是没有效果的。幸运的是，物价水平在2008年中以后开始回落，管制也就失去了必要性。
除了一般物价上涨外，房价的大幅攀升也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不少观点认为，由于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有包括房价，中国的通胀率是被低估的；房价对居民生活影响巨大，而消费者物价指数覆盖的范围太窄，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不过，虽然在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中，住房类支出的权重可能需要上调，但在国际上房价本身都是不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的。此外，有观点认为，房价上涨必然会带动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考虑房价。我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吗？》一文中指出，房价和消费者物价指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很多经验显示，房价明显上升时期，物价也可能保持平稳。 。 想看书来
导读二（3）
此外，中国的物价上涨有其国际背景。一方面是输入型的物价上涨。《马尔萨斯幽灵重回地球？》和《高油价、国际福利分配与宏观经济理论演进》两篇文章对国际粮价和石油价格的巨幅波动及其影响作了分析。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声音认为，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胀。《中国在输出通胀吗？》一文回应了这一质疑。文章特别提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服装出口的美元价格同比上涨了4％，这与同期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大体相当。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急剧加大，经济增长和物价由此进入下降通道。为应对危机，国家在2008年11月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和产业振兴计划，财政支出和信贷规模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明显上升。大约3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17日正式签署了美国版的刺激计划，即《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我在《中美经济刺激方案最好互换》中从多角度评估了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有效性，并与中国的刺激方案作了全面比较。总体而言，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对防止美国经济出现持久衰退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但其规模和力度无法同“罗斯福新政”等量齐观，从支出结构（主要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和时间安排上看，该方案没有实现短期刺激效果的最大化，结果是美国实体经济仍将经历一次明显收缩。相比之下，中国的方案力度更大，并且以投资为主，出台更加及时，推进的速度也较快，刺激效果要明显大于美国方案。然而，鉴于中美两国相反的经济结构，两国的经济刺激都有可能加剧各自的失衡。
随着大量流动性的注入，2009年上半年的时候，人们对通胀的担忧有所增加。笔者在《适度通胀有好处》一文中指出，当时经济下滑和物价下行的风险大于通胀风险，货币供应的增长不会立即带来相应的物价上升。笔者甚至认为，在那个时候，出现一定的通胀预期有助于经济复苏。到了2009年底，中国的近邻越南和印度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国会加入高通胀俱乐部吗？》一文讨论了中国出现通胀加速上涨的可能性。总体来看，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越南、印度两国，但物价形势要相对乐观。越南、印度两国高通胀的背景是受季风异常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下降。不过，两国高通胀的另一个背景是前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以及居民通胀预期的上升。在这一点上，中国应有所警惕。
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物价上升也超过预期。然而4月份以后，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内也出台了压力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加之财政金融调控实际上从2010年初以来已经有所收紧，2010年一季度的过热态势没有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认为国内外经济会二次探底和通缩的声音有所增大。在《微型滞涨魅影浮现》一文中，我认为未来出现通缩的可能性很小，进而提出在边际意义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微型滞涨的格局，即物价抬升与增长下降并存；只是这个组合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未来物价上升和增长回落的幅度都不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安全受到了广泛关注。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210亿美元上涨到2009年底的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同期也从5％上升到46％。2000年以来的10年见证了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度的积累。作为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将大量的钱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当然面临着不少风险，即便是美国人对此也不讳言。华尔街的著名基金经理彼得·希夫就公开表示，美国领导人是不会得罪选举人，勒紧裤腰带还中国钱的。
导读二（4）
我在《万亿美元的豪赌？》和《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中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作了讨论。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两名研究人员将中国持有万亿美元的资产看做是一场“豪赌”。根据他们的测算，截至2009年3月底，中国各类机构总共持有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资产，其中万亿以美元的形式持有。可是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赌什么，这其实是与中国崛起和美元国际货币等大背景相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崛起也曾产生过类似问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将这种关系形容成中美之间的“核恐怖”均衡。既然是核恐怖，那中美的明智选择就是开诚布公，摒弃“阴谋论”，联手消减各自的“核武库”。受金融危机拖累，美国国债规模还将明显扩张。《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一文指出，如果美联储认为有必要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以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投资消费，那么当政府发行过多国债时，美联储就不得不进入国债市场，为赤字融资，否则债券价格就会下降，市场利率也随之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没有人要求美联储必须这样做，但它实际上执行了通胀式的货币政策，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将会缩水。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企业很悲观，认为没法与资金和技术都强于自己的国际资本共舞。然而10年过去了，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影响力空前增强。金融危机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有所增强。《美国感冒，新兴经济体打喷嚏》一文详细讨论了这一变化的表现、根源及其含义。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等国均出台了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会延缓全球经济的复苏。1930年，美国胡佛政府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实质上停止了美国进口，延长了“大萧条”持续的时间。《“去全球化”危机考验中国智慧》这篇文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应当积极予以抵制。我们应明确而审慎地应对来自国外的指责，同时加快国内市场的开发和整合。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表明，现实世界并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那般富有田园诗氛围，正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表明的，“自由贸易像天堂，都想去，但都不想太早”。自由贸易理论预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只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各自的福利都能增进，因而是不会有人进行贸易保护的。文章分析了这一预言经常失灵的背后机理。《农业补贴的政治经济学》旨在解释另一个贸易保护现象，即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通常规模较小，农业人口比例也较低。但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却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并成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文章从集体性行动的逻辑给出了解释。经济学原理与现实之间的碰撞还经常在灾难时期发生。每当这个时候，总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灾难无害，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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