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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失衡的巨龙-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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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一个只有6000多人的5个小渔村，工业近乎空白，90％以上劳动力从事农渔业生产。在短短20年时间内，龙港已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目前，总面积平方公里的农民城创造了15万个就业岗位，该镇从外地雇佣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近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一半，且每年仍有2万~3万人涌入龙港打工，是一个有能力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化的现代城镇。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正因如此，它有两个特别的称呼：“中国第一农民城”（前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题词）和“中国第一座城市”（来自学者秦晖）。1984年龙港建镇之初，即打出〃鼓励农民带资进城开厂办店〃的口号，打破传统户籍制度的壁垒，解除了传统体制对农民进城的各种束缚。在10余年时间里，龙港一方面将耕地承包给种粮大户进行规模经营；另一方面从不起眼的小商品起步，放手培育市场。同时，龙港的印刷、纺织等区域特色经济在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岗位。2002年以来先后被誉为“中国印刷城”和“中国礼品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城镇化： 南张楼模式，还是龙港模式？（2）
然而，在龙港迅猛发展之后，传统城市管理体制也随之被迅速复制，加之人们对行政区划和财税体制等方面变革的不确定预期，龙港未来的发展将面临着“体制之痛”。
‖两种模式之比较‖
有人认为南张楼模式对于建设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能预示着某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城市化并不等于非农化，安居乐业不必都往城里挤，农村可以通过城镇化把农民留在土地上。
应该说上述两种模式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因为这两个模式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德国人在南张楼推行试验的本意是要让农民在留住土地的同时，享受一种与城市居民不同形势但同样幸福的生活。他们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农村居民只是因为欣赏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才乐于选择乡村生活。这显然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格格不入。实际上，光靠土地是留不住农民的，南张楼建立了100多个工厂，正是这些工厂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吸引了青年农民，出国打工致富的人回村后是把钱投进工厂而不是土地上，这些都是德方所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虽然南张楼村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村民大都认为“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不多，人们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为了孩子也要到城里去，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村里挣钱多的，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这表明，城乡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难以抛却的。
另外，巴伐利亚的汉斯·赛德尔基金注入了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医院和完善基础设施，并且派出了100名青年出国学习，村民的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变。但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外部支持，南张楼的变化决不会如此巨大。而这种支持对别的落后地区则是可遇而不可求。南张楼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犹如沙漠中的一抹绿洲，与其说给人希望，不如说是一个多少有些不和谐的变奏。我相信，南张楼在当地的一支独秀，必定伴随着排斥他人迁入本村的政策。
相反，如前所述，龙港完全是市场机制催生出来的结果，这种市场机制在传统城乡分割体制松动后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龙港模式是市场机制突破城乡分割和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先驱，真正反映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真谛，所以说龙港是一座“真正的城市”。虽然目前这两个案例的未来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所面临的困难的性质是不同的。南张楼面临的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约束（所以只有通过发展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工业来缓解）以及城乡生活方式难以抹去的差别（富裕的村民对城市生活仍极其向往），这些困难是难以克服的；而龙港受到的却是体制的束缚，正是我们应改革的对象。实际上，解决南张楼困难的根本途径正是体现在龙港的模式之中。龙港的城市化代表了市场的趋势： 城乡差距的存在和拉大，本身就说明市场在城乡之间是不平衡的，就应该创造机会让农民洗脚进城，南张楼以农村为立足点的模式终究会受人多地少和传统体制的约束，城乡二元结构终难破除。这种模式或许能在个别地区成功实行，但不应成为政策的立足点，因为，让近8亿农民中的大多数留在土地上是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背道而驰的。
‖城镇化模式之辩‖
与主张大力推行南张楼模式的想法类似，有人认为，目前上海市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城镇居民水平，因而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是立足于农村，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这种思路在上海这类城市或许是可行的，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不现实的。之所以上海可以，正是因为其城乡人口比重已经相当合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渐渐消失，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诸如四川、安徽这样的中国代表性省份还遥不可及。
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在一起加以比较，人口在100万~400万左右的城市的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效益是最差。因此，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的战略是逐步破除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在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中部等地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充分吸收农村剩余人口。
城镇化以及“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城乡间二元体制造成的制度落差，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居民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形成，并且具有农村部门无法抗衡的政治影响力，城乡间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在这样的条件下，龙港所代表的市场化城镇模式更加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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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全球经济麻烦的制造者？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 历史从不重复，但是押韵。
20世纪70年代初，在盯住黄金，盯住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陷入风雨飘摇之际，美国尼克松总统的财政顾问约翰·康纳利曾当着一群欧洲领导人的面说，虽然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美元币值的失调（misalignment）却是欧洲的问题。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德龙（）做出了新的判断，美元（包括欧元）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的失调正在变成是中国的问题。
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名教授，德龙的视角显然超越了当前的金融危机。在不久前发表的文章中德龙认为，美国虽然有可能因次贷危机而陷入衰退，并可能殃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使得未来五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一天天地消退。
在德龙看来，与中国有关的两种情形构成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在危机。一种情况是，中国因人民币升值过慢而导致国内全面通胀。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中国将可能陷入滞胀或严重的通货膨胀，危及全球经济。有趣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可能会因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成功而变得更糟。中国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也将有效控制住国内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将被加剧，美元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的汇率可能会迅速崩溃。
哪一种情况更接近现实呢？迄今为止，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主要影响了资产部门，而一般物价水平基本保持平稳。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部门巨大的供给能力是避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屏障。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中国过去出现的高速通货膨胀都是基础货币突然高速扩张时出现的，而眼下这一点尚未发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历了1985—1989年和1993—1995年两个通胀时期，其间都出现过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与此相联的是货币供应的大幅扩张。1989年前后，M0的增幅曾超过45％，而1993年左右，M0、M1、M2的增幅都接近40％。现阶段，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速明显低于上述两个时期。只要货币供应不失控，恶性通胀全面化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
另外，国际经验表明，发生高速通胀的国家通常是财政上出现了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仍没有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快速扩张。财政向央行不负责任地透支并导致恶性通胀应该不会发生。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维持币值基本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德龙设想的第二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中国能在币值稳定的情况下维持现有的高增长，同时通货膨胀也不会过度恶化，那有什么理由让中国做出改变呢？事实上，把美元币值和美国经济失衡的问题总是归到其他主要经济体上，就有失公允。汇率作为货币兑换率反映的是国内的经济基本面。长期以来，美国每年依靠超过8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入维持着经常出现的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美国的双赤字是国内消费储蓄缺口以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结构造成的结果。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调整美国经济的失衡需要其自身做出结构调整。并且，按照汇率理论，美元应该加速贬值，以便恢复经济平衡，就像西方国家依据这个逻辑让人民币升值一样。美元没有做出充分调整，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人民币立即调整。实际上，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需要时间解决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那么，谁是全球经济麻烦的制造者？是中国还是美国？由于中国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对，说一方制造了麻烦，那另一方一定也是。从内外均衡角度来说，长期顺差和逆差都是不合理的，都需要做出调整。可是，有什么理由把所有问题都归到顺差的一方呢？实际上，如果美国经济和美元定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国际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失衡就不可能彻底消除。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迫使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提高对美元的汇率。这就是汇率史上有名的“尼克松冲击”。1985年，经美国牵头，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通过“广场协议”，要求日元等货币升值。这些事件看上去像是，谁发展得快，谁就应该承担全球失衡的责任。然而结果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
把中国（具体而言，指人民币汇率）当作全球麻烦的制造者，实际上是在说应把人民币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既然如此，中国就应从自身的现实自主考量人民币的未来。
话说回来，人民币问题不应服从国际压力并不等于人民币就不应该升值。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来看，维持人民币基本稳定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需要。问题是，这样做可能仍是在支持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中国出口竞争力固然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但同时也得益于廉价的环境和资源成本。人民币升值可以限制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对环境的透支。同时，延缓升值会将社会财富进一步引向资产部门，资产部门高涨在加大经济风险的同时，也对收入分配造成巨大压力。
曼昆在他畅销的《经济学原理》中有一句企业家说的话： 如果行业龙头老大注定是最大的污染制造者的话，我欣然接受这一称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把中国称为麻烦制造者，或许是其影响力增加的一个副产品。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不也扮演着这样的双重角色吗？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1）
户籍管理制度所造成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为公众情绪的发泄对象。近年来，户籍改革在实践上也得到了部分地方政府实实在在的支持。最近的情况表明，这种支持和改革大有成为全国普遍行动之势，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立法取消现存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呼声不绝于耳。这表明，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三农”问题终于有望走上治本之路。
然而，理由充分的诉求不能代替我们的理性思考。我们虽然找到了正确的出发点和目标，但过程和手段同样十分重要。有迹象表明，对于户籍管理制度的普遍取消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不少人可能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笔者担心，如果通过立法将现存户籍制度“一刀切”取消，会使问题更为棘手，很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破坏性结果，而这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几年前，北京一位知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认为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口条例》不仅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基本宪义，而且其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也涉嫌违背现行《宪法》的其他若干具体规定，导致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对待，阻碍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几乎成了过街之鼠，人人叫废。法理上，歧视性的户籍管理政策的确于理不通，于法无依，把它看作是各种“荒唐政策”的“罪魁祸首”也不为过。然而，户籍改革并不只是一个理顺法制关系、废旧立新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仍有其存在的意义，还不能通过立法途径立即废止，而那些试图通过立法一步到位地改革户籍制度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意义。
要想对一个事物有本质的认识，从源头入手常常是一个正确的角度。根据转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户籍制度的确立是人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而户籍制度的维持则是中国转型道路的重要特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表明户籍改革决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确立并推行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然而要在薄弱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面临资金原始积累和粮食原料来源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农业部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一种较为“含蓄”（和前苏相比）的做法： 即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汲取农业剩余价值。与此同时，由于重工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为了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保证城市居民充分就业以及避免其他福利外溢，户籍制度应运而生。1958年政府颁布了《户口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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