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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啊,请你到非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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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那年春天，我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影星托尼·柯蒂斯合作演出了一部索然无味的电视剧。对于这次合作，除了记得自己的搭档是托尼·柯蒂斯，别的什么印象也没有了。6个月的拍摄结束后不过五六天，我又要赶去非洲，真的有些力不从心。出发前一天，我还要录制《田园日记》，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疲劳的日子，因为这次的行程排得太紧了。但是，我不能拒绝。只要是为那些孩子，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
为了能在飞机上好好休息一下，我随身带了安眠药。没想到的是，我们所乘坐的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行员的妻子是位韩国人，所以我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为了省钱，我们一行人选择了经济舱，然而飞行员的妻子却要把我的座位换到商务舱。我觉得对于同行的人们来说，我这样做有点不好意思，便竭力推辞。可是由于实在太累了，最后我还是换了过去。美丽的飞行员夫人不仅带我参观了驾驶室，还千方百计让我感觉愉快。她是个既可爱又幽默的女人。她说她的法国籍丈夫，也就是飞行员，希望她能一同飞行，所以她常常跟着丈夫坐飞机，夫妻两个几乎每天都住在飞机上。
她告诉我，飞机里面很干燥，所以每两个小时必须喝水，脸上还要常搽营养霜。她说完，叫我不要动，然后给我拿来一瓶水，还有各种果汁饮料，放在我的旁边。她还让我喝杯香槟酒。我平时不喝酒，但这次难辞她的盛情，于是喝了一点儿。没想到香槟的味道很好，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刚才在经济舱的时候，有个男人说见到我很高兴，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卢旺达看望那里的难民。他说，那我应该帮助他们才对啊，于是给了我1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80元—译注）。其实钱多钱少不是问题，他的心意很值得感激。同时我又想，对于乘坐法国飞机的人来说，1万韩元算得了什么呢？也许他是去国外，因此身上的韩元带得不多。不过，这的确是我为卢旺达收到的第一笔捐助金。
飞行员的妻子又拿来饮料，并对我说：
“这里的法国男乘务员们说你很漂亮，我告诉他们，你是韩国最优秀的演员。”
安眠药毫无效果。
还是和上次一样，我们先到巴黎，在机场停留6个小时左右，再飞往肯尼亚。那里不知道有多少悲惨的事情正等待着我们。从韩国到巴黎需要13个小时，现在还剩下8个小时了。
我翻来覆去，半睡半醒，总算熬到了戴高乐机场。在机场停留的6个小时实在是无聊之极，心情非常郁闷。客机飞往巴黎的时候，外面是白天，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度过。抵达巴黎的时候也是白天，我蜷缩在机场候机室里的长椅上睡着了，就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终于乘上了飞往肯尼亚的航班。到肯尼亚大约需要8个小时，当时是黑夜，虽然没吃安眠药，汹涌的困意却朝我袭来，于是我决定把药留下来，等回首尔时再吃。我真的好累啊，到巴黎13个小时，在巴黎机场里等了6个小时，从巴黎到肯尼亚8个小时，总共27个小时，我都没能平躺下来睡一觉。
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后，吃了早饭兼午饭，别人都要去参观国立公园。我太累了，只想休息，就让他们帮我买点儿水果回来，并和他们约好晚上8点钟一起吃晚饭。
在一家韩国人经营的饭店里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说卢旺达的难民乘船来这里，常常发生翻船事故，基伍湖里打捞出了很多尸体。
第二天早晨7点钟，我们出发前往卢旺达，并且打算在那里停留3天。肯尼亚通往卢旺达的道路简直就是“通往地狱之路”。乘飞机的地方就是上次去索马里时的那个机场。前往非洲其他国家的人，大都要在肯尼亚转乘小型飞机。上次我们去索马里的时候是凌晨5点钟，机场里弥漫着浓浓的大雾和灰尘，四周漆黑，好几架小型飞机整齐排列，救助物资堆积如山，那种紧张感就像形势紧迫的战场。虽然还是这个地方，但是由于这次没有持枪的军人，而且天也亮了，让人感觉机场很小，很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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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已经干涸（2）（图）
如果你的冰箱里有很多食物，有衣服，头上有屋顶，还有地方可以睡觉，那么你就比世界上75％的人过得幸福。
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靠近卢旺达边境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戈马市。虽然坐的是小型飞机，感觉却像是乘坐10人小巴士。到戈马需要两小时零十分钟。从那里坐卡车，我们去了位于戈马南部的无穷歌难民营，那里聚集了将近100万名难民。
无穷歌难民营简直就像个巨大的垃圾场。前一天夜里下了雨，道路泥泞不堪，到处都是腐烂的垃圾和污物，散发着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人们相互拥挤，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里。他们不是动物，而是活生生的人啊！
卢旺达是个美丽的国家，卡里辛比山等许多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峰将它团团包围，很久以前来到这里的德国探险队甚至将这里称为“非洲的瑞士”。卢旺达是个很小的国家，面积只有韩国的1/10。
卢旺达的西边是占国土面积1/10的巨大的基伍湖，东南部分散着好几个碧波荡漾的小湖，既有耕地，又有牧地，许多牛羊在那里吃草。山峦叠嶂，树木茂盛，草原地带栖息着很多野生动物，包括大象、狮子、黑猩猩、水牛、羚羊、疣猪、斑马等等。东部的卡盖拉国家公园和牧塔拉禁猎区生活着大量的稀有野生动物，比如大穿山甲（食蚁兽的一种）等。此外，还有山地大猩猩栖息的国家火山公园。
卢旺达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文化，如敲鼓，弹奏弦乐器，举行与诞生、死亡、结婚、秋收、打猎相关的仪式，口头文学也很丰富。他们缝制的布料、编织的篮子都很出色，艺术性很高。我曾在卢旺达的国立博物馆参观过他们的传统艺术品，忍不住连连赞叹。
古时候，卢旺达境内居住着以制造餐具和打猎为生的俾格米族。但是从公元8世纪开始，农耕民族胡图族迁徙于此，将俾格米人赶进了山林，才建设了今天的卢旺达。到了14世纪初，放牧长角牛的游牧民族图西族从尼罗河流域进入卢旺达。饲养家畜的图西族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拥有精湛的军事技术，而且以借长角牛给农民为由，统治起了农耕民族胡图族。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金字塔结构一直持续到1916年比利时占领卢旺达。
和非洲大部分国家一样，因为殖民强国的野心，卢旺达也被蹂躏得千疮百孔了。殖民地时期，少数部族图西族成为比利时人的傀儡，势力更加强大。但为了牵制图西族，比利时又扶持下层阶级胡图族，壮大他们的势力。
卢旺达独立之后，胡图族夺取并掌握了政权，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曾经压迫自己的图西族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政策。原因是长期遭受少数民族图西族欺压的胡图族利用掌握的政权企图灭绝图西族。在这场残酷的种族大屠杀运动中，数万名图西族人被杀，还有很多人逃亡到了邻国。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市场的咖啡价格下滑，加上严重的干旱导致连年歉收，卢旺达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990年，逃到乌干达的图西族组成军队，卷土重来。后来，两个种族通过协商达成了和平条约。不料，激进的胡图族领导人拒绝权力分配，单方面撕毁了条约。胡图族激进主义者向求稳派总统乘坐的飞机发射导弹炸死总统，然后栽赃给图西族，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杀害了50万名图西族无辜平民。为了将图西族斩草除根，还杀死了大量图西族的少年儿童。他们甚至公开叫嚣：“要想消灭大老鼠，必须先消灭小老鼠。”这简直是震惊世界的灭绝大屠杀。因此，卢旺达一半以上的人口沦为难民。
没过多久，内战再度爆发。图西族对胡图族的大屠杀政策进行反击，并最终击败胡图族，重新掌握了政权。胡图族人害怕图西族会报复，于是大举渡过基伍湖，逃到了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现在聚居的地方，就是靠近卢旺达边境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戈马难民营。
虽然图西族政府宣称自己不会报复，让胡图族回来，但是胡图族人自知罪孽深重，不敢重返卢旺达，只好继续生活在这样的垃圾场，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族人曾对图西族人做了太多残忍的事情。不过，聚居在难民营里的大部分是与屠杀毫无关系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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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已经干涸（3）（图）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头脑到心灵的距离。从头脑移动到心灵，有人需要耗费毕生的时间。
这里还有个孤儿院。一个瘦巴巴的十几岁少女看着里面的孤儿们，显得失魂落魄。其实她已经不是少女了，而是痛失丈夫的妻子，同时也是一位失去3个孩子中的两个的母亲。她长得太瘦弱了，显得年龄很小，别人都以为她是小女孩。她仅剩的一个孩子被收进了这家孤儿院。她没有信心养大自己的孩子，可是又不能接走，因而只好每天来到孤儿院门前，独自坐着发呆。
我还见过一个女人，丈夫和8个孩子中的两个死了，还有一个下落不明，她带着剩下的5个孩子一起生活。他们住在用稻草做墙壁、塑料膜做屋顶的窝棚里。每逢下雨的日子，他们就冷得瑟瑟发抖，还必须抓住塑料膜，以防屋顶掉落。这哪里能算是房子啊。最小的孩子正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停地咳嗽。孩子一生病，妈妈恨不得能代替孩子受苦。
难民营成立于春天，有的孩子就出生在这里，因此很多人都患有霍乱、痢疾、脱水、肺炎、感冒等各种疾病，孩子尤其严重。我看到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躺在医疗所的帐篷里，由于手臂瘦得连针也扎不进去，输液针只能扎在额头上。
妈妈坐在孩子身边，除了帮他驱赶到处飞舞的苍蝇，再也无力为他做些什么了。医生说，这个孩子脱水严重，可能没有希望了。我抚摸着孩子，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心情虽然无法和你的妈妈相比，可是我的心也好痛啊。你为什么要出生？既然这么早就要离开，为什么还要来到这个世界？”
望着即将死去的孩子，我的眼里已经流不出泪水了。刚来非洲的时候，我的眼泪仿佛能够打湿整片土地。如今，我已经目睹了太多太多的残酷现实，泪腺也干枯了。可是，我仍然情不自禁地从喉咙深处发出近似哭泣的呻吟声。
抬着担架的人们不断从我身边经过，担架里的人都已经死了。有的是小孩，有的是大人，他们一个个就这样走向死亡。在这样龌龊的地方，孩子们的抵抗力怎么可能支撑得了？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凡是在这里工作的救助人员，几乎每个瞬间都要做出艰难的决定。当他们看到某个人的病情极度恶化，不可能救活的时候，那就需要决定是否继续治疗。有位志愿者这样说道：
“我们怎么能对某个病人说‘我们帮不了你，你可能会死’这样的话呢？可是在这里，我们每天都要这样说，这就是现实！”
一个拉着丈夫的手的年轻妈妈，当听到医生对自己做出“没有必要继续治疗”的诊断后，立刻吐出最后一口气，魂归西天了。对于难民营里的百万难民来说，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她的尸体也和死在她前面的1万多具尸体一样，被扔进崎岖不平的黑色火山岩中的一个大墓坑。
1995年，普利策奖的新闻摄影奖授予了美联社的摄影记者杰克琳·阿尔茨。在他拍下的那张获奖照片中，卢旺达的孩子们排队等候接种疫苗，有个孩子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趴在地上等待。那个场景真是催人泪下。
距离卢旺达首都大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哈拉玛教堂。其实它已不是教堂了，而变成了一座公共墓地。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屠杀现场，5000多人在这座教堂里惨遭杀害。原来，图西族人为了躲避屠杀，逃进了这座教堂，可是被追踪而至的胡图族人用枪、刀和木棍残忍地杀光了。教堂里面横七竖八地散落着人的遗骸和烧成灰烬的《圣经》、被褥，以及衣服。这个残忍无度的屠杀现场散发出刺鼻的臭味。但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那场惨剧，哈拉玛教堂一直保留着当时的屠杀现场原状。教堂的墙壁上刻着一位游客留下的字句：
“上帝啊，请不要宽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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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留在了非洲（图）
手可以把彼此推开，也可以彼此紧握一起。手可以变成拳头，也可以在痛苦的时候伸向对方。
基伍湖非常美丽，水平线显得遥远而苍茫。辽阔的湖畔坐落着许多残破的别墅，可以推断以前这里应该是富豪们的休养胜地。如今，这里已经败落了。
直到一个月以前，基伍湖还是霍乱的源头。如今在各个国家的援助之下，这里建设了净水场，据说霍乱因此已得到有效控制。我在净水场里看见有个眉清目秀、长得像电影演员的小伙子，面带微笑，正给排着长队的难民盛水。看样子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
我终于回到了内罗毕的宾馆。因为早晨离开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喝了杯牛奶，直到下午5点钟还在忙着照顾孩子，我已经精疲力竭了。那天我出了很多汗，特别想冲个热水澡，然而当我走进浴室放水的时候，却感觉冷飕飕的，只有凉水流出来，很快凉水就变成了淡红色的泥汤。我只好用凉水简单地洗了洗脸，然后就躺下休息了。
因为7点钟还要在窝棚里吃晚饭，所以我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真的好累，感觉连手指也不能动了。虽然我曾经去过许多国家，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家。那天，我悄悄地哭了。
好不容易振作精神，我又跟随大家去了窝棚。那天我吃得太多了，肚子鼓得就像青蛙。白天在难民营服务的人们也都赶了过来。我在白天见过的少女志愿者凯莉，那时候她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T恤衫，忙于照顾孩子，此时此刻，凯莉飞扬着洗得干干净净而且清爽柔顺的金色秀发，穿着短裤，好像还洒了香水。她显得愉快而活泼。
我对她说：
“看着像你这样美丽的女孩子这么辛苦，我感觉好心疼。”
她却回答道：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志愿者。”
话刚说完，凯莉突然扑进了我的怀抱。我很惊讶，连忙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想妈妈了。多么可爱的凯莉啊！她说自己要在这里服务6个月。我衷心希望她儿时的梦想能圆满完成。我轻轻地拍着凯莉的后背，好像拍着自己的女儿。
吃完晚饭，我们坐在阳台上休息，突然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降。天地漆黑一片，只能看见面前的大树在风雨中摇曳。我忽然想起了电影《呼啸山庄》。男主角怀抱着死去的恋人喃喃自语：“如今她终于属于我了……”那个夜晚，夜空里仿佛弥漫着甜蜜的哀愁。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院子里散步。尽管我们住的房屋早已破旧不堪，尽管天气酷热难当，然而某种类似爬墙虎的藤蔓植物依旧沿着破败的墙壁攀缘，并盛开着火红的花朵，将这座房屋装点得异常美丽，犹如艺术家的杰作。院子里紫花与白花交相辉映，恣意绽放的花木比比皆是。还有什么东西比大自然更神秘更神奇呢？这个国家拥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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