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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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铁军’闻名……现在抗战时期，我敢大胆的说：第七十四军是抗战期中的‘铁军’，第七十四军自参加抗日战争以来，屡战屡胜，愈战愈强，这次又于上高会战中，建立伟大的辉煌的战绩，特别值得我们钦敬。本总司令，今天召集第七十四军高级官佐训话，一方面是表示本人最大的敬意，一方面藉此对这次战役，作一精密的检讨，希望大家秉着此次英勇作战的精神，闻胜勿骄，再接再厉，永远保持‘铁军’的威名，建立更大的战功。”《罗卓英将军对第七十四军高级官佐训词》（《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上高战役的胜利，74军厥功至伟，因而获颁“荣誉旗”一面，蓝缎上绣有白色飞虎的*，又称“飞虎旗”。从此，74军以“抗日铁军”威名远扬，成了名副其实的头号王牌军。军长王耀武荣获青天白日勋章，锦旗及立功官兵勋奖章特由重庆派专机送长沙并转来上高，张灵甫也因功获得嘉奖。
　　然而树大招风，74军也从此成了侵华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半年之后，这支生气勃勃的铁军在第二次出征长沙时，遭遇了滑铁卢。
　　

第七节遭遇滑铁卢——二战长沙（1）
一
　　湖南长沙属于第九战区，在抗战期间，这里是另一个多次发生大战的战场。
　　1939年九十月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运用他的“天炉战法”，以长沙为轴心，用两线兵团前后夹击，迫退日军，史称“第一次湘北大捷”。所谓天炉战法，也就是1939年春南昌会战后战区制定的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作战计划，这与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所摆的阵形类似，后者实际上是吸取了一战长沙的胜利经验，并且正确实施了战区既定作战方针的成功战例。两年后，1941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集中了四个师团另加四个支队、一个坦克联队、两个重炮联队、三个工兵联队、两个飞行团，其中步兵总计四十五个大队，炮兵二十六个大队，于当月18日在湘北再次向长沙发起进攻，目的在于“摧毁敌抗战意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方面的应战计划，原本仍是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为指导，但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时，薛岳并未完全照章行事，他把决战的重兵防线布置在汨罗江边，试图拒敌于汨罗江以北，在汨罗江畔歼灭敌军。第九战区的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对司令官的如此布置十分诧异：固守汨罗江一地持久防御，这岂不是当年罗卓英修水防线的翻版？如果汨罗江防线被击破，日军再迂回直捣国军右翼，那么长沙就会变成又一个南昌。他提出应沿汨罗江南岸逐次抵抗，争取时间等待援军抵达决战战区，可是他的主张未被薛岳采纳。很不幸，战況的发展果然如赵子立所担心，日军很快突破新墙河、南江桥一线，即以主力向我汨罗江防线右翼包围，守军萧之楚的第26军和陈沛的第37军在日军重兵的进攻之下被各个击破。这一失着，造成了国民党军在会战初期的处处被动。
　　更糟糕的是，日军在战前已经破译了中国军队使用的密码。
　　犹如两名棋手在对弈，薛岳下的是明手，他的调兵遣将，随着空中的的嗒嗒无线电波的频繁往返，不时被日军情报部门截获破译；而阿南惟畿下的是暗手，特情机关的情报让他及时掌握中方的意图和部署，得以从容修改作战计划，日军未战已得先机。
　　1941年9月22日傍晚，日军第11军司令部。
　　日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于当日下达了开始“汨水会战”的命令，此时日军已经突破新墙河、南江桥一线，打算在击败金井附近中国军队后，向浏阳河下游追击，继而攻取长沙。下完命令，他来到军司令官室找阿南惟畿，除了讨论汨罗江左岸会战后的作战方针外，他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急待解决：如何对付正在兼程赶来的第74军。
　　第11军军部在上半年三月的上高会战惨败后进行了改组，原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被撤职，阿南惟畿和木下勇都是4月后上任的新官。虽然是新官上任，阿南惟畿和木下勇对于74军的大名一点不陌生。日军半年前在上高的惨败，消息震动东京，提起这个活跃于华中的“重庆军”劲旅“三五部队”，日军将领无不高度重视，在总结上高会战教训后，第11军还曾经特别告诫各部：“今后对王耀武将军的第74军作战，要特别注意。”
　　对于第74军这次出动的消息，日军的战史这样写道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华书局　1985年：
　　“至21日晨，接到第74军开始移动的特情报告，军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
　　“第74军乃王耀武将军指挥的第51、第57第58师所组成的最精锐中央直系部队，因而受到注视。该军自湘赣会战以来，曾与我第11军历经冬季攻势及其他数次交战。今年2月被指定为攻击军、突击师，无中央命令禁止用于作战或移动。自3月的锦江作战以来，又补充3个团，一直在万载、宜春（浏阳东方约100公里）附近积极进行整训。”
　　“第74军之由东方出现，冲击了第11军挺进长沙的作战设想，如前所述，遂于22日夜命令解除第6师团占领平江的任务，并令其拖住第74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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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遭遇滑铁卢——二战长沙（2）
参谋长木下勇白天下达的命令，原本已经令第6师团占领平江，74军日夜兼程赶往湘北战场的情报，促使阿南惟畿和木下勇改变了既定的作战计划。第6师团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将精锐师团特地调往捞刀河迎战第74军，显示阿南惟畿对这支即将到来的对手极为重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与参谋长的讨论结果：
　　“17时30分参谋长等来舍，决定下期的会战指导。对第74军，应使第6师团努力将其拖住。该军向长沙东进（系西进之误）将直接杀到我军左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华书局1985年
　　第二天清晨，天空骤降大雨，阿南惟畿一边“祈祷上苍，但愿云开雾散”，以使他的飞行团能在决战中展翅称雄，一边在当天的日记中仍对74军念念不忘：
　　“敌军以国家处于存亡关头激励人心，将兵力送往战场，第74军也于15时许进入浏阳北方的新开市（浏阳西北偏北约30公里），全线敌我均呈紧张状态。”“此次会战，应在今夜至明晨决定大势，以后对敌第74军应如何处理将成问题。”同①
　　9月24日上午，阿南惟畿在军作战室对正在研究今后作战的木下勇及参谋人员再次讨论对74军的处置：
　　“以后的问题即在于对第74军究应如何处理。因敌军为最精锐部队，不与之交战即行撤退，则将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须避免此等情况发生。”同①
　　“第74军”，“第74军”，这个番号在日军的作战计划、命令及阿南惟畿的日记中频频出现，从赣北开始移动以来，74军就一直处于敌第11军军部密切监视的视线之中。随着日军在湘北的顺利推进，阿南惟畿针对74军的逼近，一边调整作战方案，一边等待时机，企图趁其在运动中，除掉这个令日军如芒刺在背的“重庆军”劲敌。25日，日军综合各项情报作出判断：“第74军的先遣第57师，似企图向洞阳市、大经桥（洞阳市东侧）地区集结。”同①
　　这正是阿南惟几念兹在兹一直期待出现的局面，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第74军终于进入永安市附近，破敌良机业已到来。”同①
　　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时刻，阿南惟畿立即调集主力，准备与74军决一死战。
　　二
　　在日军刚向湘北正式发起进攻的时候，也就是9月18日，薛岳以巧辰电向在江西的王耀武下达命令，要74军速开浏阳前线参战。
　　上高战役之后，74军在江西的分宜、新喻、上高休整，经过第二期攻击军的整训，全军的兵员、武器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兵强马壮。接到命令后，74军立即分头行动，驻上高的57师为先头部队，驻分宜的张灵甫率58师居中，军直属部队紧随其后，新喻的51师殿后，部队分三批从赣北向湖南进发。出发这天是9月21日，部队刚一移动，日军在当天上午就截获了这个令“军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的情报。
　　日军的空中侦察立即将发现国军大纵队北上的情报反馈到了第11军司令部，这些报告74军不断向湘北战场移动的情报，使阿南惟畿和木下勇下定决心，赶在74军抵达之前提前向我汨罗江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将第6师团转用于捞刀河，迎击74军。
　　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调动一般昼伏夜出，以避免日军空袭，但是，常驻赣北的74军急调湖南战场，数万人马也不能说走就走，毕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补给运输的筹措搞得手忙脚乱，拖延了两天时间，等到部队开拔，日军已经突破新墙河，正渡汨罗江占领南岸阵地。为了尽早赶到战场，王耀武不得不让部队日夜兼程。
　　雨过天晴，秋高气爽，从空中鸟瞰，浏阳西北的蕉溪岭隘道上，57师和58师一字长蛇的队列一目了然，醒目的辎重纵列更是无法隐蔽。24日13时，日军空军“发现有正从浏阳西方西进的敌军约200名”，傍晚17时再报：“浏阳—万载间，目视发现有约15000名的敌军大纵队。”得到情报的日机蜂拥飞来，追着这醒目的空袭目标大举轰炸。
　　

第七节遭遇滑铁卢——二战长沙（3）
当时担任58师作战科科长的罗文浪回忆说：
　　“由于时间紧迫，不能不白昼行军，加之民伕挑运行李辎重，目标更加暴露。在出发一日之后；敌机频繁侦察，全军的行进方向已经完全暴露。军作战参谋对部队经过地形未详加研究，特别没有防空措施，因此在24日、25日，第57师、第58师及军部通过浏阳城西蕉溪岭隘路时，受到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在一条上下15里两面是石山的羊肠小道上，密集部队伤亡重大，未曾参战，就被敌机将指挥系统打乱，挫伤士气，给以后的战斗带来不利。”　罗文浪《蕉溪岭及春华山的遭遇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　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
　　57师和58师出师未捷，就在空袭中遭受严重损失，当殿后的51师抵达蕉溪岭隘道，亲眼目睹了遍布的弹坑和前面两个师留下的累累伤亡。为了救长沙之急，王耀武急忙收拢部队，晚饭后全军继续向西行进。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更加不堪的局面。
　　74军正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拼命赶路，第九战区司令部对该军的使用却发生了分歧。薛岳和参谋长吴逸志认为，日军突破汨罗江的阵地后，一定要直取长沙，而长沙是万万丢不得的，他们决定由79军守长沙，74军守长沙以东的黄花、永安地区。薛岳和吴逸志的这一方案等于将外围的第二线兵团全部收缩到长沙周围，将外线拱手让与日军受其包围。而参谋处长赵子立则认为：“现在作战的关键问题，是日军和我军争夺外线的问题，得之者胜，失之者败。”的确，从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角度看，放日军暂进长沙并无大碍，所以赵子立主张将74军暂停浏阳东北的外线位置，等待第19、第30集团军等大部队会合后，以十七个师的兵力组成外线兵团向袭入长沙的日军同时进攻。果真如此的话，双方内外线逆转，国军还有望打一场上高会战那样的反包围，即使打不了歼灭战，反咬它一大口也算是反败为胜，日军在此情形下必将突围而出，长沙短期即可收复。但是，薛岳太过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愿意冒长沙失守的风险，他不理睬赵子立的意见，固执地决定执行他的既定方案：将第二线大军收缩在长沙周围，确保长沙参见赵子立《第二次长沙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　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
　　9月25日，屡遭日军轰炸突袭的74军终于在浏阳集中，薛岳亲自电令王耀武急开黄花市，在春华山、永安市、黄花市沿捞刀南岸占领阵地。王耀武遵命将部队驰往上述地点，行进途中不放心，他打电话向赵子立确认。赵子立说：“把你的部队向长沙以东拉，我是绝对不同意的。我的意见是把你的部队摆在浏阳东北。敌人将由北向南前进，恰好出现在你们的右侧。你们将要与绝对优势的敌人发生严重的遭遇性战斗，但他们硬要这么做，真是糟糕透了。”
　　赵子立的预言不幸而言中。
　　三
　　张灵甫到58师当副师长已经有大半年，在这段时间里，师长廖龄奇频频请假，他起先去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因此三四月间的上高战役就是由张灵甫代行师长之职，此番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前，廖龄奇不巧又请假到吉安结婚去了，直到张灵甫带着58师从江西的分宜到达湖南境内，新郎廖龄奇才依依惜别蜜月中的新娘，驱车赶回前线报到。
　　说起廖龄奇其人，他的教育背景和作战经历都与张灵甫十分相似。廖龄奇毕业于黄埔四期政治科，入黄埔军校之前也读过大学，只是他比张灵甫多了一样学历，他在黄埔毕业后曾经到英国参谋学校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国后他加入第88师，在当时的师长俞济时手下任职，88师是当时中央军中少有的德械师，属于嫡系中的精锐。1937年8月，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继任旅长高致嵩又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死，廖龄奇递升该旅旅长。半年后，继任的88师师长龙慕韩因兰封失守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廖龄奇到74军投奔老上司俞济时，在万家岭战役前不久，他接替邱维达担任58师172旅旅长，次年升任副师长，所以若论私人交情，俞济时与廖龄奇的关系比与张灵甫更早更亲近。后来俞济时和老资格的原58师正副师长相继调离，廖龄奇便顺理成章当上了师长。由于自恃学历高战功强，与王耀武素无渊源的廖龄奇对顶头上司的态度相当傲慢，他认为王耀武没什么真本事，只不过机遇好罢了，以致善处人事的王耀武也觉得与廖龄奇不好相处。但是论打仗，廖龄奇还是一员勇敢的战将，与张灵甫一样，他也曾经多次负伤，身上疤痕累累，右臂在北伐中受伤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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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遭遇滑铁卢——二战长沙（4）
骄傲的廖龄奇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辞别洞房回到前线参战，这一仗竟成了结束他生命的最后一仗，而他却不是作为抗日英雄光荣地倒在杀敌的战场上。
　　9月26日上午，廖龄奇与张灵甫一起率58师赶抵战场，原以为有友军在原地留守与58师换防，却是踪影全无，廖龄奇只得下令全师在永安市、东林寺、春华山一带展开，巩固长沙—平江大道地区，正面迎战由路口畬南进的日军。王耀武则执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命51师与军直属部队继续向黄花市推进。在此之前，74军的先头部队57师一部已于25日午时许到达春华山附近，占领春华山到赤石河（春华山西北十公里）一线阵地，该师其余部分于二十六日黎明前后到达，58师的蔡仁杰173团也随57师参战。
　　春华山距黄花市约九公里，离长沙市区以东约三十公里。最先与74军遭遇的，是日军的第3师团花谷先遣队。据日军战史称，第3师团原本并不担当围歼74军的作战任务，它是奉命经上沙市向金潭附近追击，并在该地渡过浏阳河向长沙南侧地区继续追击中方的溃军，它的行进路线是由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