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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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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奉吴的密委由哈尔滨登陆，单骑驰入卢营。卢见了老上司无条件服从。他们发动兵马于五月二十六日由中东路终点绥芬河直向哈尔滨杀来，沿途各站奉军护路队望风迎降，纷纷换上“讨贼军”符号，张闻之大震。高、卢率部由火车一直开到宁古塔附近海林站，忽感兵力不敷，下令停进：原来高不善用兵，行军五百余里，经过十余小站，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每到一站即卸下若干人驻守，站越过得多，前方部队越剩得少，到海林站时仅剩得万把人左右了。卢的基本队伍仅有二千人，发难时收编两巨匪各拥五千人以上，又次第收编护路队二三千人，共有一万五六千人。他们到海林站时探知宁古塔有奉军一团驻防，距海林站仅六十余里，深恐拦腰杀过来截断他们的归路，实则他们的任务是别动队的任务，并非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正规军，胜则入穴取子，败则逃到哪里是哪里，要“步步为营”干吗？他们的策略应当是攻其无备的策略，一鼓而入哈埠不难造成“四方响应”的胜利，其停止不进是自取败亡的先兆。
宁古塔驻军始则观望不前，不料高、卢在海林站停下来至二星期之久，不进不退，像NC023徨无策的样子，却替狗肉将军开了一条功名富贵的道路。宗昌自攻湘失败后，孑然一身，曾西走洛阳，吴闭门不纳，遂往东三省求“老帅”栽培，张亦不假辞色，只聘为巡署高等顾问。宗昌的目的是带兵，哪知东省富于排外思想，宗昌是山东人，况系败军之将，张不给他兵带，叫他吃碗闲饭再说。
好了，宗昌的机会到了：奉军在关内正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不料祸起萧墙，自家地盘内异军突起，慌得张手足无措，姑且让狗肉将军拆拆烂污，命宗昌赴哈尔滨招收队伍抵御高、卢一支兵马。宗昌到哈尔滨系其旧游之地，但当地防军长官张焕相不以正眼相觑，宗昌左拉右抓，只弄得五百多条枪到手。宗昌发了个狠，“要干就干，干完了反正光杆还是光杆！”
他带了这五百多乌合之众，要了一列车，把车门和窗口紧紧关起来别让人家知道虚实，一口气向北冲去。焕相暗暗好笑，“这个冒失鬼大概活得不耐烦了”，他把宗昌当炮灰，自己隔岸观火。假使高是知兵的，不费吹灰之力稳可把宗昌杀得人翻马仰，不料这家伙也是糊涂蛋，也抱着牺牲别人自己隔岸观火的态度，命令临时募来的民兵千余人出而迎战，却把山林警卫队保卫着他的司令部。那些民兵都是些有身家性命的人，升官发财之念则有余，对垒冲锋之心则不足，宗昌部队只抛了几枚手榴弹，民兵不战而溃，牵动了山林警卫队人人均无斗志，更牵动了七拼八凑的匪军一哄如鸟兽散。
高部开始向绥芬河背进，继而再退东宁县有再衰三竭之势。高看看势头不对，与卢化装逃到高的另一旧部某某处，某某笑脸承迎，暗中打电报给“老帅”报告生擒高、卢“两逆贼”，张复电“就地正法”。吴的一支奇兵就此烟消火灭了。
第一次直奉之战吴得了冯玉祥莫大的助力。冯自脱离川督陈宧后，奉令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北政府二次下令攻湘时该旅驻防武穴演“兵谏”之一幕（七年一月十四日），后随曹吴进取湘之常德。吴撤防北归冯随阎相文入陕升第十一师长，阎死，冯坐升陕督。直奉构兵时豫督赵倜（字周人）有断吴后路之意，不料黄雀在后，还有一个断他后路的就是弃陕督如敝屣的冯。冯部抵洛阳，赵与乃弟赵杰（绰号三麻子）化装逃遁，事后吴请命北政府以豫督一席酬冯。
第一次直奉之役（3）
奉军前线既败，几有鱼烂土崩之势，幸有杨宇霆等在滦河赶忙地搭起浮桥来，残部得以渡河，这是后来张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及奉天新派军人抬头的动机。这里有个笑话，张委张敬尧为镇威军副司令（自为总司令），原以敬尧有“北洋骁将”之称，那知敬尧过去畏吴如虎，这次又遇见了五百年前的老对头，吓得不敢临阵，又做了一次逃将。后来直奉二次鏖兵时敬尧老着脸皮赴洛阳投效，吴亦不念旧恶，委充运输司令，这分明讥他不是冲锋陷阵的勇将，只够做押解粮草的官儿，可是民国九年（1920）敬尧被湘军逐出湘境时，湘人曾戏呼之为“运输司令”倒成了谶语了。此公真是“八败精”，附段段倒，附奉奉败，吴用了他吴便由常胜将军一变而为走头无路的败将。
张向直系谈判停战，愿撤退奉军，让出察、热、绥三特区地盘。曹无可无不可，别人都以为吴不会答应的，但那时吴有三大隐衷：第一，倘继续用兵关外，张的背景日本人必然以全力助张，理由是吴以反日健者著称，其声讨安福系及讨奉之两役均间接予日人以严重之打击。奉军失败后，东京有“张作霖后援会”之组织。吴自觉对外尚无充分准备，想埋头练兵，到有把握时再说。第二，直系内部亦未一致，头一个曹张究系姻亲，第二个直系健将王承斌是奉天兴城县人（兴城有二伯之称，一为王孝伯即承斌，二为吴廉伯即景濂），这次因避嫌把队伍交给别人带，吴对之不无相当顾虑。第三，除第三师外直军多不愿战。吴在军事上常取“适可而止”的态度，两次对湘事如此，这次对奉天问题亦然。
六月十八日直奉和议告成，奉军退出关外，直奉问题告一段落。
迎黎（1）
打倒安福系是吴的革命行动。那次军事是胜利了，而吴的政治主张则失败了，其失败由于奉张并非同抱革命思想的人物，且吴的长官亦在“直奉平分春色”之局势下感得相当满足，所以吴再来一次“革命”，打倒另一障碍物以求其主张之实现。
吴的政治主张是统一，先安内而后攘外。自撤防北归以来，他鉴于南北之争为法统问题，乃欲迁就西南主张，以恢复法统促成统一。当前的另一障碍物是非法总统徐世昌，去徐为恢复法统之先决条件。吴在衡州时呼徐为“菊人先生”，即否认其总统地位。举兵讨奉之前曾密召金永炎（黎元洪要人）南下，聘为顾问，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等则仆仆于保洛间，其时早已决定了恢复旧国会及迎黎复职两问题。
自民国以来，中枢地位之变更或为武力之消长，或为主义之实现，独徐既无武力又无主张而能久居高位，他是两势力相持下的产物：因冯段之暗斗，乃相约下野而以徐为总统；冯死，段的权势一时无两，则又有直皖之暗斗藉以保持徐的地位，直皖之役徐是倾向直方的。安福系既倒，徐的地位又动摇，又赖有直奉之暗斗造成新均势。徐对曹无所谓，对吴则深恶其擅作主张如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安福国会及呼“菊人先生”等等，这些都是改造政治的主张，都足以危及他的地位，所以直奉之役他又是倾向奉方的。奉军入关有“奉令拱卫京畿”之语，奉军失败后徐对讨奉令推三阻四，其中不无蛛丝马迹之可寻。
奉败而均势失，徐慌了手脚，暗中许曹为下届总统，劝勿召集旧国会，且乘一号红牌汽车亲赴西堂子胡同访王士珍请其出任艰巨。不料吴不能复忍，突以寒电征求各省对恢复旧国会的意见，又令孙传芳担任“开路先锋”，发表删电主张恢复法统、迎黎复职，盖吴鉴于国民大会之曲高和寡，庐山国是会议之画虎不成，乃作此迁就事实的政治攻势。十一年（1922）五月十九日吴再以皓电征求各省同意，二十八日孙再通电请南北二大总统同时下野，二十九日齐燮元促徐退位，三十日徐复电略谓：“孙传芳戡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一有合宜办法，即便束身而退。”此电自称“鄙人”，与吴致梁电自称“鄙人”者竟是同一口吻。
徐口中的“合宜办法”是缓兵之计决无敝屣尊荣之意。而旧国会方面，远在十年（1921）十二月二十三日即有一部分议员发表“由旧国会完成宪法以定国是”的宣言，十一年（1922）春间活动更力，五月二十四日在津开筹备会，否认“国会解散令”，主张依法自行###，六月一日王家襄、吴景濂等一百五十余人宣言主张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政府，且斥徐为篡窃行为。局势逼紧到这一步，而徐认为“尚非合宜办法”，直到六月二日直方驻京代表三电公府询“总统何时启程”，才匆匆辞职走津，以周（自齐）阁摄行职权。
六月二日旧议员议决迎黎复位，吴亦通电“恭迎我黎大总统依法复职。”不料旧令尹挥之不愿去，而新令尹招之不肯来：黎的态度是半推半就的态度，“倘无统一及裁兵之保证，决不贸然复职。”保方不免心动，有入京组织临时政府之意：本来迎黎及恢复旧国会都是吴的主张，“子玉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曹不便加以阻难，然而“子玉虽亲，不及总统亲，黎既不愿重来，大位不可虚悬，则何妨让本帅一试！”
吴的意见根本不同，以为与西南一致护法以促成统一，一面由旧国会制宪，宪法完成后闭会，再由正式国会产生合法政府乃长治久安之计。他对总统人选无成见，虽不反对曹，而对曹之迫不及待则期期以为不可。他本想自往天津迎黎，一以黎居租界，二则保方空气对之非常恶劣，乃向金永炎间接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此时若再讨价还价，即我亦无能为力。”黎乃发表“废督裁兵”的鱼电，其中有云：“上自巡阅使，下至护军使，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匪特变形之总司令不能存在，即划分军区、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
迎黎（2）
七日曹吴复电响应。十一日黎入京复职，以颜惠庆组阁，撤消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之解散国会令。新阁员之最使人瞩目者为谭延辏е谖褡艹ぃ馀彐谥骄艹ぁ＠璧囊馑己苊靼祝肜梦獾耐葱衅洹胺隙讲帽钡闹髡拧！�
吴于战胜奉军后曾电请罢免三巡阅使（曹、张、吴），不入京以避干政之嫌，十三日始来京观觐贺，当晚匆匆返防。保方对黎的印象开始即不佳，做了“最高问题”的障碍物不必谈，另一笔账不能不算：“你是我们捧出来的，我们白刀子杀进，红刀子杀出来的天下让你现现成成的坐，你叫我们滚蛋！”所以表面允裁兵，允废督，是两张不兑现的支票。
督不可废，兵不可裁，黎大感狼狈。幸有陈光远兵败逃亡，乃裁江西督军一职聊以解嘲。六月十五日浙卢废督改称军务善后督办，此即黎所谓“变形易貌之督军”，而黎不能过问，只发表一批又一批的省长命令，欲收“潜移默化”之果。但是纸老虎终于戳穿了：曹吴电请任命援赣总司令蔡成勋为赣督，九月二日下令以蔡“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例一开，督军之名一变再变，民元为都督，袁世凯改为将军，后在两名称中各抽一字来叫“督军”，现又易简为繁叫“督理军务善后”，此而曰废督，无异于“朝三暮四，暮四朝三”。
不久又有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张福来督理河南，萨镇冰督理福建，而废督之主张实现，此调不必复弹矣。
黎的最大打击是发表汤芗铭的长鄂令，鄂督萧耀南拒而不见。八月一日旧国会自行召集后，阁潮与议会捣乱鱼龙曼衍，颜辞唐（绍仪）继之局不成，改为唐去王（宠惠）来，吴表示不就陆长，遂以吴之化身张绍曾为代。十一月十八日内阁又发生轩然大波：吴景濂指控财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证据，迫黎捕之入狱，而王阁为之瓦解，改以汪大燮组阁，而吴有号电痛陈捕罗之违法，且对王阁拥护甚力。保方则策动王承斌发表敬电，齐燮元发表径电，继之以蔡成勋、马联甲、田中玉、何丰林、杜锡珪等一片嚣声，以直接打击罗者间接打击吴，而保洛分家之谣大盛。
事实上，保洛分家是津洛分家的讹传，却未尝无弄假成真之可能。先是直隶省长曹锐声名狼藉，吴不喜其人，锐以此不安于位而去，与吴乃成冰炭。奉军失败后，北方变成了直系的天下，曹的左右忽然想把曹捧做总统，曹是个自知“德薄能鲜”的人，从前做布贩子时代卜人许他将来有做县太爷的福份儿，他当做恶意的讥讪，还赌气打了卜人一个耳瓜子，可是他现在自居于“全国一人”的地位，也渐渐忘乎所以了。本来捧人上台乃入耳之言，一个人没有不想往高处爬的，你若是捧他，不管捧得对不对，不管捧的动机怎样，他总得把你当做自己人，曹亦不是例外。
锐以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为军师，直军驻京代表刘梦庚为“大典筹备主任”，进行所谓大选问题，以月薪二百元（后加津贴二百元共四百元）聘为巡署顾问，收买大批议员组织“全民社”为拥曹机关，提出“解释黄陂任期案”讽黎下台，以求实现其“先选举，后制宪”的主张。吴并不反对曹为总统，他反对徐的非法总统，不愿曹以非法取得，所以力主“先制宪，后选总统”。
但吴当着曹的面恭顺异常，从不多说话。也许他以为曹对之言听计从，事前用不着多作解释，先干了再说，事后曹断无不同意之理。孰知吴对人生的体验太不足，此何等事，而可以常情测之？假使吴那时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曹必能拨转马头，连连称赞道，“子玉实获我心。”
大选派（即津派）日日向曹进谗：“子玉不让老帅做总统，有总统自为之意。老帅不信，人人只知有子玉而不知有老帅了！”这些极合逻辑的话拆散了曹吴不可分离的关系。加以冯玉祥左迁为陆军检阅使（由河南移驻南苑），王承斌未得督理，对吴均抱不满，所以曹亦视吴为“妄人”而不免怒形于色。幸曹颇有涵养，否则恐不仅怒之于色，或且有事实之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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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黎（3）
津派与吴各走极端，借内阁问题斗法，吴之所好者恶之，吴之所恶者好之。王阁是吴所拥戴的，所以成为津派的眼中之钉，以捕罗为倒王之计。自吴发表号电后，津派又向曹进言，“子玉心目中哪里还有老帅！”曹果然动了真火，号召反吴者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电战”，吴若不屈膝，将走到“兵谏”或“清君侧”的一条老路线，而对曹万万不能像对段，乃于十一月三十日电曹声明：“与王亮畴素不认识，仅于觐谒元首时与之一面，而与罗财长则无一面之缘。”
吴让一步，津派进一步，策动交通总长高恩洪（当时洛方要人）的查办案（以签定铁路材料合同舞弊卖国为由），其意若曰：“秀才不倒，大选不成。去高逐王，而洛不竞。”是年十二月九日曹六旬晋一大庆时，京保间各开三次专车把四分之三议员运来运去，各省代表跻跻一堂，吴是曹手下的第一大将，独裹足不至。
汪阁昙花一现，继之者为吴的亲家张绍曾，这是搬了吴的石头打断吴的腿的一种妙用。吴不叫张干，张背吴向津派低头，结果面面不讨好，黎、曹、吴都投以憎恶的眼光。
直系对黎初则招之不来，继则颇有挥之不去之势。他不断发表词艰意晦的长电，尤以十二年（1923）元旦之“告哀电”为最离奇。他的勇气远过于过去恋栈的徐，政客鼓动风潮，不理，议员冷嘲热笑，不理。于动辄得咎之余还说要“来清去白”：一面表示“辞职不成问题”，一面宣称“非有合法总统决不去职”。
三月上旬张阁因粤、闽两督理问题（保、洛请以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辞职，旋又迁就事实而赧然复职。四月下旬军警长官冯玉祥、王怀庆、聂宪廷、薛之珩等率代表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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