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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74师在陕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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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埃笤加�500来人。安康当局限额为300人。多余的人出去活动。我们给安康当局上报只说部队有300人。
在派人出去活动问题上，何振亚和李伯亭发生了争执。在汉阴南山脚下距涧池不远的地方，李伯亭问何振亚：“安康当局限额和我们现在人员差额很大，多余的人怎么办？”何振亚说：“我们部队不是人多，而是人少，还要扩大。现在国家形势很危险，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我们不能给国民党当看家狗，更不能替他们当炮灰。”李伯亭说：“你准备再起一次义？”何振亚说：“是的，我们要抗日，要革命，这特务大队嘛，是过渡时期。至于人数就按限额办，多余的派出去。”李伯亭很沉着，没有表露声色。当研究派出部队的时候，李伯亭坚持要沈继林带一个队（沈原在沈玺亭团当过连长）；另由苟树林带一个队，李春茂带一个队。沈连长是李伯亭的亲信，拉过杆子，他带的那个队，都是由他提出要的，老战士也有，其中就有我的胞兄余佑江。事后，何振亚与徐海山交谈。何说：“李大队附把沈连长塞进去，这里面有问题。”徐说：“我估计有两点：一、他可能要到安康告密，沈连长是最好的证人；那样，这个大队长就是他的了。二、他要是看到势头不对，就要跑，沈连长那里就是他的基地。”何振亚说：“对，是这样。”徐海山比李伯亭来的迟一些。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军需（过去在旧军队干过，后来当了叛徒）。
不久，我们奉命开到离安康城有20里的地方。魏席儒的副官还来讲过话。我们在这里驻了将近1个月。当时何振亚还派人到石泉、镇巴、紫阳等地活动。李伯亭就是自告奋勇从这里到安康七中去的，说是找朋友进行活动，去后就被安康专署以反政府的罪名枪毙了。安康专署枪毙了李伯亭，这个奥秘，我不理解。李伯亭死后第二天，晏盛明队长说：“前进的道路完全扫清。”李伯亭死在1936年4月下旬。我们5月初向东镇出发。行军途中，苟树林、李春茂两个队都回来了，只有沈连长不回来，在镇巴投敌缴枪。老战士们大都跑回来了，也有我哥余佑江。
（三）再次起义
我们到了东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是练爬山，队长以上干部开会多，尤其是沈敏、杜瑜华、杨江来了后，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大问题：
一、统一了起义的思想认识。先干部后士兵，干部是开会讨论，当兵的由何振亚亲自一个一个审查。临到审查我，何振亚说，“现在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他把东北军调进关内打共产党，日本鬼子一枪没打就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现在又大举向华北进攻，要进一步灭亡全中国，我们的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我问：“啥是亡国奴呀？”他说，“就跟牛马—样不当人，说杀就杀掉。你怎么办？”我说：“要打日本鬼子，要打蒋介石。”他又问我：“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以后，你准备干啥？”，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笑着一挥手。我敬个礼走了。
二、宣传问题。宣传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起义后，我是少先队员，仍然是勤务兵。部队每到一个集镇，我和其他队员就召集群众开会，由沈敏给大家讲话。然后我们在街头摆一个桌子，放上大碗茶，根据宣传品的内容，向过往行人宣传，请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听讲。
三、统一对军事形势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战术。干部在讨论中都认为，我们再次起义，国民党必然要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仗是有打的。何振亚讲：“我们要避免与强敌作战，打击对象是保安队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找他们薄弱的地方打。侦察工作很重要，侦察队要加强，了解情况就不挨打了！把便衣队建立起来，捉地主、团总要靠便衣队。地主老财的情况要靠侦察队去了解，然后便衣队才去抓”。
四、成立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徐海山担任，宣传科长由沈敏担任。各支队规定有指导员（当时还未配备）。沈敏、杜瑜华、杨江是部队到东镇以后才来的。他们来的正是时候，为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宣传品都是他们刻印的。宣传工具主要有油印机、油墨、颜色、纸张、写大字标语的桶。
在准备起义之前，还成立了少先队。开始由杜瑜华负责，后来是杜超当队长。杜超牺牲后，由姓周的当队长（后听说有病走了）。少先队有3个班，30多人，年龄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1936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何振亚派吴总务长（汉阴南山吴家院子人）去安康领子弹，说我们剿匪消耗了不少子弹。安康当局回答：“你们打了多少子弹，把子弹壳亮出来，我们给补充。”吴总务长回来向何振亚汇报。过了两天，何振亚下令逮捕了东镇联保主任邹希文父子二人，并把魏席儒派来的副官监视起来。我们押的邹希文父子，对我们的行动很怀疑。部队到东镇以后，邹希文以借支应为名向群众摊派，大捞了一把。他的大儿子是个烟鬼，二儿子仗势欺人，周围年轻妇女他都欺侮，没人敢问。这一切何振亚调查得很清楚。部队拔营南下，在距安康约50里路的茨沟一个大庙里驻下。第二天是激动人心的一天，中午吃大肉，很丰盛。下午一点多钟到大庙地坝集合，何振亚宣布：“我们起义了！从今天起，我们部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陕南抗日第一军，不再是国民党的看家狗了。”接着他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下令让大家把青天白日帽徽、臂章统统拔掉。他和徐海山把武装带也甩了。我们砍断电话线，部队向南出发。走了二里多路，把安康当局派来的副官杀了。还有一个人是我们来到大庙时看到的，他收的捐款也被我们没收了。晚上约十点钟，部队到了五里铺；没有敌人，没有打枪，只是贴了布告和宣传品，墙上写了大字标语。杀了邹希文父子，部队就向北山出发。起义以后部队出现了一些问题。原三中队队长陈麻子（汉杰）叛变，把队伍拉跑了。在山区，单家独户，队伍驻的分散，陈麻子叛变，其他支队不知道，军部也不知道，直到晚上通讯员下通知，才发觉原三中队不见了。原来陈麻子造谣说有敌情，把队伍拉走了。第二天上午，带走的战士和其他干部发现不对头，质问陈麻子：“你把我们往哪里带？你想干什么？”部队不走。陈麻子一个人逃跑，部队又回来了。对这个问题，何振亚非常沉着冷静，对回来的人表示欢迎。过了一个月，他经过秘密调查，了解到回来的李春茂搞阴谋；还有一个是安康保卫团副团长王杰三派来的奸细，便把他俩给杀了。
（四）陕南抗日第一军的主要活动
第二次起义后，部队的主要活动，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四次仗：
第—次，农历七月份，在离我家只有15里路的太平寨。上面住有寨主和民团。我军上午九点钟到达寨子对面的三官庙，给寨主写信，要多少米，多少条猪，多少银元。寨主说：你们打开了寨子要啥有啥。何振亚下令各支队准备云梯，十一点把寨子包围住，十二点就破了。寨里的土炮打伤了我们十来个人，我们把民团都杀光了。弄的元宝、银元、粮食挑了20多担。老人、儿童、妇女受到保护，在烧房子之前都放出来了。半夜出发西进，天明到云雾山的八面坡时，又和敌四十九师遭遇了。我们和敌人打了十来分钟。何振亚一观察只有一个连的敌人，他就马上下令把敌人包围，并叫各支队快派人出去做饭吃。那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是缺粮户，我们买的土豆、老南瓜、四季豆，没油没盐做了好多桶。我们吃饱了，敌人还饿着呢。中午十二点就打开了，当我们正在紧缩包围圈发起攻击的时候，敌人的援兵来了，远看一条灰杠，源源不断地向我方跑步前进，何振亚下令马上撤退。这次我们没有取胜，倒把刘炎德支队长牺牲了。
第二次，农历九月初我们又回到东镇。第二天上午，敌人一团的兵力到了。我们五支队掩护部队撤退，阻击了二十多分钟，敌人占领了东镇也没有再追。少先队长杜超，由于路径不熟，走错了路，不幸被敌俘虏牺牲。
第三次，是迷峰岭战斗。我军到洋县距迷峰岭有30里路一个大镇子。我们下午大约三点多钟到达这个镇上，喝了水，休息了半个钟头。就在休息的过程中，何振亚带各支队长和侦察兵在镇子上观察周围的地形。随后我们部队往前只走了20里路，驻到迷峰岭半山腰。下午敌人来驻在这个镇上，是五十一师一个连。半夜何振亚带了两个支队去袭击。岗哨都报销了，事先潜伏的一名侦察员真勇敢！他悄悄摸到大门口（大门口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架着机枪对着街口），照着机枪射手脸上就是一拳，接着又是一刀，敌人没有吭声就完了，机枪拿过来了。我们的部队分路冲进各院，就是一阵子手榴弹。等敌人惊醒过来，只顾争相逃命，跑出街上又碰上我掩护部队的扫射，一下子把那个连打散了。我们得了10箱手榴弹，死人身上的枪支弹药都拾走了。得胜回营后马上就吃饭，四点钟出发，天将明我们到了迷峰岭。不到二十分钟，我们阵地前枪响了，因为遍山都是灌木，看不清敌人。根据敌人拉开的战线看是两个团的兵力。这个仗不能打，我们抵抗了一阵，看地形不利就撤退了。这两天这股敌人分多路前堵后追，可是他们走大路，我们不走大路，爬了几座大山，走了一夜一天，到了江口镇，把敌人甩得远远的。
第四次，是在宁陕以东，天下着大雨，敌人一个团追来了。我一支队掩护部队撤退，打了一阵子，部队安全撤退了，可是把我们的生丝叫敌人弄走了。当时一发生敌情，民夫都跑了，部队要抢占山头，就把物资丢了，这是我们全军准备做冬衣的资本。
此外我们还打过四次保安队，一次在洋县，一次在两河，一次在手扒崖以东的六里沟，一次是打王杰三的弟弟王普三。这四次我们都取胜了，总共得了60来条枪。我们打的方法是远距离奔袭，走一天一夜，到天明时结束战斗。敌方王杰三的两个弟弟，被红七十四师独立团打死1个，被我们杀了1个。消灭王普三保安队是在安康大河口不远的地方。这次战斗，他带的20多个兵全部当了俘虏，里面一姓毛的号兵留下来了，后来到山西抗日在张店战斗中牺牲。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虽然人数不多，不到1000人，但是在陕南的影响是很大的，她高举抗日的旗帜，部队纪律很好。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逐渐增多了，各队指导员有了，做民运工作的有了，政治部、供给部的干部也充实了，军事、政治工作加强了。
第二次起义后我们和红七十四师会合了四次。头一次是我们从东镇出来不到两个星期，来到大河口刚驻下，红军来了四个干部，三个警卫员。干部中一个满脸大麻子，红光满面中等个子的人，和何振亚谈话时间很长。我们不敢靠近，倒罢茶就离开。第二次在龙王沟。第三、第四次是何振亚去开会，时间都很长，地名记不得了。
我们也和红七十四师发生过两次误会。第二次起义后，1936年9月16日，我们在汉阴的老东边（即安康县枧沟），红七十四师独立团和我们发生了误会。那天，供给部的洪九畴和一位同志走在部队前头联系给养，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突然一个哨兵问：“你们是干啥的？”那位同志扭头就跑，被一枪打死了。洪九畴没有跑，他看见哨兵的帽徽上有红五角星，就说：“我们是陕南抗日第一军。”这样才知道是自己人。当天，独立团向我们道歉，买了一付棺材把供给部那位同志安埋了，并给抗日第一军200元钱以安慰其家属。再一次就是红七十四师收编的宋登贤部，在11月误杀了杨江等人。事后我们到宁陕沙沟，宋登贤来我军部对何军长表示道歉！何振亚叫拿茶来，我不理。事后我报怨说，他抢走了我们的望远镜，活埋了我们的同志，我恨不得照他头上一闷棒打死他。何振亚批评我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啥！人家拥护共产党，主张抗日，大方向是好的，是我们的友军。抢东西活埋人，是他的军师李老师搞的，已被红独立团枪毙了。
八、九月间，我们在镇安和汉阴交界处，还收编过一支土匪队伍，有六七人，编入五支队。那个土匪队长当副支队长，后来在迷峰岭战斗中牺牲了。
农历十一月间，我们去离子午口大约有百余里的地方，准备接沈继刚起义的一连人，结果只接到沈继刚等5个人。部队转来在龙王沟集合，何振亚说了欢迎沈的讲话。六七天后，部队快到汉阴地界，何振亚发给沈继刚3支枪（一支步枪，一支六轮子，一只马拐子）。以后沈继刚他们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937年7月1日，处理被捉来的地主老财和团总，何振亚对他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停止内战。我们根据共产党的政策，今天放你们回去，每人给你们5块银元作路费，有几个老头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处理罢地主，紧接着奉命出山。部队急行军由汉阴出发，到蓝田没有追上红十五军团，又走了两天一夜赶到了礼泉县，终于和红十五军团会合了。部队出山时，有1000余人，途中走散了一些，到会合时只有六、七百人。当时已是春节，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热情地接待了何振亚，给每人发了一套东北军穿的棉衣、棉帽和双梁鞋。
过完春节，我们随红十五军团浩浩荡荡往甘肃庆阳进发。到了甘肃庆阳，军团部驻驿马关，我们驻王菜园。十五军团正式命名我部为军团部的警卫团，派李雪三任政治委员，派红大学生到警卫团各连任连长、指导员。我们原来的干部到红大学习。
到了王菜园以后，何振亚的工作是很忙的。部队进行军事训练，重点是射击、刺杀、投弹、军事学习，晚上还要进行紧急集合。李政委对干部的理论学习抓得很紧。何振亚对理论学习更是积极。1937年初夏，何振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愧为是我们党的好党员。
二、先辈回忆
00、郑位三关于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斗争历史的谈话纪要
关于红二十五军和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情况，我知道的要多一些。当时我是红二十五军的政治部主任，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我又是陕南特委书记，红七十四师就是我领导的。徐海东、程子华都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负责人。军长程子华当时挂了花，长期坐担架。海东主要作军事指挥，对地方工作管的不多。政委吴焕先了解情况多些，后来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了。鄂豫陕的省委书记徐宝珊也在陕南牺牲了。陈先瑞是红七十四师师长，也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陕南党和鄂豫陕省委有过联系的是汪锋，他在红二十五军住过一个时期，他对陕南党的情况了解多一些。汉中地方党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多一些，红二十五军和陕南党的联系是要少一些。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的斗争情况，徐海东写的一篇《会师陕北》的文章（载于《红旗飘飘》第三期），已经说明了二十五军的进陕南、离开陕南的时间和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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