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74师在陕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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煅宜虑�没收了地主530余亩土地，分给58户贫苦农民，还没收了42000多斤粮食、3100余斤腊肉、13头肥猪、1200余斤漆油，大部分分给了群众，少部分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山阳县袁家沟口区的农民在全区范围内分配了地主的土地，谁佃种归准的，分配后栽了界石，农民喜气洋洋地收割了分配土地后的第一料庄稼。洋县华阳区的农民没收分配了60户地主的3200多亩土地、600多石粮食，农民群众高兴地唱道：“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政权，土豪劣绅一扫光，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咱红军，翻身莫忘共产党”。形象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景象和广大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心情。在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农民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使乡村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基层的反动政权纷纷垮台，根据地内出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局面。　
　　　　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民群众求解放，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帮红军、当红军，成了鄂豫陕根据地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苏区内出现了不少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使红军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红二十五军1934年12月入陕时有2900余人，虽经战斗减员，到1935年7月离开鄂豫陕根据地时发展到4000人（不含留在根据地的300人）；红七十四师建立前只有红军300人，1937年春离开根据地时发展到2100人。人民群众在踊跃参加红军的同时，积极参加游击武装，承担战勤工作，慰劳红军，救护伤病员等，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红军作战，苏维埃政府组织担架队、救护队，帮助红军侦察敌情等。在后方勤务工作方面，则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来承担。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立了后方医院后，当地许多农民家成了医院的“病房”，许多大娘、大嫂成了“护理员”，群众为护理伤员不怕千辛万苦。红军干部张波在丹凤县蔡川何老五家养伤，敌人知道后将何老五捕去严刑拷打，逼他交出红军伤员，但何老五宁死不露真情，一直把张波掩护到伤愈归队。红军干部王奎先在镇安县覃大娘家养病，敌军得悉后前来搜捕，年过半百又是小脚的覃大娘将其背到山下的麦地掩护起来，并机智地把敌军引向他处，而大娘的丈夫因为坚不吐实被敌军拷打得奄奄一息。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覃大娘一家背着王奎先生东躲西藏，直到他病愈归队。在人民群众救助红军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三、红二十五军北上西北根据地　
　　　　1935年7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一旅之后，为了继续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人调出根据地，在外线相机歼敌，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和第四路游击师于7月12日从商县杨家斜出发，经蓝田北出秦岭。7月13日，红军进至长安县（今长安区）引驾回、子午镇，14日前锋抵达长安县杜曲、韦曲，这里距西安不过十几、二十公里，省城为之震动。　
　　　　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抵西安，到达鄂豫陕省委驻地长安县子午镇，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以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确实消息。当晚，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根据中央红军的动向，果断决定：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立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会议同时决定，将鄂陕、豫陕西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7月16日，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沣峪口继续长征。部队沿秦岭北麓西进，7月17日、21日先后在周至县店子头和马召镇两次打退陕军骑兵团的尾追。7月22日，从辛口子翻越秦岭进入南山，再克佛坪县城。省委在此举行了常委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去陕北会合红二十六军的战略决策。7月2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留坝县江口镇。由于连续十多天的行军，部队相当疲劳，省委决定在这里休整两天，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休整期间，省委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鼓舞了干部战士继续长征的斗志。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第四路游击师280余人和华阳游击队20多人编进各团，这时红二十五军共4000余人。在江口镇，省委于25日和30日连续发出两封指示信，向鄂陕、豫陕西特委传达沣峪口会议精神。　
　　　　7月30日，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从江口镇出发，继续向西挺进。8月1日攻占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今凤县县城），歼敌一部，俘敌少钭参议一名，截获了一些文件和报纸。其中7月16日《大公报》报道：“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22日《大公报》又报道：“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拟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综合敌人口供和文件、报纸提供的信息，证实中央红军正在北上，而国民党胡宗南、马鸿宾等部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兰公路附近，防红军主力北上，据此，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进入甘肃省境内，以威胁敌人后方，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8月3日，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然后转向西北，翻越麦积山，直逼陇东重镇天水城下。8月9日，夜袭天水北关。8月11日，红二十五军乘胜北渡渭河，进占了秦安县城。　
　　　　红二十五军迅速西进，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蒋介石于7月26日至8月10日，从成都“行辕”连发数道电令，最初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则要求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要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截堵；最后在8月10日的电报中声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并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北上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8月14日，红二十五军威逼静宁县城，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西（安）兰（州）公路。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至静宁县城以北50华里的兴隆镇。兴隆镇是回族群众聚居的地方，鄂豫陕省委和军领导要求部队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并向回族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宁夏隆德县城。接着连夜翻越六盘山，逼近平凉县城。8月20日，红二十五军在平凉以东之四十里铺南渡泾河，在白水镇附近将尾追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一0五旅三个步兵营打垮。8月21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泾川以西，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汭河，部队刚过了一半，因大雨滂沱河水突涨，军直属队和担任后卫的第二二三团被阻于北岸。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0四旅二0八团1000余人由泾川方向沿王母宫塬向红军袭来，战斗在塬上的四坡村打响。因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已渡过汭河，难以回援，二二三团处于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在此危急关头，军政委吴焕先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五六十人，直插敌人腰部，从侧后向敌人发动攻击，二二三团在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乘机向敌人猛烈反击，经过激战，将国民党军1000余人全部歼灭，并击毙其团长马开基。不幸的是，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卓越领导者，他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的重大损失。　
　　　　此后，红二十五军在灵台、崇信一带活动，并极力寻觅有关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但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这时猬集陕甘边界的各路国民党军正在向红二十五军周围集中，有形成合围之势。鄂豫陕省委认为，一时难以获得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红二十五军继续进行无后方依托的行动十分不利，遂决定迅速奔赴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会师。　
1935年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合水县豹子川（今属华池县）。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接任省委代理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任军长。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根据地赤安县（原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9月15日，在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声中，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胜利完成长征。　

　　四、西北根据地的发展与红十五军团的成立　
　　　　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起来的，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一带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中从事艰苦的兵运工作。经过几起几落，刘志丹终于在1931年9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同年10月，阎红彦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前身为红军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建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此后，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领导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于陕甘边界一带。1932年4月于甘肃陇东建立了以正宁县寺村原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年底，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将根据地中心东移到陕西耀县照金。1933年春，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同年10月，由于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根据地陷落，新建立的红军陕甘边区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在王泰吉、刘志丹领导下转战陇东一带。11月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第四十二师，王泰吉、刘志丹、杨森先后担任师长、高岗、杨森、张秀山、谢子长先后任政委。　　　　　
　　　　1934年1月，红四十二师在刘志丹领导下转战于陕甘边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甘肃华池恢复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5月，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惠子俊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到1935年2月，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红四十二师发展到五个团的建制。　
　　　　1932年3月，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红军陕北游击队九支队、一支队），到1933年底，游击队发展到三支，陕北游击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7月，建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在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的支援下，谢子长指挥两支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4年9月，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撤销，陆续建立了红军陕北第一、二、三团。不幸的是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谢子长英勇负伤。1935年1月29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主席马明方。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1月30日，陕北红军第一、二、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三个团。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创建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的过程中，虽然隶属关系不同，但双方常有联系，互相配合，最后在刘志丹领导下达到完全统一。　
　　　　1934年秋，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在各自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红色区域不断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向东推进，陕北根据地向南发展，两块苏区仅隔百里，且日趋接近。苏区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惊慌，他们纠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队约五六万人，向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严峻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两特委实现统一领导，需要两支红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经过商议，并征得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西北巡视工作的黄翰的同意，拟建立统一的的党与军队的组织机构。1935年1月，刘志丹等率部北上到达陕北苏区，看望了正养伤的谢子长。两位领导就两个苏区统一党和军队的领导，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崄召开。会议分析了陕甘边、陕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制定了党的工作任务和军事方针，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委）统一领导两个苏区的党、政、军群工作。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其原属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从而把原由两特委分别领导的两个苏区，统一为由中共西北工委领导的西北根据地。工委委员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秘书长、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高岗，妇女部长白茜。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西北工委下辖陕甘边特委、神府工委和26个县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分别领导陕北、陕甘边地区的县级苏维埃政权31个。2月21日，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不幸逝世。　
　　　　从1935年2月开始，国民党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西北工委和军委一成立，立即进行反“围剿”部署。刘志丹决定组成红军主力兵团，重点打击装备精良、弹药充足、深入根据地腹地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5月1日，从陕甘边北上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会师于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村。接着西北军委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委。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奋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县）六座县城，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甘肃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正规红军发展到4000多人，游击队数十支。在此期间，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的代表朱理治及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聂洪钧相继到达西北根据地。他们在工作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受到西北工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