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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74师在陕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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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的斗争情况，徐海东写的一篇《会师陕北》的文章（载于《红旗飘飘》第三期），已经说明了二十五军的进陕南、离开陕南的时间和整个战斗的经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的时间，只比中央红军长征的时间迟十天，到陕南是阳历年前（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前后历时九个月。在陕南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还是红七十四师。红二十五军走后，留下一些游击师，后来成立了红七十四师，由我负责领导，在陕南坚持了两年零一个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才离开，连同红二十五军的九个月，共是两年零十个月。坚持这样长的时期的游击战争是很不容易的。（的确，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川陕苏区后，留下的刘子才巴山游击队就没坚持住，主要是不像红74师那样编入八路军，就被消灭了。）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打了四个大仗，打下五个城，有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等，消灭×××的警备旅，唐嗣桐的三个团。这两仗打的最漂亮，缴获的武器很多。当时敌人很强大，我们没有可能迅速地发动群众，和地方党也没有联系上，有枪没有人背，埋掉几千支枪。在此期间，红二十五军还派出二支游击队，一支是雒南游击队，一支是华阳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是鄂豫皖的老战士，很有作战能力，也善于发动群众，派出去一个时期，收回来进行整训。党在陕南依靠红二十五军主力和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一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
红七十四师是红二十五军走后建立的，留下的鄂豫皖老战士只有三百多人，其余大多数是抗捐军。所谓各路游击队，主要是抗捐军。老干部和老战士派往各部作领导。红七十四师离开陕南时有两千多人，本身有一千一百人，何振亚部的八百多人。
何振亚是一九三五年从杨虎城部队以兵变的形式拖出来搞游击的，一出来我们在地方问，说是当了土匪，他不敢靠拢我们，怕我们不相信，经常对我们的侦察说他也在打游击。那时我们和一个大刀会的首领……宋登贤有关系，他在大峪口一带活动，有一些武装。一次他把西安救国会派往何部的人杀了几个。后来宋登贤谈了这个情况。我们分析何振亚有好的政治目标，不是当土匪，不久我们就主动靠拢，以后我们相差只有三十多里路。一次西安的一个干部，说他是党员，是由陕西党派来的，但没有拿关系，请我和陈先瑞同志到何振亚部队去讲话。我是打算去的，同志们不敢让我去，怕出问题。我留这个同志住下，给他讲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议精神。我们还送他们些枪、子弹和几万元敌人的邮票等三样礼物。以后我当他的友军，有了正式的来往信件。和何振亚部的正式合编是在西安事变后，周总理到西安派李涛来红七十四师，周总理还在杨虎城处要来一架电台。李涛传达中央指示，说何部是党领导。周总理同意我们合编为抗日联军，何部是第一军，七十四师是第二军。我们成立了指挥部，总的隶属杨虎城指挥。后来红十五军团去商州，何部和十五军团上了陕北。我们整训几个月，〃七七〃事变后才离开陕南到云阳镇。何振亚部我们当时派去了很多干部，他那里也培养了不少陕南干部。
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活动有三件大事，是很有意义的。第一件是打开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打佛坪纯系军事行动，也比较容易。打开宁陕县城，我们消灭了保安团，杀了伪县长，缴获了长短枪三百多支，搜出了敌人的县印。同志们问我住不住。我说住十天到十二天，最少住几天。我给敌人算个帐，敌人得到消息，从西安派来一个新县长和军队，最快得十二天到半个月。我们在宁陕住下休整，派干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宣传，向群众表示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到第八天，同志们一再催促，我们才离开宁陕。果然不出所料，十二天，敌人的新县长带着军队才到任。（郑位三喜欢炫耀自己是诸葛亮）第二件是一九三六年阴历年夜袭户县，在那里扰了一下，西撤一直到凤县，直接在公路上走了五天，到离凤县只有二百里。我们也给敌人算帐，从汉中和西安要派兵都得好几天。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在公路两旁打土豪，过年吃的是地主的年糕。敌人不几天从西安派飞机来侦察。这一次政治影响很大。
第三件是活动到华山脚下，直逼西安，在华山兜了三个大圈子。那时党中央毛主席和红军刚出陕西，我们就在东边闹华山，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毛主席表扬我们说：你们搞的很好，红军一出陕西，你们就闹华山，配合得很好，配合得不坏。
红七十四师在党的领导下，军事上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对地方上追来的抗捐军采取信任的态度，对他们待之如宾，给枪，派干部，进行帮助。有一次我带了一部分鄂豫皖苏区的老战士，只有七十多支枪和上千抗捐军，他们带枪八百多支。一天一个干部向我汇报说，明天怕要出事，许多人打算回家过年，不让回就会出问题。我听了后就采取信任的态度，召集他们的领导人开会商量。我给他们讲：你们要回家过年可以，也可以分批回，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来，你们自己决定。我给他们拿出仅有的白洋和大烟土，让他们做盘费。这一下大家很感动，都说老主任（对郑位三同志的称呼……编者）对他们太好了，非常感动，说军队还要用钱，只要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回家的人马上减少，大多数后来归队。如果不是一贯采取对他们信任的态度，就会出事，况且这次我们人少枪少，会有危险。正由于如此，我们发动起来的抗捐军，除山阳的袁开科杀了我们的干部带枪投敌外，多数都表现的很好。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重视了统战工作，很少杀人，对土豪除罪大恶极者外，一般都不杀，有的采取罚款的方法，打击面较小。（郑位三社会经验丰富，被张国焘视为右倾，但他在鄂豫皖部队威信高，主要就是务实，善于团结人。）我们在陕南期间，交通工具都是原始的，除我们派出部队侦察外，就是紧密地依靠了群众，给我们送情报。我们很重视搞邮差，从他那里发现些东西，从敌人的报纸和来往信件中知道不少东西。邮差也知道我们要什么，主动给送过来。我们报以高价。我们能在陕南活动两年多时间，在敌人的〃围剿〃下能存在和壮大，除本身的政策正确外，就是陕南的群众条件很好。那里的群众非常好发动。有这样一个故事就足以说明陕南的群众很好。有一次我带了二百多支枪，经过青油河（商南境内），商南敌县长带枪八百多支，我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就把敌人赶跑了。我到敌县长的住处搞敌人的文件（这是我经常注意的事），找到敌县长的箱子，拨出了一张土豪告农民的状子，告的全是贫苦农民。我就到那个村子里开了个会，把状子念了一遍，就发动起群众成立一个游击队。（善于制造扩大阶级矛盾）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和陕南地方党有过联系，第一次是汪锋同志去。我们收到的中央十二月会议的文件和〃八一〃宣言，就是陕南地下党搞来的。二十五军在陕南也有一些教训，那时对地下党的除有中央介绍者外，对地下党的帮助差一些，有时只是谈一下，应付一下。有两件事是搞错了，一件是张汉民被杀掉，这是个错误。当时我没在军队，后来听到这个事件的发生经过。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党员，我们对他不太信任，有怀疑，这是处于警惕，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就给他出难题，如向他要机（枪）另件、文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要东西是次要的，这样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捉住的。战斗结束，张碰见了徐海东，说：你是徐侮东同志？我是张汉民。这样被捉住的。后汪锋同志一再解释，我们对他也怀疑。后来一直把他带到陕北，才搞清楚。另一次是西安救国会派到何振亚部的一个同志，被宋登贤误杀。这是一次误会。这两件事是搞错了。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上午，战史编委会韩先楚、陈先瑞、李金德、刘健挺四同志到位三同志处汇报了有关红二十五军战史送审稿的审修工作情况，位三同志作了如下谈话。
你们审修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具体审修〃这个提法很好。你们虽然写一个不大的部队，只两三年的历史，但比写其他部队的历史确是个难事。这两三年历史，我们把它描写为两个〃独〃字。一个是独特的斗争情况，一个是独立的领导，只和中央通了几次秘密信。这两个〃独〃字产生不少困难。主力长征以后，留一个小主力坚持，这小主力又单独长征。三年独特的环境，独特的任务。我这些年常和别的红军同志谈话，他们马上就感到第一个独特。因为独特，不好和别的红军比。两个〃独〃给我们写史带来困难。第二，我又概括为两个〃少〃字，也是难处。一是当时的领导人活的少，假如焕先、宝珊当中有一个活着，问题就容易多了，不要说话到今天，只要和党中央见面后再死，也就容易得多。海东同志是最重要的主角，但他文化低，又病，这造成莫大的困难。再一个是存在的文件少。就写历史说，红二十五军的文件少得可怜。从中央档案馆抄来的文件无非是那几本，其余是靠记忆。好事是海东记忆强，这是幸而幸，否则更难。但他多年病，文化低，全党对别的许多红军的总结，他等于没有听一样。这两〃独〃两〃少〃造成莫大的困难。还要加一个两〃低〃。当时我们这些人不仅政治水平低，马列书没读几本，毛泽东思想没有见面，而且文化也低，只有我们几个人算知识分子，但各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所有的知识分子，除我刚满三十岁外，没有一个到三十岁，没有经验，是在学习、改造过程中。加上大家没笔记留下来，主要靠脑子记。两〃独〃、两〃少〃、两〃低〃造成写史莫大困难。
我把五月、八月寄来的本子看了，还没看完。鄂豫皖的一段大部分看了，陕南的略为翻了一下。陕南和第二次长征的一部分，估计没多大问题，修改甚小，问题大的还是鄂豫皖的两年。你们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绩，我初步看了感到有两个突出的成绩。第一，总结的第一条〃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这一点是个突出的成绩。不要说两三年前，就是两三个月以前，我也估计不到你们把这一点突破了。如你们用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精神，就无论如何达不到。你们有许多同志没有参加过，但这一点突破了，是个大成绩，有大价值，是个创造性的收获。虽然文字上尚有要修改之处。马列主义上有两句话，就是革命热情与马列主义科学相结合。革命就是两个东西，一是革命精神，一是马列主义，中国是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具体化。再就客观条件说，在鄂豫皖两年，没有那一点不困难，但何以取得很多胜利，主要是主观能动性强。把许多精神概括为这一条，很好，主观能动性克服了重重困难。你们只要把这一条写好了，充实起来，等于写好了一半。红二十五军千千万万成绩，这一条写好了，就突出了。这一条描写，文字还有缺点，但实质有了，写好了，对红二十五军剩下的干部是个莫大的鼓舞。第二个重要成绩，是材料搜集整理得好。当然，解放后大家热情高，所有做历史工作的材料工作都做得好。红二十五军有两〃少〃困难，文件少，活人少，部队天天行动，靠记忆，这材料可难摸。你们年轻同志，我谈了几次，你们摸得很熟，费心写，同志们为党的事情努了力。谈谈缺点。
举两个事实作例子。七里坪战役是路线、方针、政策错误，不成问题。但我曾初步研究，认为政治还是主要的，军事也错，战略不对，但不起主要作用。你们也写了一点，肃反大大助长了战役的失败，火线上杀干部，动摇军心到什么程度？整个饿饭，这不单是军事，而且是政治。后来派部队去打粮，意味着饿垮了。在中心区转是跑反，而不是什么保卫苏区。这些重要情节，由于没有老人报告，你们无法办，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我也没研究成熟，略为说一点你们着重考虑。与三〃左〃不同点，就是革命精神好。你们总结出来，我双手赞成，有这种精神，对革命负责，所以七里坪错误后马上承认。思想问题没解决，但马上承认错误。当时三〃左〃中央没有这种精神，损失了几个苏区他不负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省委领导不是脱离实际的，跟三〃左〃中央不同。特别是吴焕先重视实际的精神强得很，不是靠书本过日子。他有好多优点限制了〃左〃倾路线，所以〃左〃倾路线不是完整的。一面有〃左〃，一面有好多优点限制〃左〃。这一点我们老人没有讲透，这是一个大缺点，要改要花很大努力，但时至今日不能不说。为了负责任，毕竟不能不说。
第二，是总结中的战略问题。布局摆法对，但是打个比喻，衣服做得太÷大了，十几岁的战士发件大衣服，不合身。毛主席说的是战略理论，我们要具体化，不要用理论去套。主席到抗日战争时，提出以游击战为主，这就是不套。华北这么大的根据地不能套，小小的红二十五军怎么能套呢？总要量体裁衣嘛。制定战略方针要三个条件，一是全国形势，二是本地形势，三是毛泽东军事学说。前面两条是物质基础，是实际，后一条是理论，然后再造成一个实际的战略方针。这种做法，现在我们都学了一些。有两个问题应该考虑，一是肯定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的运动战，仅仅说游击战运动战都要，是不够的。二是战争要群众、地区、物质条件。少不了白区苏区，就是你们写的内线外线，应该改为白区苏区。内线外线在军事意义上是对的，但是还要加上一个政治意义。三年多靠打粮过日子。这两个战略特点，要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从这里写，衣服才切合实际，否则不合身。
（当陈先瑞同志问到红四方面军走的时候没有交代时，位三同志谈了以下一段话。）这一点，我算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一个。红四方面打七里坪时，张国焘一见沈泽民，就说：〃打出个好大的敌人啊！〃他害怕了，马上叫从七里坪撤退。因为沈泽民不懂军事，他用了一套手段骗沈泽民。张国焘命令独立师坚守斛山寨，主力准备在紫云区一战。事实上是假的，他并未打算打，是骗沈泽民和主战人的。独立二师政委戴季英告急，说不能守，张国焘就说退到汤家汇。我赶到余子店，到王宏坤、甘济时师住两天，下午到汤家汇，张国焘在前面三四十里路处。晚饭后，周纯全接到张国焘的电话，张国焘要沈泽民快到前面去开会，并告前面研究后认为在汤家汇作战不适宜。沈泽民对张国焘有斗争性，听了生气地说：〃这么大的红军就走了？根据地不要了？革命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事！〃说了动身去开会。后来，我和仿吾一路去分局。一进门，就看见沈泽民在发牢骚，他为了保持对张国焘的礼貌，是面对着陈昌浩说的：〃同志，保卫苏区是国际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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