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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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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封建文化和道德所麻痹的神经；或是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为迎接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与鲁迅站在《新青年》杂志同一立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人物，除了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外，还有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针对专为攻击《新青年》而创刊的《国粹丛编》，鲁迅等人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一文中，鲁迅痛斥这些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鲁迅小传（5）
随着“五四”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民逐渐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探求着振兴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此期间写下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集中阐发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思想和见地，可谓是他对“五四”运动的重要献礼。1921年1月，鲁迅就胡适要求《新青年》“不谈政治”的险恶居心，复信予以坚决反对。同年12月底，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创作的不朽杰作——中篇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破了产的小雇农阿Q的艺术形象。阿Q一无所有，过着流浪的雇农生活。他平凡得连名姓都记不住。在生活的最底层，阿Q饱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和剥削，身心受到极度的摧残。而最可怕的，是他的麻木不仁和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每每遭到压迫或愚弄，他便以精神胜利法来求得宽慰。如他被人打了，便在心里骂：“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穷困潦倒，但他一句“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波及到这个小村庄时，地主阶层惊恐莫名，生怕将自己现有的一切革掉了。而阿Q却怀着无比的虔诚和热情奔向它，因为他以为革命之后，“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结果，他的这个幼稚而糊涂的愿望很快就被现实击灭了。自己也成为所谓“革命党”的刀下冤鬼。小说通过刻划阿Q这一艺术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鞭挞了国人灵魂的落后一面。从此，“阿Q精神”也成为国人劣根性的代名词。鲁迅的创作动机亦正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1923年夏，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集子收入他从1918年到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其间，鲁迅除了创作，仍继续进行着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德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欧洲的《现代小说译丛》和《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及一些剧本等，都是这时期翻译完成的。1923年7月，因与周作人和其妻子羽太信子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忍痛结束和全家人在北京四年的团聚生活，离开八道湾大家庭，迁到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周作人从此与鲁迅绝交。当初将全家从绍兴老家迁来北京，鲁迅原本希望一家人永不分离，苦乐与共。家庭生活的不幸，给鲁迅的内心留下的是一道又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1927年，鲁迅创作历史小说《铸剑》，将小说的一个惩恶扬善的黑色人取名“宴之敖”。对这三字，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有如下解释：‘宴’的上部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为鲁迅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1923年12月26日，鲁迅不顾肺病刚刚好转，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此后两年，鲁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并投入到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的创作热情中，先后写出《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孤独者》、《伤逝》、《离婚》等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秋夜》、《影的告别》、《复仇》、《失掉的好地狱》、《颓败者的颤动》以及数量可观的杂文、散文等等。其中一部分都先后发表在《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等刊物上，后分别结集为《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疾风知劲草，鲁迅经过“小我”的彷徨期，仍一如既往，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大我”的暴风骤雨般的环境中。鲁迅新的革命阵地，是他参与编撰的《语丝》周刊和他创办主编的《莽原》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底。但很快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便谈到它“……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1925年4月24日，鲁迅发起成立文学团体“莽原社”，成员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等人，这新的生力军，就是鲁迅着手创办的《莽原》周刊。鲁迅明确地提出创刊宗旨，即是：“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并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同年夏，鲁迅还发起和支持成立了“未名社”，出版过《未名》半月刊与《未名丛书》。 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愈燃愈烈。女师大###运动的起因是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家长制。那时，杨荫榆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唆使下，越发嚣张，对学生采取更加疯狂的镇压。5月9日，杨荫榆悍然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会干部，并宣称，“即令出校，以免害群”。5月27日，鲁迅联合女师大马裕藻、沈尹默等6位教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风潮运动。胡适等人创办的《现代评论》，不但是杨荫榆的舆论支持者，更卑劣地污蔑说，此次风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对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鲁迅当即短兵相接，予以强有力的反击。
鲁迅小传（6）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无理要求，在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几千名工人、学生、市民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当人民激愤地高呼“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经过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卫队的疯狂射杀，当场死亡47人，伤150多人。段祺瑞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两人也在此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中遇害。鲁迅得悉，悲愤难抑，写下《记念刘和珍君》的悼文。他在文中写道：“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不久，鲁迅遭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通缉。同年8月，鲁迅同刚刚毕业的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至上海。鲁迅应邀前往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许广平从上海转到广州工作。其间，他主要创作回忆性散文，并为上课所需编写《中国文学史略》。次年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授职务，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尽管学校工作非常繁重，但每每遇到革命青年邀请他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给予热心支持。正如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说的：“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鲁迅在广州经常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如参加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等。一次，黄埔军官学校学生请他去演讲，鲁迅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深刻地阐发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到广州不久，鲁迅就敏锐地感到“革命的策源地”空气中的异样。他在发表于广州《国民新闻》的政论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说：“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危机指的是那些假革命派的鬼蜮伎俩。这篇文章写下仅仅两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和屠杀。当天，中山大学就有40多名学生被逮捕。鲁迅立即要求学校当局营救被捕学生，遭到冷拒。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同年9月，携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不久，鲁迅预想不到地又陷入一场激烈论争的漩涡中心。 “四一二”政变之后，针对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局面，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富有革命进步思想的文化界名流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一种新的文###动，即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这些成员主要聚集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两大革命文学阵营。前者成立于1921年，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等，主办过《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报刊；后者成立于1927年冬，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村、孟超、洪灵菲等，主办刊物有《太阳月刊》、《新流月刊》、《拓荒者》等。从1928年1月起，他们就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动，纷纷撰文，展开广泛而热烈的探讨。由于他们自己也刚刚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用中不免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正是基于此，他们不但没有看出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价值，反而错误地将鲁迅等“老作家”作为首先发起猛烈攻击的对象，使鲁迅在这场新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口号论争中，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攻击和诋毁性的文章一时骤起，如冯乃超发表在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黎于第二期上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村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和《批评与抄书》、《死去了的鲁迅》，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郭沫若发表在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等。鲁迅面对向自己发起的错误攻击和排斥的狂轰滥炸，先后写下《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和年纪》、《革命的咖啡店》、《文学的阶级性》等一系列文章，予以迎头反击和纠正。这些文章，在充分肯定革命文学的同时，严厉地指出了“革命文学”绝不是简单地虚造声势，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空喊口号、逃避社会现实、互相吹捧等等不良现象。并指出，我们只有一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读通读懂，真正地用唯物史观武装思想，才能健康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造。 这期间，鲁迅自己，却是认认真真地仔细研读着马克思主义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历史唯物论》等等。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930年3月，在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号召下，在鲁迅、夏衍、冯乃超、蒋光慈、冯雪峰等人的积极响应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同仁，以及一批受鲁迅影响的年轻无产阶级文学作者，还有从日本回国的茅盾、周扬等人，都陆续加入“左联”的行列。“左联”的理论纲领是：“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后来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此后，鲁迅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坚强战士和主帅，率领左翼文艺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文化“围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鲁迅还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
鲁迅小传（7）
鲁迅一生作诗不多，但每首诗都是有感而发、饱含真情、意味悠长。正如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中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现在能看得到的鲁迅诗作，共有78首。其中旧体诗63首、自由诗3首、讽刺诗3首，民谣体讽刺诗4首。他的这些凝练、隽永的诗也同他的小说、杂文、散文一样，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的激情，不但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战士的思想写照，更是他同敌人进行不懈斗争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如他的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员、“左联”青年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求实、冯铿，同时遇害的还有其他中国共产党员，一共23人。噩耗传来，鲁迅怀着巨大的悲愤心情，连夜写下上面这首诗，以悼念自己的同志和朋友。除此，鲁迅不顾个人安危，还先后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和控诉。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关心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发现和帮助那些有为的青年，使他们的才华得到充分显示，如冯雪峰、柔石、胡风和著名翻译家孙用等人，都曾得到过鲁迅热诚的关怀。而鲁迅对祖国木刻艺术的贡献，更是意义深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木刻运动非常敏感，千方百计加以镇压。30年代左右，爱好木刻的青年们组织了一个团体：一八艺社，当时，该社经费紧张，鲁迅便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挤出一部分钱，托冯雪峰送去。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弟弟是一个美术专家，鲁迅特地请他给一八艺社的成员讲课，自己义务担任翻译，并与郑振铎合编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两本中国水印木刻笺纸选集，还同曹靖华收集了苏联现代木刻家作品，取名为《引玉集》出版。 从1930年起，鲁迅先后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与人合作编辑过《萌芽月刊》、《十字街头》、《前哨》（第二期起改为《文学月报》）等刊物。“左联”作家们就是利用这些文艺阵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轮又一轮文化“围剿”予以强有力的回击。其时，以胡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新月派，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沦为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文化“围剿”阵营的急先锋，他们打着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文艺旗号，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肆进行攻击和诋毁。对此，鲁迅陆续撰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加以猛烈还击。紧接着，鲁迅又发起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左联作家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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