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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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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而毛泽东更偏向于破旧立新中的“破”与“新”。
毛泽东评点艾思奇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摘自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摘自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第2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艾思奇小传（1）
艾思奇（1910—1966年），原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用的笔名，意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1928年，艾思奇留学日本，在福岗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1932年他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大众哲学》。1935年，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7年参加编辑《读书生活》杂志。1937年调到延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延安哲学协会，边区文协工作。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3月在北京逝世。 艾思奇在家排行老二，其父李曰垓（梓畅），是一个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曾是蔡锷先生的重要幕僚，担任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学识渊博，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传播者之一，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区问题》等，为《东方杂志》特约撰稿人。 艾思奇在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那时，在共产党员李国柱秘密领导筹划下，学校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努力会”。艾思奇在其中负责学艺部，搞文艺、演讲和办业余夜校等。省一中有一个话剧团，曾排演过《少奶奶的扇子》、《可怜闺里月》、《娜拉》、《回家以后》等剧目，剧情大都是宣传妇女解放的。当时的省一中是男中，没有女性，找不到女人扮演女主角。这时的艾思奇便自告奋勇，担当女角任务。有一次，云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杨青田同志到一中，恰遇艾思奇在台上演戏。他问此人是谁，旁人告诉他是李生萱，正男扮女装演戏。他称赞说：“演得很不错。”五卅惨案后，昆明###达到高潮，学生们罢课示威游行，声援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聂耳当时是省一师的学生代表，常到省一中开会。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艾思奇每当演出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聂耳的乐队参加演奏。演奏的曲子是当时流行的，如《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艾思奇曾建议搞点振奋人心的乐曲，要自己动手作曲，不要老当吹鼓手。1928年，当他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世界音乐家的传记，同时，给聂耳带来《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歌曲。当然，这已是后来发生的事。 在省一中上学时的艾思奇，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开办义务夜校，校址就设在天君殿内。来学习的学生，全是附近云南兵工厂、造币厂等穷苦工人的子弟，教学经费全部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夜校前后办了四个班，共接受约300名学生，学生主要是学习文化课，每星期也搞点演讲会。艾思奇在夜校专管教务兼教员。学生们很拥护这所夜校，每晚上课前，总是早早就到齐了，并且还爱提出问题要求解答。甚至上完课后，有的学生还不愿意离开，热心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有时谈得太晚，艾思奇还将年纪小的同学或女同学护送回家。个别学生经济特别困难的，艾思奇还送给他们笔、墨、纸张等文具。 1928年时的日本，有些学校被指定准许中国学生就读，但要经过考试。其中的福岗工业大学办得比较出色。云南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去应考，但都没考取。艾思奇立志去考这个学校，他果然考上了，进入冶金系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认真学习大学的功课，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也开始特别感兴趣。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而在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有一些，但大部分未译成日文或中文，因此，阅读比较困难。为了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艾思奇下决心一边学日语，一边学德语。他拿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查着字典，顽强地进行了阅读。后来，他终于掌握了德语和日语， 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恩经典著作打下了基础。艾思奇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还注意将理论和群众结合，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刻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中青年会学习一次，艾思奇虽已搬到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路很远，但他从不 缺席，每次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还把他从群众中、社会上调查的感受、体会，运用理论作深刻解释。正是由于他沿着这条正确的轨道前进，后来他回国投身革命，才写出《大众哲学》那样一部对一代青年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 在东京留学生中有十四个云南老乡，暑期时曾相约一起到千叶县房州海滨去避暑。一天，艾思奇对姚蓬心说：“昨天晚上熄灯睡觉后，我听见有人开箱子，接着便听见吃东西的声音。”他们便商量着先别睡熟，看看是怎么回事。晚上等大家入睡后，果然有个人影摸黑起来打开箱子拿东西吃。两人悄悄察看，发现此人原来是刚来的腾冲老乡，于是决定第二天要求两人值班做饭，以便乘大家出去游泳时，可以在家把这事弄个究竟。次日，等大伙一下海游泳，两人就打开那腾冲老乡的箱子，在里面找到了一包家乡土产——干鸡棕。两人拿出一大半鸡棕来做菜，其余的还包好放回原处。中午开饭时，艾思奇一本正经地说：“上午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鸡棕，特别炒了菜请大家尝尝。”说罢，他便郑重其事地端出一大盘鸡棕炒肉。由于味道鲜美又是家乡土产，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格外高兴。到了晚上，这位老乡又摸黑起来打开箱子，还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阵。第二天下午，他按捺不住心里的气恼，愤愤地说：“我们宿舍里有人偷东西！”姚蓬心便问：“你丢了什么？”他只是说：“东西不值钱。”但再问他，就不肯回答出来，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大家都指着艾思奇说：“你出的主意真好！”这小小的插曲，使远在异国的学生度过的夏令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情绪。
艾思奇小传（2）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艾思奇和许多留学生出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在这里他经常忙于写标语、散发传单，搞飞行###。考虑到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艾思奇做好理论研究，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杜国介绍艾思奇加入了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此，艾思奇就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1933年夏，社会科学家联盟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月刊——《正路》，只出到第二期，便被查封。艾思奇在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是《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进化论与真实论据》，这两篇哲学文章写得相当深刻，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1934年，只有24岁的艾思奇经“社联”安排，由共产党员柳氵是介绍，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他写的许多文章在《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发表。由于这个阵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影响迅速扩大。11月，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读书问答》从《申报》中分出，发展成为独立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编，柳氵是、艾思奇、聂征农任编辑。艾思奇在这时撰写的《大众哲学》——原题《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载二十四期，1935年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这本《大众哲学》在解放前已印行了32版，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少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贺敬之曾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啊！我们的《新华日报》， 我们的《大众哲学》， 我们的《解放》周刊， 我们的《活跃的肤施》。”（即延安——作者注） 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艾思奇总是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两同志介绍，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艾思奇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除了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外，还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专著。对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人的著作，他在仔细阅读的同时还很注意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中的精华，并进行深入分析，既肯定其科学内容，又指出其错误所在，对其哲学观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热心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和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先后写过《怎样研究自然科学》和许多读者问答，名词浅释，给青年指出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所创作的科学小品，有的以艾思奇的笔名发表，也有的以李崇基（意为崇拜高尔基）的笔名发表，这些作品都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后收入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一书（高士其等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6月出版）。1936年夏，艾思奇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他们坚持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做了很多工作。这期间，艾思奇热情帮助高士其走上科普写作的道路，自己以李崇基的笔名写的科学小品有：《谈死光》、《毒瓦斯》、《谈潜水 艇》、《火箭》、《太阳黑点与人心》、《由蝗虫说到鸡生蛋问题》、《女变男及其他》、《中风症与黄河》、《斑马》等。 艾思奇所写的科学小品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鲜明的思想性，强烈的战斗性，不是就科学谈科学，而是常常借题发挥，抨击反动势力，抨击旧制度。比如《斑马》一作中，他介绍了斑马的种种知识后，笔锋一转，抨击起“害群之马”的“不抵抗政策”来了：“斑马如果遇上狮子，情形正和弱小民族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一样，那种为生存而搏斗的景象，是非常悲壮的。一听见狮子来了，于是分散着的斑马群就聚拢起来，团结起来。几十个斑马共同排列成一个圆阵，把头都朝着圆阵的中心，把屁股朝着外，开始接连不断地踢它们的后脚。这样一来，圆阵四周就自然地变成了一道铜墙铁壁，即使那狮子有坦克车一般大的力量，枪炮一般厉害的爪牙，也休想进攻分毫。狮子无可奈何，只好在旁边走来走去，逡巡着等机会，等到实在觉得无望了的时候，就也只好罢手，各自走开，而斑马的抵抗政策也算大功告成了。但斑马中也不是没有‘害群之马’，这些斑马常常破坏了大家的抵抗政策。当狮子来攻，斑马都列成圆阵的时候，害群之马只知道恐怖地张望着，却不肯踢动后腿，狮子逡巡到后面看，见这儿有了一个空隙，于是就大吼一声，扑上前去。斑马们辛辛苦苦围成的圆阵，就此完结，而帝国主义的狮子就胜利了。”从科学的角度看，艾思奇的科学小品大都是介绍当时的新科学、新技术，能给读者以新的知识。如《谈潜水艇》是谈潜水艇与鱼雷的知识，对于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很想了解这些新的军事常识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用大众哲学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用科学小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艾思奇小传（3）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调往延安，从此也就开始了与毛泽东互敬相长的来来往往。艾思奇到延安之前，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就在研究哲学了。不管情况如何艰险，毛泽东对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许多东西丢失了，惟独一些翻译的马列著作始终带在身边。1936年冬，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又相继发表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他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这时，毛泽东还把他的“两论”油印本，亲自签名送给艾思奇和吴黎平，并希望他们阅后提出修改意见。之后，两人所提意见大多数都被毛泽东采纳了。 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敬礼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2日发电给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干部阅读时，就“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在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延安时期的艾思奇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和延安马列学院教员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在那里讲过课，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艾思奇在延安住的窑洞，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毛泽东经常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1937年已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并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专著的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读书与生活》这本书时，他不厌其烦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卓越见解。在这里，毛泽东所摘录的只不过是出自一个初到延安只有27岁的青年所著之书，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附信一封：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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