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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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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将放出新的光彩。从以上文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的心声，是一个诚挚的思想家内心的愿望。 1946年，冯友兰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讲授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还与卜德一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这时，他已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为给学生上课，冯友兰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冯友兰将此讲稿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还有南斯拉夫的译本。1985年又出版了涂又光翻译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时，冯友兰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1947年，中国的局势急转，解放军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是归，是留？形势逼人，要求在美华人作出抉择。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定居美国，冯友兰却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下来，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俄。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大学。是年12月，清华大学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来清华大学。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准备一架专机，来迎接诸位先生。冯友兰坚决拒绝，他说：“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国大典前夕，有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给毛泽东写信，决心抛弃旧思想，学习新思想。在当时的环境感染下，冯友兰也在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八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
冯友兰小传（4）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30多年后，冯友兰才开始懂得这句话：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同年的冬天，北京郊区开始土地改革，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冯友兰与妻子都报了名，工作组一行有十人左右，工作区域是卢沟桥及附近村庄。工作组就驻在镇中一所小学里，生活和工作的条件极为艰苦，气温常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无几，晚上人们冷得发抖，清晨起来，毛巾、牙刷冰冻有如钢板一块，钢棒一根。吃饭分派在农民家里，一顿一户，叫吃“派饭”（付款），有时吃一顿饭，来回步行一二里。小学无礼堂设备，每次村民大会都在室外小操坪上召开，冯友兰一站好几个钟头，他蓄有长须，雪花在长须上结成小冰珠，像一串串珍珠满须皆白。晚上还要到农民家“访贫问苦”，有时来回一二十里，冒着鹅毛大雪而去，脚踏积雪而归。 土改工作结束，工作组返校时，农民们依依不舍，特地为工作组准备了一辆小毛驴拉的车为工作组送行。冯友兰与妻子都坐在行李车上，挥手向农民告别，与冯友兰同去的有一个学生叫刘鄂培，是湖南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坐过驴车甚至没有见过小毛驴，出于青年人的好奇心，自告奋勇，挥鞭赶车充当驾车人。一路上行车平稳，可车过丰台，小毛驴犟性发作，突然转向马路的一侧疾驰。刘鄂培慌了，大声吆喝：“吁……停！”小毛驴不但不听命令而且加速前进。“轰”的一声，小车翻倒在路旁的沟里，他马上爬起来，定睛一看，冯友兰及妻子都躺在杂乱的引李堆中。幸好，沟不太深，大家都未受伤，他连忙将二位扶起，同时已作好接受严厉训斥的准备。可谁知，平时说话略有些口吃的冯友兰，这次，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看……这个毛驴……不懂得湖南话！”冯友兰以他那仁厚的胸怀和诙谐的语言，将一场惊险化为大家一阵欢笑。 返校后，冯友兰写了《参加土改的收获》一文：“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分，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形却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殊相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了我们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请几位哲学家到他家吃饭，应邀的有金岳霖、郑昕、贺麟，也请了冯友兰。此前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冯友兰是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作这一报告时，正值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故出席大会的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冯友兰见到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都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的话语。这时，冯友兰也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正好和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在毛泽东家里开。当时冯友兰已经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说，一个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其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继承了。毛泽东一看见冯友兰进门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开会中间，毛泽东又让冯友兰发言，发言中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道：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 。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冯友兰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就座时看到他，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出了老态”。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答道：“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冯友兰小传（5）
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州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这次的谈话，无论是谈话的内容或是谈话的态度，使冯友兰感到毛泽东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后，冯友兰感慨不已，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冯友兰又参加了会议。闭会时，毛泽东又接见了冯友兰。之后，主持会议的人，送冯友兰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泽东和冯友兰握手时的像，照片上也有几位诗文史哲学界的名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他和妻子每人每月各发12元生活费，还曾被赶出家门，直到1968年秋才被允许回到家里，还是作为宽大处理的。冯友兰不知何故，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在工宣队的动员下，为此，冯友兰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1971年5月间，毛泽东让谢静宜转告冯友兰：“你写的信看过了，谢谢你，并向你问候。”冯友兰受到感动，又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还有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其中诗云：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解放以后，冯友兰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是忏悔。首先是对他在40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并在忏悔中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在有些时候，也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的文章。因而，到1973年批林批孔开始时，冯友兰心有余悸，担心又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批判。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我和群众一同批孔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冯友兰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很快，冯友兰的这两篇文章由《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为何如此受到重视呢？一直到1974年1月25日，冯友兰听了谢静宜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才知内幕。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谈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马上就要看，看后提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1975年，冯友兰所著《论孔丘》出版，对孔的评价，与前迥异。 经过50—60年代的生活波折，又经历了70年代思想的折腾，冯友兰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80年代后他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实际上，解放后，冯友兰在许多问题上并未苟同于一般之论，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50年代所写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树立一个对立面》等都属这类文章。即使像《质疑与请教》这类自我批评的文章，他仍坚持某些多年来的观点，这些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他有时迫于时势，写了检讨文章，实质上也并未放弃这些观点。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经历、教训，1979年，冯友兰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4岁高龄重新开始写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除开1982年他出访美国，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外，其它时间都集中用于《新编》的写作，甚至政协全国会议也不出席，终于以95岁的高龄完成全书，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五个月。
作者点评
冯友兰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是极高的。在20世纪的70年代，他写的《人生哲学》就已经翻译成英文本，日文本。它不仅使中国哲学走向了世界，而且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打开了一条通道。 冯友兰首先是一位哲人。在1982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中，他写道：“60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他经常引用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阐发其对哲学的思考，“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的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则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将要做的事。”他一生的哲学著作约计670万字。 第二，冯友兰又同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不仅能够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得到印证，还能够从他虽然在人事上有浮有沉，但他始终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这一问题上得到有力的说明。当然，冯友兰同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他的一生历经了中国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又经十年“文革”的洗礼，迎来改革开放。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出发告诉我们，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的变化也必然有着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变化的反映印迹。自解放以来，他更多的是在批判中度过的，这足以证明他在哲学领域中力争不依傍人说话所做的努力。即使在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他虽然也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但他所提到的仍然是批孔还要尊孔，这是哲学家在生活和现实土壤上尽的最大努力。我们毕竟不能苛刻地要求冯友兰是个神。 毛泽东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这应视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毛泽东与冯友兰的来来往往，表明两人之间仍存在着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珍视中华古代文化在现实中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旧邦新命中的继承，而毛泽东更偏向于破旧立新中的“破”与“新”。
毛泽东评点艾思奇
思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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