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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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ぜ嫘杏厥槌ぃ婢氨狈デ跋摺２慷哟庸阒莩龇ⅲ浇⒊ど场⑽浜骸⒛喜⒕沤鹊兀狈ジ锩迫缙浦瘢宦饭囟岚〉帽狈フ秸某醪绞だＴ诒狈フ魍局校粢仓鸾タ赐附槭俑锩⒄婢У淖炝场�1927年3月底，郭沫若在南昌同朱德见面，两人常常促膝而坐，谈马克思主义、谈中国革命、谈中国共产党以及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从朱德那坚毅而深邃的目光中，郭沫若似乎看到了未来中国漫长、必胜的革命道路。不久，郭沫若在南昌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从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但郭沫若不畏敌人淫威，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于上海、武汉、南昌之间，并毅然参加南昌起义。8月17日，由周恩来、李一氓当介绍人，郭沫若与贺龙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时，蒋介石越发加紧对郭沫若的搜捕。1928年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郭沫若再次东渡日本，同安娜和孩子住在千叶县市川市。在长达十年的旅日生涯中，郭沫若不负党中央寄予他的“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希望，开始潜心对国学的系统研究。 其实，对“整理国故”，郭沫若早在20年代初即形成自己科学的、完整的、成熟的国学观体系。当时，胡适、毛子水、傅斯年以及《国故》月刊的创办者刘师培、黄侃等人，在如何对待“国故”问题上，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刘师培等人则认为：国故已经是登峰造极，后人唯有“昌明中国固有之文化”。郭沫若在1924年曾撰文《整理国故的评价》，以唯物史观发表自己对研究和整理国学的看法。他曾在《跨着东海》中阐明自己研究中国史的宗旨：“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见《沫若文集》第8卷第312页。他在《古书今译的问题》中更明确地说：“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正是基于这个宗旨，他在1922年就曾选译了《国风》中的40首诗，结集为《卷耳集》。 这次到日本后，郭沫若很快确定了自己研究国学的方向。在撰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两篇文章后，郭沫若开始致力于对甲骨文的研究。他认为：“国故”自甲骨问世，可谓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国学研究者，如果不知道甲骨谓之何物，就好比是盲人摸象。同时，他还翻译了德国学者米海里斯的著作《美术考古发现史》，将译著改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郭沫若自撰写《甲骨文字研究》以来，又陆续撰著或编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毛公鼎”之年代》、《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石鼓文研究》、《殷挈粹编》等。这些著述在日本和国内发表或出版后，很快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巨大的反响。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郭沫若小传（5）
1930年3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结集出版，立即在社会上掀起巨大的反响。这部书出现一版再版局面，成为当时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争先抢购的热门书。而在学术界，却褒贬不一。有的给予高度评价，称它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亮点。有的却讥讽它是误人子弟，荒谬至极。但无论是褒是贬，历史早已有了公正的定论。无疑，本书是郭沫若凭借远古的文献资料和甲骨文、金文的地下发掘，通过对经史的刻苦钻研和实物考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进行写作的集大成之作。它的问世，对推动“唯物史观派”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领航的作用。全书除收录了他当时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力作外，还有“解题”和“导论”等，共由八个板块组成，它们是： 自序 解题 导论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第一篇 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 第二篇 诗书时代社会的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 第三篇 卜辞中之古代社会 第四篇 周金中的社会史观 追论及补遗 郭沫若在撰写这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时，广泛、深刻地反复研读了相关经史书籍并考察了实物图片等。如《易经》、《易传》、《诗经》、《书经》、《殷虚书契前编》和《卜辞考释》等。值得重提的是，他翻译的《美术考古发现史》一书，对他影响至深。1948年，此书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第三版（改名《美术考古一世纪》）时，其序写道：“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楼台了。”正如他研究甲骨、研究卜辞的目的是要拨开后人研究中“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迷雾，力求发现“古代的真实的情形”，本书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源头——原始社会起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唯物主义史观的态度，展现了社会发展风貌，剖析了社会变革的演变历程，揭示了阶级斗争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导论中总结性地指出：“社会是要由最后的无产者阶级超越资本家的阶级，同时也就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超越了自己的阶级而成为无阶级的一个共同组织，这是明如观火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已经在着着实现了。”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第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郭沫若针对当时中国史学界不负责任，对我国历史不求甚解、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歪风邪气，以犀利的笔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甚至还点名道姓，即使对国学大师胡适也毫不留情，他尖锐地批判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郭沫若对自己的著作，也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说，自己因为身体的不自由，许多史料和资料参考不全，必然存在着错误，希望自己的书仅是抛砖引玉，引导后来的史学研究者登堂入室。其后，郭沫若在对史学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中，逐渐发现了自己以前研究的失误和遗漏，并一一给以补正。 谈到郭沫若对中国史学和古文字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不能不提到他著述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初稿完成于1929年8月，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16篇释文，即《释祖妣》、《释臣宰》、《释寇》、《释放》、《释作》、《释封》、《释挈》、《释版》、《释朋》、《释五十》、《释南》、《释蚀》、《释岁》等；第二卷为《释干支》一篇释文，再加上《附录》与《后记》。郭沫若希望，通过对这些甲骨文的考释，对“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有一个了解。对这些考释，学术界称其：“不落窠臼，不受束缚，多有创获”。如：第一篇《释祖妣》，揭示古代生殖崇拜和群婚制的演变。《释臣宰》，论证了殷周社会的奴隶身份。《释五十》，论证了数的起源和殷人记数的原则。释为数生于手，拇指为一，食指为二，一拳为五，一掌为十。并辅以罗马数字来进行比较、论证，纠正了罗振玉释五十为十五、六十为十六的讹传。《释岁》论证了岁和岁星的问题。第二卷的《释干支》，是新释干支定义及对天文历法的论证。 郭沫若自己称此书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关系是“辅车唇齿”。1928年秋，郭沫若在东京上野图书馆找到罗振玉编撰的《殷虚书契前编》，看到那些没有人考释的一些拓片，遂萌生“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愿望，由此“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在这个探索打开“秘密”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走错路，弯路。40年代，郭沫若对自己在甲骨卜辞研究中的失误批判非常深刻，并反思说：甲骨卜辞研究是一种新兴的学问，是时常在变迁着的。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但好些新史学家爱引用卜辞，却又不追踪它的研究渊源，往往把错误了的仍然沿用，甚至援引错误的旧说以攻击改正的新说。正是基于一个历史学家对国家社会和人民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推翻并纠正了他所发现的以前许多错误考释论证观点。1932年夏秋之际，郭沫若逐渐发现流落日本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计有三千多片。他决心“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次年春，《卜辞通纂》著录完成。正编收800片，《别录》之一收42片，《别录》之二收87片。正编资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别录》资料来源于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和何叙甫拓墨、流于日本的甲骨精品等，其中有不少是“未经著录”的。同年5月，此书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根据著者手稿影印出版，当即震动海内外史坛，更是成为从事甲骨研究的学者的“须臾不离座左右的必备参考书”。 。 最好的txt下载网
郭沫若小传（6）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古文字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金文研究的一部力作。他本着“治殷周古文，其目的在研究中国之古代社会”的宗旨，花了三年心血，破读金文，是其对中国古文字学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殷末周代之古文”；下卷为“春秋时代文献”，还有两篇关于文物制度的论文。全书共16篇文章，再加一篇序和一篇《追记》。前人研究古文，常常陷于典籍、史料不能自拔，郭沫若本着唯物主义史观，大胆推理、合乎逻辑地进行破译，成效卓著。郭沫若这本书，除了综述性研究论文外，大多都是以韵读方式考证铭文的释文。其中《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戊辰彝》等都是破读名篇。之后，郭沫若又完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首次建立起两周金文的系统研究体系。在研读金文的过程中，郭沫若面对那些年代不清、国别不明的前人研究金文的真迹，“……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得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大系》所担负的，正是这样一项让它们各就各位的艰巨任务。它的诞生，结束了两周八百年彝铭混沌不清的历史。1932年，《大系》最先在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其后郭沫若还著有《金文余释》、《金文丛考》。1934年，郭沫若又对《大系》进行了增订，即《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辑录了大体与铭文相应的图像参考资料。由此又诞生了《彝器形象学试探》，文章分析了不同时期器物的种类、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还以钟、鼎为例，论述了器物的演变和规律。郭沫若大略将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四期：滥觞期，大抵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至周初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郭沫若所创立以青铜器为标准断代的方法，“以清晰之思想，锐利之判决，发前人所未发，言时人所不敢言”，对推动后来青铜器研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1935年到回国期间，郭沫若从研究经、史、出土文物上转移视线，开始关注学术论坛。为此，他写了一系列驳论文章与同仁们进行学术切磋、探讨。如《老聃、关尹、环渊》、《周易的构成时代》、《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屈原时代》、《读〈实庵字说〉》、《再谈官票宝钞》、《责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等，这些文章，不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也是对其史学研究著作的进一步补充。此外，郭沫若还写了一本历史小说集《豕蹄》。“豕蹄”音通“史题”，书中收录他从1935年至1936年间所写的六篇历史故事。即：《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郭沫若在此书的序中声称：“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始终是写实主义者。”其实，他在1923年就写过两篇历史小说《剜雏》和《函谷关》。郭沫若曾说：“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任务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他的这一喜好，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了高峰。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七七”事变不久，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毅然惜别妻子和四儿一女，回到战火中的祖国。8月17日，郭沫若发表《我们为什么抗战》一文，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全民抗战运动中，并从此先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党政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郭沫若拿起手中笔作武器，领导和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活跃在抗日战线上。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也使他逐渐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口号，勉励国统区中心地带——陪都重庆的进步知识分子互帮互助，勤勉敬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钻研，再创佳绩。周恩来对郭沫若这位国学泰斗更是寄予厚望。1941年11月16日，在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在我党的大力支持下，当时重庆史学研究空前活跃。许多刊物如《大公报》、《理论与实践》、《读书月刊》、《中苏月刊》都辟过专栏刊发史论文章。同时，也带动了昆明、桂林、延安的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延安还专门成立了“马列主义学院历史研究室”，创办了《中国文化》刊物。至此，中国新史学研究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44年，重庆文化界掀起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它也是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一场反击。当时，双方文化界名流唇枪舌剑，彼此争锋，硝烟四起。3月10日，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史论文章，它的公开发表顿时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中。以陶希圣、叶青、钱穆等为代表的蒋介石幕僚匆忙撰文应战，说郭沫若影射国民政府。后来，毛泽东读到这篇对敌人“发动宣传反击”的文章后，又将它拿来作为“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鉴戒，在党内加以广泛推广。与这篇史论性文章一样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前者是因为作者在文中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自然会在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引起不同反响，但《孔雀胆》却是因为郭沫若片面追求与当前政治挂钩所犯的错误。《孔雀胆》本是一个描写“阿盖与段功”的爱情悲剧的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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