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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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绯逋坏闹魅耍荒艹晌呐ィ黄浯危缱骷叶缘笔彼樟缁嶂饕迦说乐饕宓哪承┨卣魅鲜恫蛔悖坏谌樟缱骷也豢显谛问缴匣üし颉７ń菀虻姆⒀钥窃�1948年12月12日的《乌克兰文学报》上。他的话说得不错，如果剧作家一味配合政策，粗制滥造，如何能产生好剧本。可惜法捷耶夫后来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话。法捷耶夫乘车返回莫斯科时，闷闷不乐，不与人交谈。忽然听苏罗夫说，斯大林在模范剧院看了《绿灯》，在小剧院看了《莫斯科性格》和《伟大的力量》，并称赞了这三出戏。法捷耶夫精神为之一震，仿佛中了头彩，从穷光蛋变成大富豪，手里一下子有了三个杰出剧本，可以拿到理事会上炫耀了。但苏罗夫的话未必可靠，因为1950年1月21日，叶尔米洛夫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莫斯科性格》批评得体无全肤，将它送进坟墓。如果斯大林肯定过，那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叶尔米洛夫绝没那么大的胆子。拉大旗做虎皮是苏罗夫惯用的伎俩。他曾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舍贝夫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称赞他的剧本。他自己不会写剧本，他的剧本都是“苦力”替他写的。20世纪50年代，“苦力”纷纷揭发他，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苏罗夫终于保不住了，1954年4月被开除出作协，但仍保留党籍。苏罗夫原是共青团干部，有强大的后台，他们多次保护他，但这是题外话了。1949年，苏罗夫炙手可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法捷耶夫对这两位剧作家不是没有看法。一次他对西蒙诺夫抱怨太累了，西蒙诺夫建议他到肖洛霍夫那儿钓鱼去，休息休息，法捷耶夫说：“我不去，索弗隆诺夫一定缠着跟我去……我们喝多了不知会说出什么话来，不去。”法捷耶夫对索弗隆诺夫有戒心，对苏罗夫更看不上眼了，但还得依靠他们。
法捷耶夫回到莫斯科准备立即召开作协理事会，并让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因为他是杰出剧作家之一。但谁也没料到，半路上杀出一个谢皮洛夫来。谢皮洛夫主管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工作，领导作协。谢皮洛夫精力充沛，思想敏捷，绝非等闲之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政敌，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定为反党集团，谢皮洛夫那时是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地位已经很高了。谢皮洛夫想弄清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不同意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建议理事会延期举行。法捷耶夫是中央委员，谢皮洛夫不是，但两人势力旗鼓相当。法捷耶夫不买谢皮洛夫的账，12月18日作家理事会如期召开，并仍由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索弗隆诺夫除夸耀戏剧成果，并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施泰因的剧本外，对几个月前剧评家对《莫斯科性格》和《绿灯》等剧本的批评未做任何答复，只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大厅里一片沉寂，无人发言。剧评家博尔夏戈夫斯基上台发言，他指出索弗隆诺夫的报告不能引导大家认真讨论，如果坐在主席台上的著名剧作家都能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大家一起分析，便能找出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法捷耶夫骂了一句脏话：“日他妈，他讲到点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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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9）
午间休息后，法捷耶夫发言，题目是《论苏联戏剧落后的某些原因》。法捷耶夫认为戏剧落后的原因“是剧评家打击反映苏联生活中新事物的剧作家”，“他们妄图动摇剧院对苏联现实题材的信心，给上演反映苏联生活剧目的剧院泼冷水”。他的发言同他脏话的意思相反，也同一个月前他在基辅的讲话矛盾。法捷耶夫从艺术家变成了政治家。接着，著名剧作家考涅楚克发言，他支持法捷耶夫的讲话，提出戏剧矛盾是“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矛盾”，还讲了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件事：遥远的乡村里居住着一位女庄员，种甜菜的能手，弥留之际一定要见他一面。他风驰电掣地赶往那里，幸好赶上她还没咽气。女庄员向他伸出衰弱的手，抓住他的手低声说，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但要当心呀，要加强战斗精神，不然那些剧评家会把他们害死。在没有剧院的穷乡僻壤，一个没进过剧院的农庄妇女，竟有如此高的觉悟。不知为何，出席会议的人感到一阵不自在，垂下眼睛。会议匆忙结束，并通过一项日程上没有的关于剧评家的决议。谢皮洛夫同样不买法捷耶夫的账，不承认理事会，下令报刊不许刊登理事会决议及会议发言。法捷耶夫无奈给谢皮洛夫打电话，问他作为作协总书记和中央委员，有无权利发表文章。谢皮洛夫回答，他个人当然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刊登会议决议和代表的发言。两人僵持不下。如果没有大人物干预，不知还会僵持多久。波波夫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兼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是索弗隆诺夫的保护人。波波夫说《莫斯科性格》是他的“定货”。1949年1月，波波夫向斯大林汇报完工作后，顺便提到法捷耶夫受欺负的事，斯大林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对法捷耶夫同志典型的反爱国主义的攻击。”谢皮洛夫被赶出办公室，法捷耶夫大获全胜。马林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和老牌两面派扎斯拉夫斯基（曾攻击过列宁和高尔基）写文章还击。他们两人联名写的文章《揭露戏剧评论家中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1949年1月2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文章点了七位剧评家的名：博尔夏戈夫斯基、博亚吉亚耶夫（亚美尼亚族）、古尔维奇、尤佐夫斯基、霍洛多夫、马留金（俄罗斯族）和瓦尔沙夫斯基。其余五位均为犹太族，名单有浓厚的排犹色彩，与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相呼应。文章写道：“在戏剧评论界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余孽的集团。他们钻进我们的报刊，在《戏剧》杂志和《苏联艺术报》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们是苏联人民十分憎恶的，与苏联人民敌对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的代表。他们阻碍苏联文学的发展，他们同苏联人民的骄傲感格格不入。”文章从尤佐夫斯基批判起。尤佐夫斯基是著名的高尔基研究专家，他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高尔基的必读书。尤佐夫斯基热爱高尔基，但对他并不顶礼膜拜，既肯定他的卓越成绩，也指出他创作中的不足。如他认为《小市民》中的尼尔像个政论家，发表议论过多，与剧本的结构不协调。文章抨击道：“……尤佐夫斯基妄图用假面具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的反爱国主义的真面目，竭力贬低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而高尚的形象……”强词夺理到如此地步。
法捷耶夫和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后，全国报刊争先恐后地批判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批判的浪潮溢出戏剧界，波及各个领域。法捷耶夫是始作俑者，但真正的操纵者是索弗隆诺夫和苏罗夫。这两个毫无才华、嫉贤妒能的“剧作家”对批评过他们剧本的人恨之入骨，无情打击，同时也不放过有才华的剧作家。他们对有才华的人的仇恨甚至超过批评过他们的人，想独霸戏剧界。被点名的七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但除霍洛多夫投河自尽外，其余六人均未被逮捕，只开除党籍公职并赶出住宅。名单之外的人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阿尔特曼是1919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长期做党的工作，是法捷耶夫的老朋友。他曾任《戏剧》杂志主编，1940年因发表批评考涅楚克的剧本《在乌克兰原野上》被撤职。法捷耶夫让他到犹太剧院当文学部主任，支持伟大的犹太演员米霍埃尔斯，因为他是犹太族。阿尔特曼赋闲数年，迫切需要工作，但拒绝法捷耶夫的建议。法捷耶夫百般劝说，阿尔特曼就是不肯从命。法捷耶夫只好祭起组织原则的法宝：“你到他那儿工作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得支持米霍埃尔斯，他需要顾问和政委。这是党的委派，你一定要接受。”阿尔特曼只好服从。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揪出来。怀疑是有道理的：不懂犹太语的人怎能当犹太剧院文学部主任，一定另有企图。阿尔特曼耻于申辩，等待法捷耶夫为他说话。总有一天法捷耶夫会说：“同志们，别再提文学部主任的事了，我怎么劝说他都不干，最后我对他说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才去了。”但这些话法捷耶夫始终未说，阿尔特曼死前喊了一句：“他们害死了我！”“他们”当中自然包括法捷耶夫。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0）
运动虽然在全国展开，但正派知识分子并未积极参加，他们甚至同被点名的人来往。斯大林看到政治压力不够，还需要增压，再作一个与反爱国主义斗争的报告。任务落到西蒙诺夫头上。西蒙诺夫在知识分子当中素有自由主义的美誉，是适合人选。1949年2月的一天晚上，博尔夏戈夫斯基正在西蒙诺夫高尔基大街寓所，突然有人给他打电话，西蒙诺夫回答道：“我考虑一下，过半小时给你回电话。”这是联共（布）中央政工人员马斯林受马林科夫委托打来的电话，委托西蒙诺夫作反对世界主义的报告，即纳吉宾所说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不肯作的那个报告。没过十分钟，西蒙诺夫就给马斯林回电话，同意作报告。他对博尔夏戈夫斯基说：“我作报告比别人更合适，不能再粗野谩骂了，应当学会用文明语言辩论……我作了报告便更加有力。我能帮助很多人，这也许更为重要。”西蒙诺夫怎能使残酷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文明化呢？不过是接受任务时的自我辩解罢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谁也没预见到与反爱国主义剧评家的斗争的可怕后果，法捷耶夫是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我一开始便不赞成法捷耶夫如此残酷地对待那些剧评家。法捷耶夫看中索弗隆诺夫的充沛精力，但并不了解他的为人，把他当成自己的帮手，而索弗隆诺夫一有机会便成为自以为是的文学刽子手。”西蒙诺夫把责任推给法捷耶夫及其帮凶索弗隆诺夫，对自己的责任只字不提，临终前也毫无忏悔之意。
1949年2月18日，在文学家中央大厅召开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西蒙诺夫作了题为《苏联戏剧的任务与戏剧批评》的报告。西蒙诺夫尽管使用了文明语言，但报告的火药味决不次于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他们是这样的人，”西蒙诺夫点了七个人的名，“在他们对我们苏联剧本的评论中，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正像法捷耶夫在作协理事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打击先进的剧作家，把他们置于充满恶意和敌视的气氛中。”先进的剧作家当然是指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之流，即他后来称之为文学刽子手的人。“这几个人的活动超越于苏联艺术之外，已被党和报刊所揭发？他们的反爱国主义观点已尽人皆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反爱国主义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在反对苏联戏剧活动中互相支持。”接着他引用了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成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地生长起来的，他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斯大林这段话是针对消灭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而说的，莫非西蒙诺夫把剧评家比作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纲也上得太高了。还有更可怕的呢。西蒙诺夫把法捷耶夫定的反爱国主义剧作家集团说成只是核心，有核心，当然还有外围，帮凶，追随者，怂恿者，大大地扩大了敌人的范围。于是美术界、音乐界、科学界（特别是生物学和控制论等学科）都在揭发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全国变成揭发世界主义的大战场，给苏联科学文化造成灾难性的损失。1949年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尤·帕夫洛夫的文章《世界主义是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工具》，运动戛然而止。当然是斯大林下了命令，就像当年农业集体化失控时他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样。从1949年1月28日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到4月7日帕夫洛夫的文章，只有两个多月。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噩梦。多少人被开除出党，多少人被撤销了职务，多少人被从住宅里赶到街上。这场运动加固了斯大林体制的坚冰，直到1956年才开始解冻。
反世界主义是必然的，因为是斯大林的意图，但从批评几个剧作家开始却是偶然的。为增加政治压力作与世界主义斗争的报告是必然的，由谁来作则是偶然的。西蒙诺夫自己就曾怀疑是马斯林捣的鬼。但他并非非作不可，弄潮儿的心理在他心中苏醒了，在惊涛骇浪中弄一次潮将会增加他的社会声望，也会背上骂名。后一点，西蒙诺夫未必没想到。他对这场运动应负多大责任呢？他不作报告，同样会有人作。这当然是他的污点，但也不必像纳吉宾那样过分谴责。西蒙诺夫一度是苏联文学的风云人物，现已被人遗忘。像许多苏联作家一样，他陪伴我度过了不少少年时光，我对他总还怀有几分怀恋。我想起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见到苏联著名艺术家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所设计的黑白相间的墓碑，涅伊兹韦斯内将如何为西蒙诺夫设计墓碑呢？但马上就想到西蒙诺夫没有坟墓，他的骨灰撒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的土地上。也许，他想到还是不留坟墓好，免得将来受人亵渎。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1）
（原载《收获》2003年第2期）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1）
阿·托尔斯泰是中国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粮食》、《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对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较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小说《彼得大帝》拍摄的同名影片曾在北京放映，彼得大帝由著名演员尼·西蒙诺夫扮演，演得极其出色。
小说《彼得大帝》，是阿·托尔斯泰的得意之作。他醉心“彼得大帝”题材，在写小说的同时，还编写了电影脚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剧本《彼得大帝》1934年完成，同年由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排练，准备在该剧院上演。第二艺术剧院曾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米·契诃夫领导，辉煌一时。但1928年米·契诃夫离开苏联，改由优秀演员布列森涅夫担任经理后，剧院开始走下坡路，票房价值一落千丈。布列森涅夫为使第二艺术剧院再度辉煌，决定排练阿·托尔斯泰的剧本《彼得大帝》。想一炮打个翻身仗。布列森涅夫把宝押在阿·托尔斯泰身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阿·托尔斯泰属于十月革命前成名的“旧作家”，并有伯爵爵位。他不接受十月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红军与白军生死搏斗的年代，我站在白军一边。”1919年春天流亡巴黎。但不久觉得自己错了，需要转变，于是1921年秋天跑到柏林去编辑路标转换派的报纸《前夜报》。不久又觉得自己转变得不够，还需要转变，于是1923年夏天返回苏联，讴歌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立即得到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的礼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被同行戏称为“无产阶级伯爵”。像他那样经历的人回国后受到如此礼遇，除他之外别无他人。因此排练他的剧本不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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