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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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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时期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
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从（共产国际）本位主义利益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不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利益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使得资产阶级更易于迫害它们，使其更易于实现把共产党同本国群众隔绝起来的计划，而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则会妨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以及作为本国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任务……
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斯大林发表了这个意见，季米特洛夫立刻行动起来。他第二天的日记：
向爱尔科利（引者按：即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和多列士（引者按：法国共产党领袖）提出应讨论下列问题：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使它们变成共产党人真正本民族的政党，它们遵循共产主义纲领，但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
他俩均认为对问题的这一提法总起来说是正确的，它完全符合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
西欧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都表示了赞同，这事就可以决定下来了。
在这之后又过了两个整月，才爆发了苏德战争。
所以，共产国际虽然是战争期间的1943年6月才宣布解散，却并不是因战争形势的要求才作出的决策。可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的那个理由是与事实不符的。从这一个例子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史学家最重视第一手资料。
（原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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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从王芳妮说起（1）
在2003年2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王明的儿子###丁》一文，这是摘录邵宁著《重访俄罗斯》中的一段。这篇文章中说：
###丁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姐姐叫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她不会中文，从未回过中国。她的俄文名字叫季米特洛娃。我问###丁：你的姐姐为什么叫“季米特洛娃”？他告诉我一个故事：1937年父母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走大女儿王芳妮，而是交给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惟一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里所说，与事实稍有出入。季米特洛夫的独生子迪米特里并不是在战争中牺牲的，而是病死的。
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13日的日记里记了他给王明的信：
通过伊利乔夫给王明（延安）的信如下：
给小法尼娅的信收悉。她住我们这里。成长、发育都很好。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学生，她向爸爸妈妈致以热烈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我们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小迪米特里因患恶性白喉于4月去世。至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不写此书书名了。）
这封短信有三项内容。一是为小王芳妮报个平安；二是报道自己殇子之痛；三是关于解决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上，表示他无能为力。信虽短，但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同王明不但是共产主义的同志，共产国际的同事，而且有很深的私交。如果只有公谊而无私交的话，是不会在通信中诉说个人遭遇的这些不幸的。
季米特洛夫尽管表示不便干预中国党内的事，他还是想帮王明一把。在给王明发信9天之后，12月22日，他就给毛泽东发信了，同样是通过伊利乔夫发往延安的。信中表示了不便干预却还是忍不住要干预的意思：“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不安”些什么呢？一件事是：
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第268页）
这反映出了季米特洛夫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大约他是认为，反对教条主义即反对王明，反对经验主义即反对周恩来吧。
接着，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对抢救运动的不安：“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值得怀疑。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给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的作用。”信末更恳切地说：“请原谅我的这种同志式的坦诚，不过只是由于对您怀有深切的敬意和坚定地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会关注事务的真实面目，我才贸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季米特洛夫1944年1月1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毛泽东的两封复电。1月2日的复电可说是逐条反驳了季米特洛夫。你说我反对了周恩来吗？没有这事，“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你说我反对了王明吗？那是完全应该反对的，“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在复电中，毛还为抢救运动作了辩护，开脱了康生的责任：“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做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因为季米特洛夫的来信中还说到，“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毛回答说：“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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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从王芳妮说起（2）
复电发出之后，毛泽东大约觉得，这样逐条驳复恐怕不甚妥当，于是在1月7日又发出第二封电报，除了肯定“我1月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还作出了十分谦恭有礼的姿态：“我衷心地谢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对于王明，比上一电报说得缓和多了：“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和您基本是一致的。”（第274页）这当然是从保加利亚文或者俄文翻译回中文的，不知能不能在中国档案中找出中文底稿。如果找不到了，不知有没有研究者否认其真实性？
从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看到：1月19日，“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第275页）2月25日：“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亲爱的毛同志：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知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第277页）他看到了使他特别高兴的谦恭态度，可是没有看到他所希望的实际措施。
3月7日，记下了王明答复他的密电。密电中王明对自己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第283页）
临末，写了两句有关私交的话：“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对可爱的米佳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译者有注：“罗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夫人。米佳，季米特洛夫七岁的独子。”米佳当是迪米特里的爱称。
看了这个注释，同时还可以发现译者代序中有一处也没有弄清楚。代序说：“季米特洛夫的惟一男孩夭折后，在许多外国小朋友愿做他的后嗣的情况下，1937年他收养了王明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第9页）米佳这孩子是1943年4月7岁的时候去世的，出生当在1936年。王明是1937年11月回国的，那时他还好好的活着，季米特洛夫并不需要收养别人的孩子去填补感情的空缺。也许是王明考虑到延安生活条件的艰苦，回国的时候，就把孩子留下来，请季米特洛夫照看吧。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6期）
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1）
说来惭愧，20世纪50年代初听过苏联文学史的课却没听说过“拉普”。“拉普”两字，还是在胡风先生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第一次见到。他说拉普代表庸俗机械论，并痛切地感到它的危害。当时万炮齐轰“胡风反革命集团”，他的话我当然不能相信。拉普倒底是什么团体，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我弄不清。以后也没弄清，运动接连不断，自身难保，哪儿还有心思研究拉普。再说想研究也没材料。1980年以后，陆续看到有关拉普的材料和评论文章。对拉普的纲领、组织、活动有所了解，但仍有雾里观花的感觉，因为拉普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成功失败，并非政治符号，而对他们的大多数人我则一无所知。后来读了舍舒科夫的《发狂的捍卫者》和别拉娅的《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们》，政治符号才化为有血有肉的人。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文学团体林立，有的拥护布尔什维克，有的反对，有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但皆以俄罗斯人民的代表自居。经过强迫解散，自行消亡和改组合并，只剩下最具生命力的几个。而其中最具实力的，当属以沃隆斯基为首的山隘派和以阿维尔巴赫为总书记的拉普。拉普存在近十年，组织遍及全俄，受到联共（布）的暗中支持，他们也以“党在文学的核心”自居。他们是一群涉世不深的青年，遵从党的教导，满怀革命豪情，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而奋不顾身。凡有碍于他们事业的便坚决予以打击。但他们毕竟都太年轻，血气方刚，不耐烦冷静分析对方观点，却急于大打出手。这便是至今有人说拉普动辄打棍子的根源。动机与效果相反，有点像我们二十多年前所说的小将犯错误。
1926年拉普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以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李别进斯基和叶尔米洛夫为核心的新理事会，仍由阿维尔巴赫任总书记。几年后，正当拉普领导人逐渐冷静，反思过去，沿着新路线阔步前进的时候，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突然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所有文艺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各协会。决议的中心是解散（俗称消灭）拉普。这绝非拉普不听斯大林的话，恰恰相反，拉普听话到把斯大林的政治报告硬往文学里套的程度。如斯大林1931年6月所做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拉普立即做出决议，其第一条便是：斯大林讲话中提出的全部问题也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中为列宁主义创作方法而斗争的问题。这时山隘派由于沃隆斯基垮台而奄奄一息，其他流派早已不成气候，只有拉普一枝独秀，并迅猛发展，已遍及全苏。斯大林高瞻远瞩，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机立断，把假想之敌消灭在萌芽之中。除斯大林和政治局几个委员外，没人知道决议是怎么形成的，连高尔基事先也未通消息。决议对拉普领导人有如当头一棒，打得他们先是晕头转向，后是胆战心惊，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对筹划成立的作家协会提出两点要求：一、设立无产阶级作家部；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斯大林认为第一点可以考虑，条件是如果拉普内部不发生分裂的话。斯大林断定拉普必定内讧。果不出斯大林所料，法捷耶夫同年十月在《文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旧与新》，支持中央决议，批判拉普存在的宗派主义等错误。法捷耶夫的文章不仅惹恼了阿维尔巴赫，还开罪了拉普后台、炙手可热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法捷耶夫到亚戈达家去解释，却遭到亚戈达痛斥。亚戈达骂他出卖朋友，法捷耶夫辩解道：“您是老党员，我支持中央有什么错？”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他知道亚戈达权倾天下，可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连夜把他同亚戈达的谈话写成信呈交中央。他这封信对他后来青云直上起了关键作用。
前苏联著名作家田特里亚科夫1988年在《各民族友谊》杂志第九期的小说《狩猎》中写道：
……高尔基举行例行午宴。斯大林及其忠诚战友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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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2）
……大家都喝得飘飘然了，大概此刻心情最好的莫如宴会主人了，他动情地说：“作家兄弟吵嘴闹意气真不好，不再吵闹该多好啊。”这发自内心的和解的呼吁令在座的人肃然起敬，大家赞许地沉默片刻，都把悲愤的目光转向阿维尔巴赫和法捷耶夫。斯大林手持酒杯或未持酒杯站起来，把两人招到自己跟前。
“不好啊，”他慈父般地说。“太不好啦！讲和总比吵架强。我请你们都伸出手来，握手言和！”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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