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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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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日记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激动。他对苏联怀着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观察力的作家，尽管没有安排他同普通公众会面，在苏联的现实中他还是看出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正因为怀着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希望它完美，才更觉得这些消极的东西令他难堪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写下了对建筑物的观感：“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7月19日）“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记）
艰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如果同时看到有人凭借特权来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罗曼·罗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附记）
这种特权，他就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例：“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人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7月3日）从这男子的目光和老妇的拳头，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对特权者的反感和敌意吧。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2）
如果，特权者对于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倒也罢了。尽管引起一些人艳羡，一些人反感，但社会毕竟有能力供养这人数不多的奢靡者的。问题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吃饱喝足之后还要生出事来，这样造成的破坏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罗曼·罗兰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这事，斯大林写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场怎样的胜利呢？罗曼·罗兰的日记写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7月22日）
于是就有了专政的必要。罗曼·罗兰也认为专政是必要的。他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附记）也许罗曼·罗兰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不会采用马列主义的标准提法：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也许是他以为说政党对非党人士的专政更符合实际。反正，他就是这样说的。接着他说，“专政依然存在，但企图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我见到它），并许诺在更自由的新宪法条件下，将变得更温和。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新宪法”是指1936年12月5日通过的被称为“斯大林宪法”的苏联宪法，它宣称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可是它并没有带来所许诺的“更温和”。大镇压的高潮正是紧接着在新宪法颁布后的1937、1938年。
尽管努力把专政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罗曼·罗兰见到，但就是从他同人交谈中得到的一些星星点点的材料中，也足以使人感到阴森可怖了。“每天都有某个熟悉的家庭消失。我的出版者布洛克于二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亚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他应该教授图画课。除了他的贵族出身，没有任何流放的借口（他是军官的儿子。）……玛莎和费定谈论发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谈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因为大家都喜欢布洛克，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他的步骤。他们痛苦和气愤地谈到基洛夫被谋杀后，在列宁格勒肆虐一时的‘行政强制迁出’。一开始来的是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接着，它被明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后者显示出对地方和人的一无所知，粗暴和放肆地采取行动，旧的嫌疑者名单被找了出来，并立即开始了放肆的强制迁移。布洛克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的无人过问的角落，被放逐到农村，在那儿他无事可干，没有人需要他。他在绝望中恳求，让某个类似撒马尔罕的城市作为放逐地点，在那儿他能有所用处。作家们保护他的申诉不久前已被监察委员会驳回，但作家们已被要求再尝试一次。还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阶级子女的问题，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挺不起身。……‘保姆’谈到与‘行政强制迁出’有关的情况：‘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儿，等待更全面地审查他们的案件。’但就让他们呆在露天，没有生活设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7月7日）
我想帮他们解释一句：并不是存心虐待这些人，让他们在餐风宿露中折磨致死。而仅仅是因为镇压的规模，一时怎么来得及为这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准备哪怕是简易的住房呢。这规模有多大呢？一次，主持其事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向罗曼·罗兰“谈到他本人所显示的对囚犯卫生的关心”，作为例证他谈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那儿关押着二十万囚犯，但没有一个病例记录在案。”（7月10日）这真是人间奇闻了。一座有二十万自由居民的城市也不可能没有一个病人。亚戈达说的，恐怕只能解释为：囚犯病了，也不承认他是生病了。罗曼·罗兰听了这话，重视的是他不经意说出的数字，日记中在“二十万”之后加了惊叹号（！）。这样的规模当然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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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3）
亚戈达告诉罗曼·罗兰，“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罪犯用的。”（7月12日）可是一位老太太告诉他：“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7月13日）
把大批囚犯集中起来，“是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中加以利用”（7月12日）。亚戈达这样告诉他。一位这种囚犯劳动的总管还兴致勃勃地对他讲述运河工地上改造罪犯的成绩（7月13日）。罗曼·罗兰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谈话，可是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赞颂还是批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此有所保留。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中说，另一位也很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曾经作文“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的白海运河的建设”的（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见证》，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这位著名的俄国作曲家还说，“我知道有整整一个旅的可敬的俄国笨蛋集体创作了一本赞美白海运河的书。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他们今天作为旅游者被带去参观运河，明天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能在那里挖烂泥。”（同上书，第264页）运河的赞颂者中也有高尔基。他的一篇《关于真实的教育》就是赞美运河的，瞿秋白译成中文，见所译《高尔基论文选集》，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五卷。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提及了运河工程，可是没有加入赞美诗的唱诗班，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刚才说到萧斯塔科维奇，他可是罗曼·罗兰在苏联没有见到的文化界名人。爱好音乐并有甚深造诣的罗兰，为什么没有同这位作曲家见面呢？日记中说：“有传闻说，萧斯塔科维奇拒绝来我这儿，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也许，这是谣言。但是，我不怀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7月19日）他分析得很对，萧斯塔科维奇拒绝会见，确实是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萧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下了他对一些来访者的反感：“正是这个萧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饿死。”（同上书，第261页）回忆录还提到德国作家利翁·费希特万格，他的访苏游记，是斯大林命令大量印行的。可是萧斯塔科维奇说，“我看了感到恶心。……要写出这种文章来仅仅是笨蛋还不够，必须还是一个无赖（同上书，第261页）。”这位苏联作曲家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太多，对于唱赞歌的游客自然就反感了。“罗曼·罗兰怎么样呢？——萧斯塔科维奇说，——我想起他就感到不舒服。由于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中间有些人赞扬我的音乐，我特别感到厌恶。一个是萧伯纳，还有罗曼·罗兰。他确实喜欢《马克白思夫人》（注：萧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歌剧），我本应该去会见这位属于爱好真实的文学和真正的音乐的光辉巨星群的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可是我没去，我说我病了。”（同上书，第262页）罗兰的日记表明，他是知道他为什么拒绝会见的原因的。他大体上了解苏联知识分子的情绪，甚至那位临时安排给他的保健医师，“我在他身上觉察到了隐蔽的反对派立场”（6月27日），从他给自己诊病时的表现看出了“苏联医生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已到了何种程度。”（7月6日）
斯大林拿出了1小时又40分钟同罗曼·罗兰长谈。罗兰提出：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因而使西方许多同情者感到疑惑。作为持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帮苏联作些解释，但罗曼·罗兰表示，“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在向别人作解释之先，得说服自己。有些事情要说服自己也并不容易。例如，他就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件事：“不久前，在你们国家颁布了关于惩处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的法律。……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斯大林向他说明了这一项立法的动机：“必须使人畏惧。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当然，我们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吓的效果。不过，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儿童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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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4）
斯大林说的，是为了“使人畏惧”，为了“恫吓的效果”，是真话。只是他没有说，是为了恫吓谁，要使谁畏惧。总不是为了恫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吧？（不知《苏联大百科全书》是否收了斯大林所创造的“儿童罪犯”一词？）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倒是说清楚了的。这一位过去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后来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干部，写了一本回忆录，中译本书名是《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斯大林肃反秘史》，他说：“要摧垮受审者的意志，恫吓显然比许诺更为有效。……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竟会指控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去进行阴谋要推翻苏联政府呢？……报纸上还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由于受了长达一整夜的审讯，便承认自己在三年的时间中参加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原告方面的证人之一在法庭上作证说：……当我们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问孩子们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关押我们的监狱里见到过这些人。’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见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是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在监狱里见到了这些孩子，并肯定知道这些孩子被指控为参加了反对国家的阴谋组织及其他要处以死刑的罪行。所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中被提交法庭审判的那些被告人，为了保住自己孩子的生命，保护自己孩子不受斯大林的严刑拷问，他们甘愿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毫不奇怪的。”（红旗出版社版，第274—276页）
原来是为了恫吓这些人的。难怪公开审判的演出如此成功。人道主义者的罗兰大概无法想像竟有这样深的用心。
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在1935年的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怎样的规模：“打开任何一张苏联报纸，并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产国际会议（或者任何其他会议——政治的，非政治的，科学的，专门讨论医学、或体育、或艺术的等）上的发言就已足够，你总是能在文章或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我们伟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这是每一首诗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游行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移动……有人要我相信，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我不理解这种做法。”（附记）
罗曼·曼兰在莫斯科一个月，既看到了令他兴奋的东西，也看到了令他难堪的东西。他在日记的附记中，记下了同游的妻子的意见：“她对任何不公正的表现非常敏感；我高兴地看到，她不止一次抨击制度造成的错误和痛苦，而且，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时，强烈希望改正这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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