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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决战[孙挺信]-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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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推开窗户，望着远处滔滔向东的长江，心情并没为之激动和轻松。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和两个结局：
第一种选择：强大的日军兵团从北面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被迫应战。结局：他的疲惫不堪的军队，将彼敌人一鼓而歼之，长江正面战场将无力再战，也没军队再战了，等着他的是战败投降。
不！他坚决不干。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大国领袖，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特殊人物。怎么能做敌国的阶下囚，向日本人称臣纳贡！
第二种选择：强大的日军从北方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避战，将武汉地区的部队向西南撤退，以保存实力。结局：日军将轻易占领华中大片国土，日军由于未受大的消耗而占领武汉，将凭其勇威，再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处于继续溃退和最后被打败的危险之中。
不！绝不能走这条路。这大有失他作为军队统帅的颜面。他蒋某自诩从投身军旅以来，无论打清朝辫子兵，还是打北洋兵，无论是打内战还是打外仗，他从未怕过死。他剃光了脑袋，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给他的军队树个样板，保持军人的超脱和威严。
长江水仍旧在那里浩浩荡荡，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
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决开黄河大堤，用黄河之水阻挡北方日军。
他现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早在一个月前，陈果夫呈上一份报告，提出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口附近掘开黄河北大堤，让黄河水去淹北岸的日军。陈果夫的理由是：黄河水对于守卫南岸的中国军队和守卫北岸的日军，都是一大危险的东西。如果日军先打开南大堤，则我军将被水淹。既是如此，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趁日军尚未动手时，打开北大堤。
蒋介石当时想：决堤放水，虽可淹敌，但必殃民，这功与罪，是与非千秋难辩。所以，他只在陈果夫的报告上批了个“电程长官核办。”
显然，蒋介石要把这件干秋难评的麻烦事推给程潜去处理。你程潜的一战区正好与日军隔河相峙，你若不想让日军放水淹你，要来个先下手为强，捅开北大堤，他蒋介石就来个睁眼睛，既不主张也不反对。今后历史上论功论罪，全都是当事人的事，他蒋某也摊不上。
但是，殊不知，程潜也非等闲之辈，对这种摆明了当替罪羊的事，程潜干脆束之高阁，非待蒋介石白纸黑字明确指令，这事是能拖就拖，能不办就不办。
现在，蒋介石的桌上堆着一大叠建议决堤放水的电文、报告。他随手翻阅着，认真思索各电文上提出的决堤理由。本来，他应该在每一份电文上签字的，但他觉得此事太复杂，在历史上的关系又太重大，因此，未在任何电文、报告上签字。
6月1日，程潜的电报上认为：“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之线，不惟平汉铁路郑汉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敌遮断，而且此后敌人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来亦可进逼洛阳和西安，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
蒋介石苦笑笑，有那么严重，你程某为啥还不动手？非要逼我明确下令才干？滑头！
此时，陈诚等人来见，一致竭力主张立即决开黄河南堤，阻敌西进南下。
蒋介石感到别无它法，乃定下决心。叫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立即密电第一战区长官部，决堤放水。
程潜等的就是这道命令，现在既有把柄在手，立即放心大胆于了起来。一战区长官部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会议，研究掘堤问题。最初选在中牟县境内的赵口，令20集团军所部第53军的一个团执行这项任务。于6月4日上午六时开始行动。一个团的兵力挖了一天一夜，未挖开。第二天又加派一团兵力，又挖又炸，由于黄河岸边流砂土质问题，没有成功。
6月6日。再以一个团的人力，重新选址开挖缺口，经一天一夜苦战，仍告失败。
蒋介石得知一二次掘堤失败，异常焦灼，因此时日军第2军主力倾巢西进，已到达开封与兰封之间。
第一战区长官部也很着急，又把这任务交给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蒋师长带着参谋人员到现地勘察，把掘堤地点另行选在郑州以东不远处的花园口。
蒋师长的方案，得到军方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专家同意，认为在此处决口，可使黄河之水向东南而行，经过中牟、尉氏，扶沟、华西（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注入淮河，可以达到阻敌南进的战略目的。
蒋在珍用了两个团的兵力，在黄河大堤上五十米的宽度开挖口子。由于这里的堤坝异常坚硬，开挖不动，只好用炸药炸，大炮轰。
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震惊中外的黄河决口掘就。
黄河之水，居高临下，似万马奔腾，汹涌咆哮，一泻千里。
决口越冲越宽，越冲越大。第二天，不知是夭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无际的奔腾咆哮的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四十四个县市，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泽国，民众死伤者不计其数，无家可归者不知其数。
在黄河决口前，凶恶的侵略军之第14、第16两个师团各一部人马，分由两路攻入中牟、尉氏、新郑，并已切断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线。该两路日军被黄河水切断退路，被一战区部队全歼，日军辎重弹药亦损失较重。第2军主力各师团此时正好推进到开封以南地区，突被新黄河遮断去路，只好望洋兴叹。
6月9日，深夜。
蒋介石接到程潜急电：黄河决口成功，日军受阻新黄河东面。同时，程潜建议向外宣传为日军所为：
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年附近血战，因
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年以
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
军。蒋介石深感此事罪恶深重，不敢承担责任。为了把这罪责推到日本人头上，而且还要把谎话编得更像。马上密电程潜，指令三点：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大堤；
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三、第一线各部须向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注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此后，蒋介石虽接连下令国民政府和河南、陕西等省，作好接收、安置、救济黄泛区灾民的工作，但那只是一些小的补救而已。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纷纷开动宣传机器，把这一事件强加到日本人头上。
6月11日，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专电：
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6月12日，中央社又发专电：
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
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
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猛涨，无法挽救。
6月13日，中央社报道：
敌机猛烈轰炸我黄河沿岸工事，致将赵口、花园口
方面河堤炸毁决口，泛滥成灾。行政院于昨日召集关系
机关，商讨救济办法。
6月30日。
陈诚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对黄河决口之事，他重申了中央社所报道过的说法后，又说：“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不知忏悔，它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报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加在我们身上来，说我们自己毁决的。”
各国记者纷纷要求到黄河决口现场采访。
蒋介石没有阻拦，但密令一战区赶紧做好“接待”工作。记者来到现场见到的是被“狂轰滥炸”过的决口，以及一战区大批官兵和许多民工正在“奋力堵决口”。
此事虽暂时蒙混过关，但仍为一些人看出破绽。法国记者不久在报上发表评论：
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
军的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之命，换取日本人一个性
命，亦未始非计……
黄河决口，造成了从郑州至蚌埠地区的长约一千多里的大地障。日军自北南下包围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进攻郑州的日军第2军主力，不得不改变计划，掉过头来，沿着漫长的黄泛区东北面艰难地绕行，向合肥地区集结。然后，于8月底，才从黄泛区南面（淮河南侧）向信阳方向进攻。这一过程，使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三个月。同时，使日军原计划利用淮河为水运交通，向信阳进攻的目的破产。
华北日军向中央陆军部报告：
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我军进去，6丹上旬于郑州东北
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采取了水淹战术。
形成了经由中年、蔚氏、周家口、颖州连接淮河的大地
障。由于新黄河的泛滥，情况严重，看来以主力从北方
席卷武汉似有困难。
因此，日军总的战略计划也被迫更改。即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变更为以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
3
6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回顾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交战的各次大的战役，分析了敌我兵力和作战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军队进行武汉会战的战略和作战指导方针：
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
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并相机与敌决战；
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巩固武汉核心。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构筑完善坚固阵地。同时，沿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和江防要塞加强兵力，以迟滞日军的进攻；
四、各部队要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我军行动主动，以达到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会战。由于日军主力从长江东面而来，蒋介石则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战场：
江北战场，以二十三个军为基干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主力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面的信阳、商城地区；另将一部兵力配置在大别山以西的长江北岸一线。
江南战场，以二十六个军为基干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主力配置于武汉以西的长江南岸沿线。
南岸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因此是武汉会战的主战场。
蒋介石倾其空军全部战力，计战斗轰炸机100余架，全部投入会战。
海军全部，战舰40余艘，亦全部投入会战。
蒋介石豁出去了，将凡能动用的部队全部调用武汉参战，总计五十个军，一百二十九个师，一百一十余万兵力。
在进行了上述军事部署之后，蒋介石下令：限8月15日以前，驻武汉三镇的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全城居民一律撤退到重庆、昆明、宜昌、湖南、西安等地。只留他的军事指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指挥作战。
蒋介石深感此次决战之惨烈，于一切布置就序之后，拖着有些疲困的双腿，站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和全国同胞发表具有悲壮色彩的声明：“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以来，已经作战的经过，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此在上海与鲁南各阵地战中，皆足证明”。
“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的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保卫大武汉”的目的，仅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非真要保卫武汉这一城一地，当然能保卫，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军方上自统帅部，下至在华作战的部队，也在这同时，改变了过去一贯坚持的速战速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企图。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方面企图一举歼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他们接连策划并发动了华北会战，欲一举歼灭宋哲元第29军主力；山西忻口会战，欲歼灭晋军主力；淞沪会战，欲歼灭华中中央军主力；徐州会战，再次欲歼中央军主力。但日军的这一系列企图都全部落空了。徐州会战之后，日军中央统帅部和在华部队，就再也不搞“一举”的虚劲了。
5月末，日军统帅部在关于向攻占汉口态势转移的作战方针中，就只羞羞答答地要求向武汉进攻的华北、华中日军攻占汉口，尽量消灭敌军。”尽量，也就是说能消灭更好，不行作罢了，但必须占领武汉。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的关于攻占汉口的第188号指示和参谋总长下达的第250号指示中，就完全见不到“歼灭”的字样了，把武汉会战的战略目的，明确为“攻占汉口，‘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数十万大军，万里征战，只是为了占领武汉日本天皇和日军统帅部为什么明知不能歼灭中国军队而发动这样一场宏大的战争。
日本限于人力物力，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日中战争，但他们的“和平，是基于中国政府投降基础上的。因此，他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倾其国力速战速决，实践证明不可能：重新宣布要以蒋介石为对手，商议停战吧，又大扫天皇的面子。
因此，只有这个办法，再努一把力，把蒋介石从中原驱逐出去，天皇在下令进攻武汉时，指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为地方政权。”
大战的目的是想通过占领一块显眼的地盘，使中国的合法政府降个格，这肯定又是一厢情愿的事。战后，日本一些战略家认为，近卫首相那个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给日本战时政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惨败。
由于黄泛区的阻挡，迫使日军重新拟定作战计划。
4
6月8日．日军第6师团，从安徽舒城地区南下，于6月18日攻占了潜山，加强了波田支队的攻势，同时也稳住了该支队的后方。
安庆失守，马当、湖口等地就成为武汉的前哨阵地。
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会同第九、第五战区部队，在马当至汉口间，构筑若干处要塞炮台，设立江防要塞司令部，以谢刚哲为司令官。要塞司令部将所属军舰炮艇和海军陆战队，统编为三个总队。
第一总队：驻防九江上游的田家镇、葛店一线；
第二总队：驻防马当要塞；
第三总队：驻防湖口要塞。
为便于海、陆军协同作战，防守长江水域。在马当和湖口要塞司令部之上，又设马湖要塞指挥部，由陆军第16军军长李蕴衍兼任指挥。马当要塞由陆军王锡焘充任要塞司令；湖口要塞由陆军第77师师长彭位仁充任要塞司令。
6月14日。
安庆失守在即，鏖战炽烈。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乘坐军舰，从武汉顺江直下，亲赴前线指挥海军作战。是日黄昏撤出战斗，从安庆返航。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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