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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决战[孙挺信]-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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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的老部下，原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工作总队少将总队长刘培初（已转任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长），也跳出来跟着陈长官大反汤恩伯、还投书揭发了汤恩伯“四不和”的罪行。
河南党政代表团的一些政治嗅觉特灵的人物，也从检讨会上跳了起来，义愤填膺地控诉汤恩伯的十大罪状，这些人还联名写请愿书，要求蒋介石严办汤恩伯。
在陈诚的胁迫下，汤恩伯只好硬着头皮当众检讨交待错误和罪行。但是，当大会一完，汤恩伯就翻脸不认帐，跳起脚大骂：“陈矮子，这回整得老子好苦，妈的浙江人还整浙江人。总有一天整到他自己头上去！”
接着，汤恩伯接到蒋介石电令：离开一战区，前往重庆接受统帅面训，听候处理。汤恩伯只好打点行装，带着几个亲信随从，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地离开部队，取道陕南前往重庆。
4
1944年春季。
东条英机在决定打通大陆走廊作战的同时，又向太平洋“绝对国防圈”上增加和新设了第31、第32两军和第7方面军，使美、英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受到异乎寻常的顽强抵抗。
为了牵制日军兵力，策应太平洋反攻作战，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在缅甸北部发动反攻。部署于印度东部英帕尔和科希马地区的英军第14集团军和印军一部，奉命向印、缅边境推进。
3月5日，温盖特少将的英军远程迂回突击部队约一个旅的兵力，在日军缅甸方面军第15军的后方伊洛瓦底江沿岸空降成功。
在这之前的1943年11月，史迪威将军指挥着中国远征军新1军和美军第5307暂编团组成的中、美联军，从东印北部的利多向缅北进攻，旨在打通滇缅公路。到1944年3月，中、美联军推进至缅北胡康谷地，与日军第18师团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
日驻缅方面军对温盖特空降兵造成的威胁并不怎么理会，只用少数部队进行封锁作战。驻缅方面军主力第15军却倾巢而出，对英帕尔地区的英、印军予以迎头痛击。
3月8日至15日，日军第15军主力第31、第33、第15三个师团，在第5飞行师团配合下，突过缅北亲敦江，向东印边境进攻。
3月16日，第33师团将印军第17师包围子印缅边境的通赞、新盖尔之间的狭窄谷地，同时还将印军中的许多劳工、一千多辆汽车、二千多头家畜也囊括在包围圈中。
当天，日本各大报刊电台宣称；缅甸前线的歼灭战达到最高潮，完全截断了英、印军退路，万余敌军在通赞的烈火中挣扎。
3月17日，罗斯福急电蒋介石：
……新编第1军正予日军第18师团以沉重打击，日军缅甸方面军主力已被拖在英帕尔及阿恰布方面。英空降部队正在威胁第18师团背后，对此请予注目。盟军如失此良机，日军恐将重整旗鼓再度进攻。预料胡康方面之第18师团必将求援，对此可能由第56师团抽调一个联队。
望阁下命令云南军司令长官发起攻势，使此大好机会得到发展……
蒋介石完全明白，罗斯福此时敦请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主要是解英、印军在英帕尔平原之围，蒋介石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拒绝令远征军出击缅甸。
第一方面，当时日军打通大陆走廊作战尚未开始，但他已从日军大量转运中国等迹象中预感到，中国将面临一次异乎寻常的进攻。因此，他正准备把云南远征军调往内地，作为反击日军这一大进攻的骨干力量。
第二、在开罗会议上，蒋、邱、罗三人曾商定，反攻缅甸由中、英两军共同进行，即英军从缅甸沿海登陆进攻，中国远征军队云南打出去，两头夹击缅甸日军，收复缅甸全境。但是，开罗会一结束，邱吉尔就不认帐了，拒绝出动海军舰队和陆战队向缅甸沿海进攻。蒋介石也幸灾乐祸，认为缅甸本来是英国属地，占领与否，与中国并无多大关系。你英国人都不愿打，我中国人何苦操那份心。
拖了十天时间，蒋介石才给急得坐卧不安的罗斯福回电。在说明中国面临的紧张突变形势后，说道：
……中国为能对盟军及中国自身尽到义务，当前之重要课题为：
一、必须倾全力保持作为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唯一地面基地之中国战区。
二、因盟军决定不久将为进攻日本本土进驻中国沿海基地，中国需要为此进行准备。以上乃中国方面当前之重要事项。同时考虑到中国在过去长达七年的对日战争中所承担之兵力、物资已达巨大数量。强使超出中国之国力，必将招到灾难，并为云南、四川乃至全中国造成深刻影响。倘如此，恐将招致日军入侵云南、四川以及新疆革命、山西赤化与最终全国赤化的新局面，进而使我政府无法尽战争之义务，以至失掉对日作战之基地。权衡上述理由与中国之义务，如目前中国战区不能适当加强，自云南发起攻势则不可能。在开罗会议之际，余曾向阁下言及，一俟英国在缅甸沿海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我主力当立即对缅采取攻势。
此一约定，现今仍当有效。
正因余考虑缅甸之军事地位，理解协力之必要，故已同意自云南派往印度两个9师，以增强新编第1军。总之，余深知中国对东亚地面作战所肩负之重任，并感谢迄今给予中国之援助。
请对阁下之盟友，寄予一如既往之信赖……
3月末，日军三个师团在英帕尔、称希马地区，对英、印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追击歼灭战。
3月27日，日军前线报道：战火在英帕尔平原燃烧，敌第4军的根据地陷于极度混乱中，败敌两个师的大兵力拥进了英帕尔平原，造成了大混乱。
英、印军吃紧，罗斯福着急，于4月3日，再次电催蒋介石令远征军反攻缅甸。电文云：
日军目前对英帕尔的进攻，其目的在于截断印、中联系。如攻势得逞，日军下一攻击目标无疑为胡康之新编第1军，其次为阁下之云南军。
当前缅甸西部及缅甸西南沿海虽正在激战，但独怒江前线平静。如此，日军得以抽调第56师团之一部，以对付英空降部队及新编第1军之威胁。
对阁下美式装备的云南军不能进击已被削弱的第56师团，余实难想像。即使区区一个师团的炮弹能在怒江江畔干扰贵军，亦无力阻止贵军之进击。我方过去装备、训练阁下之云南军，正为在此时机予以利用。
云南军如不能用于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提供训练教官等我方费尽心血的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日军在英帕尔、胡康、阿恰布方面作战，七个师团之大部正在展开。
余殷切希望阁下迅速采取行动。
对于罗斯福总统这一措词强硬的电报，蒋介石于当日回电，表示抗议。因为当时日军从山西黄河北岸的大规模进攻已迫在眉睫。
4月4日。罗斯福不顾蒋介石的抗议，再次致电，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要求蒋介石履行同盟国义务，迅速越过怒江进攻缅甸。
蒋介石也火了，采取软抗，不作任何答复。
罗斯福更火了，认为蒋介石大自私，只要美援，不履行共同的义务。4月10日，史迪威将军奉命停止了对中国远征军的物资供应。
4月14日。
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态度，指示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向中国远征军下达了反攻命令。
中国远征军是一支经过蒋介石在中国精锐部队中挑选出来，又经过美军在云南严格训练，配备美武装备的精锐之师。它是蒋介石的本钱和骄做，但若没有美国资助，恐怕难以成其为远征军。
1944年4月，在卫立煌司令长官指挥下，在怒江东岸发动北缅反攻的中国远征军部队有：霍橙彰将军第20集团军所辖第53、第54两个军。宋希濂将军第11集团军所辖第71、第2、第6三个军。何绍周的第8军。
5
1944年5月25日。
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和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以及参谋人员飞抵武汉，分别将总军和航空军战斗指挥所推进到汉口，以便就近指挥打通大陆走廊第二阶段作战——长沙、衡阳会战。
在这之前，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已将主力悄悄地集结到长江沿岸；日本国内的第47师团和新征招的十万补充兵及战马四万匹，已顺利运达武汉，补充和加强第11军战力；在日本首都东京担任防空的最新“四”式战斗机第22战队，亦安抵广东和武汉机场；担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作战的华北方面军第27、第34两师团和坦克第3师团一部，亦巧妙地南下，集结于武汉地区。
当天夜里，在汉口第11军司令部（派遣军前进指挥所设于此），由总军召开各参战部队兵团长会议。
（火田）俊六总司令官讲话：“我方投入长沙和衡阳作战的兵团为：第11军七十个大队；第1军第37师团、第13军第64师团、独立步兵第5旅团、第1、第2、第4三个野战补充队，共三十个大队；华北方面军坦克第3师团一部，第27师等部三十个大队；华南方面军二十个大队。地面陆军部队共计一百五十个大队。另外，还有第5航空军，两个飞行师团，海军舰队和陆战队协同作战。这是自我军对中国开战以来，使用兵力最大的一次作战。”（注：1938年武汉会战，日军地面部队为一百四十个大队，航空兵约一个师团；1942年摧毁浙江中、美航空基地，日军地面部队为八十二个大队。）
（火田）俊六接着说：“总军判断，敌第九战区部队加上第六战区可能增援的部队在内，在我军进攻长沙时，敌方使用的兵力约为四十个师；我军进攻衡阳时，预料敌交战兵力为五十五个师左右。区区五十五个师；在我如此强大的步空兵团面前。是不足为虑的。”
“本次作战，攻克长沙是重要一环，自应全力以赴。但是，我军此次所用兵力，长沙一举可破，不成问题。战局的关键在于，我军攻克长沙之后，向衡阳进攻时，中国远征军可能回援反攻。这是本次作战的最大危机。因此，在远征军到来之前，能否攻下衡阳，是本次作战成败的关键。总军要求，所有参战兵团、务必重视作战速度。陆海空军紧密配合，快速推进，抢在远征军到来之前，一举攻占衡阳城！”
“由于本次作战涉及几个方面军部队参战，总军将亲自负责协调指挥。战场总指挥由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担任。”
在此之前，横山勇的几位前任，曾指挥第11军同薛岳将军的第九战区进行过三次长沙会战，三次都以第11军的失败而告终。横山勇认真研究了这三次失败的原因，从中研究了薛岳将军的战略思想和第九战区的作战特点。在此基础上，横山勇制定了第四次进攻长沙和进攻衡阳的作战方案。其总的原则是：第一，将兵力分为两个梯队，前后两次出击，对攻击目标进行波浪式的交替推进，交替攻击；第二，置强有力的精锐部队于两翼，造成对方中心地区的空虚和孤立，以便攻击夺取之。
就这两点，对于在湖南省这样的山岳水网地带进攻作战，堪称一绝。
横山勇向参战部队的将军们指示：“这两点完全是针对薛岳第九战区以往一贯战略、战术来的。因此，在进攻时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当我军第一梯队全线进攻时，中国军队必然以有力部队从两翼侧击，尾追。我第二梯队的进攻，正好将这些侧击和尾追，以及破坏后方交通的中国军队夹在中间，予以歼灭。第二，我第一梯队全线进攻，快速推进时，中国军队必以精锐主力从两翼运动，以期包围我军进攻长沙的部队。这是以往三次进攻长沙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此次进攻，我军特配置精锐的优秀兵团于两侧，将中国军队两翼山岳丛林中的机动兵团变为内线被夹击状态。这样中国军队就无外线机动兵团可言。长沙重地成为孤城，我军预定的攻城兵团，尽可放心攻城，无需担心被敌包围侧击。”
此一计谋确实是取胜之策。它摆在第九战区面前的有两种选择：第一，要使自己的机动部队处于外线，就尽早退得远远的，不要去救长沙城，听凭日军占领长沙好了。第二，若想救援长沙，或尾击牵制进攻之敌，自己则被置于前后夹击、左右受敌的死地。
厄运已经注定。
（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决定：进攻长沙的日期定为日军战史上最“光荣的纪念日”——5月27日一1904年的这天，是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打败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日子。
5月中旬。
长沙，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
第30集团军第34师101团团长骆湘浦匆匆赶到，向薛岳司令长官报告一个十万火急的情报：“据刘立藩处传来的情报，日军正在武汉地区大量集结，征集民工，准备向长沙大举进攻。同时，日军鉴于三次长沙会战，从正面进攻失败的教训，今后将以大兵团从湘赣边境插入，指向株洲以南，围歼长沙外围机动部队。”
刘立藩当时任汪伪政权武昌市长，此人为重庆军统方面人物，打入日伪营垒为抗战服务，他的情报一向较为准确。但是，这个情报并未引起薛岳重视。他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事吃紧，正急于从中国抽兵南下。再说，日军调集了华北和武汉的兵力，正在进攻豫中平原，不可能再有大的兵团向武汉集结。还有，目下正值夏季，湖南的稻田、堰塘和江河湖泊都蓄满了水，最不利于机诫化部队行动。基于以上情况，薛岳非常自信，日军不可能在这个倒霉的季节向长沙进攻。
薛岳和许多人一样（包括罗斯福、邱吉尔）还不知道，日本于1944年初猛然扩编新设了三十二个师团。这一数量相当于日本1943年兵力总数的一半。当然有能力在进行豫中大会战的同时，再增加兵力于中国，进行长、衡会战。
又过了几天。
第27集团军之20军军长杨汉域将军来长沙向薛长官报告：“本军在临湘敌后打游击的一个营，近几天接连向军部报告，日军已在临湘、岳阳一带大量集结兵力，准备进攻长沙。情况异常严重”
薛岳对此付之一笑。认为是下级军官被敌迷惑，大惊小怪。因当时豫中大战仍在进行，日军必然在长江岸边虚张声势，向南佯动，以牵制南岸部队。
翌日，机要秘书送来重庆统帅部发来的十万火急的军情通报：现已证实，有大量日军集结于湘北和鄂东南通城，崇阳一线，目前正向南移动占领前进阵地，准备大举进攻长沙。
薛岳这才吃了一惊。
当天夜里，第九战区长官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御敌方案。会上因意见不同分成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以战区代理参谋长赵子立将军为首的人认为：日军进攻豫中平原所动用的兵力，规模空前，从目前得到的情报看，日军进攻长沙的兵力也是规模空前，又加上日军有三次长沙会战吃败仗的教训，必然采用新的方法来攻。因此，我们必须确定新的作战方案。以薛岳为首的人坚持认为，日军可能用较大兵团来攻，但决不是所谓规模空前，大得可怕。同时，这山这水这地仍是以前的模样儿，日军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纵有千变万化，也逃不脱“天炉战法”的天罗地网。
最后，当然是司令长官薛岳的意见占主导，仍按老办法布置兵力，迎击来敌。薛岳唯一接受了一点新东西，就是鉴于最近蒋鼎文的长官司令部被敌打掉，使一战区陷入大混乱的教训，为防万一，决定将第九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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