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研一不爱上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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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身体虚弱引起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吧。可是他从来就不会特别介意妈妈的手。不过我想妈妈为了研一，想必也是小心翼翼地洗了很多遍吧。
　　当时的我并不会反抗，一切都只是照他所说的去做。如果是现在，我肯定会说：“别开玩笑了！自己去盛饭！”现在大人不在家，只要吩咐孩子们自己到冰箱去拿东西吃就好了。但那个时代，不管哪个家庭，准备三餐的总是包括母亲在内的女性。因为在那时，为家里准备好晚餐是女性理所当然的责任。所以倘若妈妈碰巧在吃饭时间须出席丧礼等无论如何都推不掉的要事，她一定会在餐桌上留纸条，详细指示我要这样做、那样做，以及她几点会回来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确堪称时代的模范母亲。
　　

让爸妈伤透脑筋
此外，九州特有的男尊女卑观念也对妈妈影响颇大。妈妈虽然一直无法适应九州的生活环境，但因为嫁给了爸爸这个九州男儿，她也日渐认同了九州女人的传统想法与观念，不管做什么事总是爸爸优先，接下来是研一，最后才会轮到我和妹妹。
　　虽说受到这种九州风俗的影响，但妈妈对研一过分的溺爱还是相当不寻常，她常叨念，研一是个优秀的长子，因此背负了父母的厚望；这当然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说实在的，我也一直很嫉妒妈妈从小就只对研一特别好。只要是和研一有关的事，妈妈就另眼相看，样样说好，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让我常常会想，有个儿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后来我自己当了母亲，在养育女儿时并没有像当年的妈妈一样。或许对世界上所有像我妈妈那样的母亲而言，儿子的存在是相当特别的吧。因为妈妈总是对爸爸爱理不理的，甚至可说是全然不顾。虽然吃饭和洗澡的顺序还是爸爸优先，但我觉得妈妈连做梦的时候，也只会想着儿子一个人的事情。
　　这与研一是同辈第一个出生的男孩也有关系。在研一出生前，母亲的娘家接二连三地都只有女孩出生，因此研一的出生多少为妈妈带来一点优越感。直到现在，我都还可以感受到妈妈为此事感到的骄傲与喜悦。
　　今天研一对母亲千依百顺，我想这离不开从前妈妈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的无怨无悔的爱。而我最喜欢研一的地方，就是他将父母亲都如宝相待。每次我和溺爱长男的妈妈回忆往事的时候，她总会反驳我说：“你怎么就只记得这些不愉快的事呢？”尽管妈妈这样说，艰辛的过往却仍是个无法抹灭的事实。
　　

做不成医生和音乐家
研一还小的时候，妈妈希望将他培养成医生。大概只要孩子的成绩优秀，做父母的都会这样想吧。但是上国中后，有一次研一在用美工刀雕刻时，不小心切到手。看到自己的鲜血喷溅而出，他竟脸色发青地昏了过去。目睹此事的妈妈第一个念头不是帮儿子急救，而是大失所望地说：“啊啊一点点血就吓得昏倒，这孩子看来没希望当医生了。”
　　让研一长大后当医生是妈妈一厢情愿的想法，当不成倒也无所谓。研一自己想当单簧管演奏家的梦想，才真正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之前已经提及研一对单簧管狂热的钟爱，因此我对他在高二的时候忽然对爸爸说出“想进东京艺术大学专攻单簧管”这样的话丝毫不感到奇怪。研一自己到现在也常提起这件往事，看来他当时是相当认真地在考虑要成为单簧管演奏家。
　　但这对于出生于明治时代的九州男儿爸爸而言，他是完全无法理解儿子的这种梦想。在他的心目中，音乐家根本就不是男人该做的行业，更何况是单簧管演奏家这种像站在巡回小乐团前头踏步吹笛子的小角色一般的梦想。爸爸义正词严地激烈反对：“大前家的长男怎么可以吹单簧管？”两人因为此事天天吵架，以致后来研一和爸爸之间的感情一直都不太好。
　　最后的结果是，研一被迫放弃了报考艺术大学的梦想。我不知道这对研一的人生究竟是好是坏，但有一次在纽约搭计程车时，司机告诉我：“我本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专攻单簧管，但那毕竟养不活自己，所以现在才会在这里开计程车。”我将此事告诉研一后，他也只是冲我苦笑。
　　研一的好朋友当时也曾经劝他：“如果你真的成为单簧管演奏家，却有一天突然讨厌起单簧管，那就无法再活下去了呀。倒不如找个正当的职业，然后将吹奏单簧管当做自己的兴趣。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想这个朋友的忠告也一定起到作用了，研一终究还是打消了报考艺大的念头。
　　虽然研一因为缺课太多，差点儿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但因为他成绩优秀，便理所当然地报考了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这两所知名的学府。
　　研一在东大报考的是法学院（文科一组），第一次考试虽然顺利通过，但因为他是个肠胃相当敏感的孩子，在第二次考试（译注：日本大学入学考试是各校各系独立招生，考试分成前后两次，在不同日期举行）时不小心闹肚子，因此没考成。而同时报考的早稻田理工学院倒是考过了，于是爸爸勒令他就去早稻田大学。
　　当时研一自己很想入读东京大学，甚至向妈妈提出要补留一年重考的要求。但爸妈担心这个神经质的孩子会受不了一整年补习生活的折磨，最后还是让他去早稻田大学念书。尽管这所学校并不是研一的第一志愿，但正式入学以后，倒也过得挺愉快。研一在大学里对单簧管的狂热有增无减，甚至还正式加入了早稻田大学的交响乐团。我还记得早大交响乐团在日比谷公会堂举办演奏会的日子，正好就是甘乃迪总统被暗杀的当天。
　　

打工做导游，个性大变
研一在大一的时候考取了口译导游的资格，因此大学四年间一直做着导游方面的兼职。这一切全是为了单簧管。早稻田大学交响乐团虽说由学生组成，却是个相当正式的音乐团体，研一那便宜的单簧管自然派不上用场。但是，当时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起薪才九千日元，法国制造的单簧管价格却竟高达七万日元，而且A、B两种都需要买（译注：单簧管常用的有A调、降B调两种，音域略为不同），这般天价叫人如何负担得起。研一当时就是因为被钱所逼才会想到要考取口译导游资格的。
　　在当时，要考取口译导游的资格必须通过运输省（相当于国内的交通部）的国家考试，英文程度也必须很好。研一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美军的“远东广播网”（FEN）和日本广播电台（NHK）第二电台的广播节目，为了这个考试，他逃了一个月的课，在家听FEN练习英文的发音。除了英文能力以外，口译导游资格还要求全盘了解日本的史地知识。研一从小就喜欢地理，为了考大学也读了不少书，因此顺利通过了这个考试。
　　一心想赚钱的他从此成了口译导游，拿到的月薪高达二十万日元。买法国制造的单簧管自不必说了，他的薪资甚至还打破了当时学生打工所得的最高纪录。
　　口译导游这份工作还为研一带来了额外的收获——他的个性由此变得圆融多了。因为需要为外国人担当导游，他不但学会注重女士优先的观念，更学会了为客人们设身处地地着想。在这之前，我因为他神经质的可怕个性，常常尽量避免跟他说话。然而自此以后，研一的个性开始变得温柔多了。
　　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感谢口译导游这份工作的，就是研一在外国人面前的自卑感消失了，还认识了很多来自海外的大人物。直到现在，他还和一些当时认识的美国人维系着良好的友谊关系。我想，这份口译导游的工作，一定为现在的国际大师大前研一奠下了稳固的基础。
　　

团队中的麻烦人物
因为同时兼顾学业、单簧管以及口译导游这三样工作，研一在大学时代的出席率依然很低。尤其是在春、秋这两个观光旺季的时候，他竟然有一半以上的课缺席。像他这样的学生居然可以顺利毕业，研一自己也说真的要感谢同学们，代他点名、伪造签名、代他出席，等等，当时可说是使尽浑身解数才顺利过关的。
　　受到口译导游这份工作的影响，研一的个性被磨得柔软多了。当时我有上基督教会的习惯，研一竟主动要求要跟着我去。那时他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还就读于东京工业大学研究所。
　　我和研一上的教堂就位于现在横滨球场的美军专用基督教堂。只参加礼拜实在有点无聊，后来便加入教堂的圣歌队。就这样，我们每个星期三都会练唱星期天做礼拜时要唱的圣歌，同时还能领到圣歌队的薪水。在当年，五千日元的薪水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当时在丸红饭田公司（今天的丸红株式会社）的月薪是八千五百日元。在这样的物价水平下，我们每个星期只要去两次教堂，就可以拿五千日元的薪水。
　　因为一起上教堂的关系，我和研一日渐变得很要好。还曾经因为每个星期天都一起出门，被不知道我们是姐弟的邻居问：“你们家的大小姐是不是快结婚了？”他们大概总是看到我和年轻男性走在一起，才误以为我已经订婚了吧。
　　才在圣歌队待了一年左右，积习难改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开始怨声载道，提出诸多意见，比方说不想只当合唱团成员，想要独唱，或是嫌当时的乐团指挥莎拉？威尔曲的表现不好，提议让自己代替她指挥等等因为是美军教会，这些要求当然也得用英语来说。当时研一的英文程度进步神速，因此一字不顿就哗啦啦地脱口而出。不过，虽然让指挥下台的提议理所当然地被否决，教会倒也真的为他在礼拜仪式中单唱或吹奏单簧管等提供了机会。
　　当时在教会负责弹奏管风琴的人，是现在决策系统研究株式会社的董事长饭久保广嗣先生，一直到现在，我们两家都还是好朋友。
　　如果将这个基督教堂的圣歌队也算进去，研一的大学、研究所生涯中忙着做的事情就兼顾四样了。因为如此忙碌，以至研一无暇顾及学生运动或交女朋友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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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都全力以赴
虽说如此，研一打从娘胎中带来的反叛精神可是一点儿也没改变。为了申请东急东横线的快车停靠在离我们家最近的白乐车站，他曾经满腔热血地参加了请愿运动。研一推举了当时神奈川大学的米田校长做代表，并召集了前众议院议员加藤尚彦，以及之前提过的大井晴策先生，一起在白乐车站如火如荼地推行签名请愿活动。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其他支线经过的理由，这项运动终告无疾而终，但可从中看到研一一如既往的个性：一旦一头栽进什么，绝不善罢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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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大前妈妈
从搜真女中毕业后，我进入丸红饭田公司（今天的丸红株式会社）就职。在丸红上班的那段日子是多姿多彩的，从来都没缺过约会的伴。
　　这并不表示我特别迷人，而是因为当时丸红的女性职员还不到百分之十，因此只要是女性都很受欢迎。
　　住在田园调布的外婆当时还开班教导茶道和插花，而我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在学这些手艺。上班后，每逢周六我都会以去外婆家学习为借口跑出去约会。
　　为了瞒过妈妈，约会完了以后我总会绕回外婆家，再带一些花回家。
　　就这样，我并没有和任何一个特定的对象约会，而是和很多不一样的人出去，享受那份浅尝辄止的快乐。其实，虽说是约会，不过也就是出去喝杯茶或吃吃饭而已。
　　当时爸爸和丸红也有过生意上的往来，经常会到我们公司来拜访。于是下班后我常常和爸爸一起去吃东西或喝喝酒，这些美好的回忆也很难忘。
　　当时所谓的派对指的就是舞会。除了全公司上下一起举办的圣诞舞会外，还有像单身宿舍主办的舞会等。公司的单身宿舍不只一栋，若不小心只参加了某个特定宿舍的舞会，很可能会被谣传与那个宿舍里的某某人在交往。因此我若是要参加，就会参加全部的舞会。
　　妈妈从小就非常喜欢跳舞，结婚以后虽然继续在练舞，但跳舞毕竟得男女配对，因此，她每次出去练舞时都会向爸爸交待说“去练体操”。爸爸想必也不知道妈妈在婚后还想继续练舞吧！
　　因为妈妈总抱怨说：“身边没有会跳舞的男生。”有一次，我邀她一起参加丸红的圣诞舞会。舞会的会场设在会堂，场面相当壮观，对我们而言，这次舞会的意义非同凡响。当时丸红有几位曾是东大舞蹈社社员的男士（编按：东大舞蹈社的实力在东京六大大学中名列前茅，东京六大是指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和立教大学），我打算让妈妈与这些舞技超群的同事们共舞，因此特意邀请她参加这次舞会。
　　由于我在事前已千叮万嘱地交代过“我要带我的妈妈来，请你们一定要邀她跳舞”，因此舞会一开始，会跳舞的同事们就一窝蜂地挤到妈妈面前来邀舞，而我就像个透明人一样无人搭理。
　　邀请妈妈跳舞的人实在太多，以至有好多人还在排队——妈妈的舞姿太优美了。她因为有幸与舞技高超的男伴尽情共舞，而变得容光焕发。直到现在，当年的年轻男士半跪着向四十多岁的妈妈邀舞的情景，以及妈妈那华丽动人的舞姿仍历历在目。
　　离开丸红一年之后（我已持续上了五年的班），我和同在丸红共事的同事结婚，这是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事情。翌年，我的女儿真智子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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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进麻省理工学院
与此同时，多亏同学们的“代理出席”（编按：请求人代替上课的书面语），研一才好不容易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并继续进了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所深造。他在大学时代的专攻科目是应用化学，进了研究所后则专修原子能工学。
　　就在此时，研一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他获得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可以赴美深造。当时是一九七三年，研一才二十四岁。关于决定留学的始末，他曾经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处女作《恶魔的循环》中提过，我在此引用一小段：
　　那时，阴差阳错地得到意料不及的好机会，我竟然可以向麻省理工学院办理申请入学的手续！我在申请理由的那一栏里，填写了之前我想上（国内）研究所的三大理由，但我将里面较“地域性”的地方以较“国际化”的方式来呈现。
　　因此，我在申请表内写上：因为一块钱也没有，因此需要全额公费补助。然后还附加说明“我很优秀”。
　　后来，通过和入学审查委员会的会长谈话后才知道，在麻省理工学院收到的申请表里，有很多人是用这种手法来进行自我宣传的。尤其是印度人，如果只看那夸张的自我介绍，你一定会误以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天才。因此，委员会会长告诉我，校方其实在面对来自不同国籍与不同学校的申请表时，都准备好了不同程度的可信度“折扣率”。幸运的是，日本人生性谦虚，不太会使用夸大其辞的招数，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对日本学生的“折扣率”也就相对较低。而我那大胆的、虚张声势的请求就这样被接受了。
　　不久后，就收到了从麻省理工学院寄来的入学许可证书。随后的几天，“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的通知也来了，但通知上提出：“请参加留学测试之类的英文检定，我们会依学生的英文程度分班”。由于我从大一就开始做英文导游，因此对自己的英文信心十足。于是，我厚着脸皮回复说“我的英文程度受到敝国交通部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