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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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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以前的垃圾箱不是这样的，它每天都乖乖地呆在我的桌面上，不言不语，不声不响。满了，清空，清空了，再装满。似乎，它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了装满、清空、装满。现在，它终于耗尽了耐心，有了情绪。它*了，摆着一张灰突突的脸，我得罪了它似的。
公交车摇摆晃荡，也是个暴脾气的主。自从上班后，我就一直坐它。它每天打开门，装满人，再沿途一站一站清空，装满，再清空。如同我的那个生气*了的垃圾箱，终于忍受不了简单重复循环枯燥。但是，公交车它不能*。马路可不是我的桌面，公交车要是*，司机和售票员可不是我。我对我的垃圾箱束手无策，只能愁眉不展地看着它灰头土脸一副无赖相耗在那儿，不管不顾。我拿垃圾箱没辙，司机和售票员拿公交车可有招，一个电话，就有拖车来把公交车拉去修理厂，大卸八块就是公交车的下场。
所以，公交车不能*，只能发脾气。它脸红脖子粗，它高声大嗓门，它爱堵车的道路，喜欢人烟稀少的时段。但是，它的愿望和我的垃圾箱一个结局，除了最终报废，它们的愿望永远只能是奢望。因为，电脑的垃圾永远清理不完。同样，公交车上的人永远都是满的，这一站清空，是为了下一站继续上人，而且数量不会变少，更大可能是报复性反弹。
人多声就大，嘴多话题杂。
各种社会新闻的民间口头版，娱乐小道消息生机勃发，单位领导的龌龊和同事朋友间的小摩擦——这些信息的载体是各种方言夹杂着的普通话，于是，我的双耳就是通道，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在进去和出来之间，它们在我脑袋里纠缠交织，最后胜出的几个信息，还要再过招互掐。最终赢得胜利的，就心安理得地盘踞在我的记忆里，可能三两天，可能三两个月，才不情愿地逐渐挥发。
手里捧着书，不过是个摆设，字看不进一个，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更高，理所应当就比公交车的脾气大，它们暴躁起来，群魔乱舞。那就合上书，给文字们关上门，我不能污染了自己的脑袋，还连累无辜的它们。还是给耳朵里塞上喇叭吧，我让声音和信息不能进，无法出，我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行了吧？
音乐同样是信息，在两耳间流淌。于是哑然失笑，这样的我，不过就是一个垃圾箱，左右折腾，不过是更勤快地清空着。结局，还是为了装满。
凝心静气，我目前最需要对抗的不是公交车的暴躁，也不是信息的爆炸，是我那个该死的垃圾箱。如果它把灰色的脸膛再给我撂两天，电脑就可能会给我*。即使不*，它总可以怠工吧。我同样拿它没辙。
公交车里有人谈论怎么修理电脑的垃圾箱的吗？
我把耳塞拿开一个，世界的喧嚣争先恐后地挤进来，我的耳朵像极了早晨的公交车的上车门。最后，胜利的是一个女声，四川话倍儿溜。之所以她能胜利，并不是这亲切占据的上风，而是她的声音最坚持不懈。从我上车她就在打电话，一直到现在，她手机的发烫我几乎都能感受得到。
她在寻找一个朋友，嘈杂的车厢让她不得不增加声音的带宽，一再提高音量：他的电话号码是啥子？8911738几？7386……
哦，等一哈等一哈，我记一哈！他现在结婚没得？哦，没结。那他有女朋友没得？
……
四川话再亲切，可是跟我那个可恶的垃圾箱八竿子也打不着。终于熬到了我要下的站，那个四川话音调依然坚挺：对喽，你刚才说的号码是啥子哟，我忘记了，是8啥来着？
我忽地起身，不知是戴耳机的原因，还是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的嗓门压过了车厢里所有的声音：89117386！
镇住了所有嘈杂，我在满满一车厢的目瞪口呆里潇洒地刷卡下车。
看来我也出了问题。因为下了车，我诧异地发现我竟然坐过了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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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三百块钱
翻窗进屋的时候，我几乎是表演了。这栋楼我尽管没仔细踩过点，但楼体的建筑和设计显然是又落伍又弱智——百分之八十没有玻璃的楼梯窗户和居民的厨房窗户间只有一米，再下三滥的小偷都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翻过去。
同样，进了屋之后我也不用畏畏缩缩藏头掖尾，因为我有一张没戴面具的鬼脸，能在一个照面就把人吓得瘫软。可这是我的过错吗？不是，那我只好资源利用。我已经习惯于在黑夜里游荡了。
过了厕所到客厅，我后悔了，这似乎是栋没人住的房子，灰尘和纸张的霉味充斥着，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过期发酵的酸腐。我正大光明地开了灯，因为在灯光下我的脸更具杀伤力。光线普照开来，我反倒被吓了一跳，天呐，满世界的书，看得我头晕。接着还有异响，好像是人垂死的喘息。
我的运气一向都是这么糟，糟得像我的脸。我碰到了一个犯哮喘病的老头子，从他那摆满了书的客厅看，这老头还十有*是个穷鬼。也许同是占了鬼的原因，我给他接了一杯自来水，让他吃下手里紧攥着的几粒药，接着，他才把扭曲的五官舒展开来。这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头还挺有个性，刚能喘顺气就给了我个意外，他说为了报答我他节省一点，能从每个月的退休金里省下三百块钱给我。
我笑了。虽然我的笑一向比哭还难看，但我还是笑了。这老头太逗了，他一语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每个月只偷三百块钱。晚上我睡桥洞，白天是三顿饭，一个月三百块钱正好够。
老头也跟着我笑了，他说我是义偷。我说不是，碰上有钱的我就不义了，这个城市脸被毁到要去做整容的老板渐渐多了，都是我干的。
我把老头扶上了床，看着他从床头抽屉的一本书里抽出三百块钱给我。这老家伙，连钱都有一股书香味儿。
每个月除了一号和十五号你都可以来，因为一号我女儿来看我，十五号我儿子来看我。不过咱们说好了，每个月只有三百，多了我也拿不出来。
没有条件吗？我真的有了兴趣，这么个脾气古怪的老头，我太想了解他了。
没有，如果你愿意的话，每次来拿钱的时候跟我聊聊天，听我说说话。老头挥了挥手，疲惫地示意我可以走了。尽管老头用手示意的是大门，但我还是从窗户走了，我突然觉得我不配走大门。
此后的每个月，我真的能从老头那拿到三百块钱。我当然希望不冒一点风险就能解决肚子问题，事实上，我的全部欲望也不过就是肚子问题。作为回报，我给老头烧烧开水，打扫打扫卫生，让他屋子里有点人气。之后，就是跟他聊天。他让我先说，我就先说，我在老家有个对象，可是想娶她要拿出一大笔彩礼来。于是我就出来打工，进了一家工厂，当了流水线上的工人。老板的心像他生产的电池里的炭棒一样黑，我的脸被硫酸毁了，他一分钱也没花就把我踢出了厂子。害得我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回老家没人敢认，不回家没口饭吃。
老头静静地听，等我讲完了，他也给我讲他的事，他的初恋，他的一双儿女，早逝的老伴。有时他还给我做饭，四菜两汤，只看一眼我就眼泪哗哗地淌。
后来熟了，我叫他老周，他叫我小飞。老周说，小飞啊，别再翻窗入户了，就是在大街上翻垃圾筒找吃的都比偷强。老周知道我不会生气，所以老周接着说，你去找份黑天干的活儿吧，那三百块钱你还到我这里拿，这你放心好了。
我摇头，经常到他这里吃饭，我已经用不了三百块钱了。我试探着向老周要几本书，老周说，你随便拿吧。我随意抽出一本，名字里总有关于心理的字眼。老周笑了，一脸孩子似的调皮，说，没退休之前我是心理学教授。
老周的身体总是忽好忽坏，好时他能在客厅里打太极拳，差时我竟要帮他打120，我甚至还冒称医院给老周的儿女打过电话。
老周给我找了份活。我每天在城市的下班和上班之间、在无人喜欢的黑暗里干活。老周说我搞卫生是把好手，说我最适合在夜里给人家搞卫生。于是我的工作就是在幽静寂寥的夜里，游荡在一些高楼的玻璃墙外，当蜘蛛人。
每次发工资了，我都先抽出三百块钱。老周问，你这是干吗？我说，每个月省下三百块钱，还你。
。。
补丁
醒来之后，郝小好一直在犹豫该不该为自己的举动后悔。其实当时冲着车棚喊两声，把贼吓跑也就完了。可偏偏不是这样，郝小好记得自己嚎了一嗓子，嗷地就扑上去了。结果可好，两刀、一砖头——两刀幸好捅在右腹，离心脏远点儿，但是那一砖头拍在后脑勺上，中度脑震荡。而那两个贼，不过是想偷两辆自行车。
不过犹豫也就一小阵子，郝小好就被鲜花淹没了。在他醒来后不到五分钟，鲜花、水果和问候就一起涌进了病房。似乎后面还有摄像机的镜头，郝小好已经记不清楚了。看样子，有领导来了。在庆幸、感激和妻女的眼泪中，郝小好觉得自己刚才的犹豫有些狭隘了。看看，自己付出的是一时冲动，换来的却是英雄般的待遇。而自己呢，竟然还要后悔，想重新来一遍，临危时退却——太狭隘了。于是郝小好抱着女儿时泪花闪烁，感觉有点儿复杂。
麻药的劲儿慢慢散去，疼痛让郝小好有些恍惚。屋里除了鲜花和水果扑鼻的香味，还弥漫着声音，赞扬、敬佩、庆幸、感谢，华龙苑小区能来的人似乎都来了。不过，郝小好有印象的是一位领导的讲话，那位是什么领导郝小好不清楚，以前没见过。领导高度赞扬了郝小好的行为。他说话时的姿势真是很有气派，双手自然地交叠在腹前，在口气加重时，手很优雅地就挥起来了，像新闻联播里的一些大领导似的。
领导用了很多很漂亮的词，不过郝小好已经记不住了。但是那个比喻很新颖，郝小好清晰地捕捉住了，摁在记忆里。领导说了，外来务工人员——对，他说的是外来务工人员。领导说外来务工人员是北京城市建设中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北京城是件衣服，那么外来务工人员就是补丁。没有他们，北京是要露皮露肉的，是要开天窗的。
补丁，多么形象有趣的比喻。郝小好当时就咧嘴笑了。他想起了小时候的裤子，脑子一下蹦出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
领导的结束语是几句叮咛，他让郝小好安心养伤，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
郝小好抬头环视了一下，那些鲜花让病房显得更小了。郝小好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头一次拥有这么多花，当然，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小区，他可能不会再有机会手拥鲜花。因为每天自己的双手都是用来打扫落叶，收集生活垃圾，清除狗狗的粪便的。
从二十出头来这个小区当保洁员，到现在女儿都七岁了，郝小好在华龙苑小区谈不上扎根，但家是安下了，就在小区的自行车棚的旁边，两间平房——小是小了点儿，但从来不缺温暖。当然，这是郝小好用勤奋换来的。郝小好的勤快在华龙苑早就出大名了，无论谁家有麻烦事儿，第一个想起的肯定不是物业，而是郝小好。
所以，郝小好的出院就有着回家的味道。但是媳妇儿做家政，要起早贪黑；女儿上学，要有接有送。尽管小区的大妈马上排出了值班表，甚至还嗔怪着消除了郝小好的羞怯，解决了郝小好不能自己洗澡擦身子的麻烦。但是，郝小好还是想起了领导的叮咛。
困难？要求？女儿每个学期的赞助费算困难吗？不过郝小好觉得现在想这个太卑鄙了，甚至有点儿趁火打劫。那就提个要求吧，郝小好想回老家一段时间。伤筋动骨都要一百天，自己还脑震荡呢。回老家让老爹老娘伺候着，自己也不耽误给女儿上课。
踏上回老家的路时，郝小好带着满腔的愧疚，因为领导派了辆车，要开上
几百里路送他和女儿回老家。不过，这种愧疚在接近老家时被郝小好的兴奋冲淡了。上次还是女儿满月时回的家，这次会是女儿第一次沾上家里的地——但是在户口本上，七年前她就扎根了。想想，郝小好有些想笑。
路边的麦田显然是快要收割了，西南风吹着，黄黄的麦穗有波浪滚滚的感觉。女儿兴奋地观察着一切，新鲜而好奇。
见几块田里有人已经提刀收了麦子，郝小好让女儿发挥一下想象，形容一下空空的麦茬地在麦浪里像啥？
女儿想了半天，茫然地晃了晃脑袋。她这还是头一回见到小麦地。
郝小好笑了，像补丁，像不像补丁？
女儿更茫然了，问郝小好，爸，什么叫补丁？
郝小好满面笑意，补丁就是……想了想，郝小好觉得他没有能力告诉女儿什么叫补丁。于是，他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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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
秘密是我发现的。那天我提前回了家，给女儿拿演出服。
在第一时间，我把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叫到了一起，分析情况：母亲抱着电话神采奕奕，坐在沙发里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都显示这样的电话不是第一次，而且这个电话肯定聊了很久了。
母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分析后我们姐弟四人一致这么感觉。父亲去世十年了，我们是看着母亲怎样在忧戚里度过这十年的。我们一直自豪地以为，这是父母情深的表现。所以很多人劝过我们姐弟四个，给母亲找个老伴吧，老伴老伴，老来伴儿嘛。我们姐弟四人的意见出奇地一致，母亲想做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找老伴这事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是对父亲的侮辱。也许我们还有很多别的理由，比如我们对父亲近乎完美的记忆，对母亲一直那么勤劳那么贤淑的敬佩。刚开始我还犹豫过，因为母亲一直舒展不开的眉头。但女儿的出生让我很快就坚定起来，因为两个姐姐和哥哥生孩子从来没动过找保姆的念头，母亲把几个孩子带得一个比一个健康、漂亮。我承认，我私心重一些。
就是怕母亲孤独寂寞，我们给了母亲一大堆建议，社区老人馆、秧歌队、夕阳红舞蹈班、老年大学，等等等等。母亲似乎是怕我们失望，就不太热心地选了个老年大学。为了免除母亲可能产生的落寞，我们四个排除万难，相继把家都安到了一个社区，每到周末，就是全家大团圆。我们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可母亲还是出了情况，就在她上老年大学一个月后。
说句实话，尽管那天发现秘密时我是匆忙的，但我还是为母亲脸上*般的灿烂而震动。印象中，母亲有十年没这么笑过了。可是在新的周末大团圆时，我们姐弟四人的沉默还是让母亲一下就明白了什么。虽然后来我们极力掩饰着，但母亲脸上的黯然还是晦涩得让人心疼。
那天母亲没什么胃口，一直是心不在焉地看我们吃。在六点的钟声敲响时，母亲动了动，神情不自然地朝时钟看了看。这会儿，电话响了。没谁去接，全家似乎都默契地预示到了这是一个什么电话。母亲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也没接。
他们定的这个时间还真是不错，六点钟，平时这个钟点家里是只有母亲在的。一般情况下六点钟我们还在下班的路上，孩子们在放学的路上。这会儿母亲多是焖好了饭，烧好了菜，坐在无聊的电视节目前等我们回家吃饭。
从这天起，我们姐弟四个轮流开始了跟母亲的谈心。我们不直触主题，我们没那么笨，只是抒发着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对母亲的无限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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