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勇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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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蹩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聊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两大灯吧，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瞎！那天河里飘着飞毛腿的尸首，……
　　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
　　可以看出，张春桥确实比闻一多要差一大截，提炼不够，剪辑不够。但闻一多的这首，也不能说就有多么好，只不过比胡适的《人力车夫》前进了一大步。胡适是这么写的：
　　

张春桥的少年诗作（2）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今年你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　　　　　　　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　　　　　　　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二中当老师时，就住在内务部街。每次想起胡适这首虚伪的同情之作，就笑都笑不出来。读了闻一多的《飞毛腿》呢，则虽有酸楚，但总觉少点诗意。而张春桥的《失业的人》，努力使用山东方言，尽管提炼得有几分生硬，显得有些自然主义，但真实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相信不仅当年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就是在今天的下岗失业大潮中，也依然会打动不少读者吧。
　　传记写作无法完全排除情感，但总要冷静地回到历史现场，将心比心地去体会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昨天的人事。写作者应努力消解自身对人物的义愤或者痴恋。假如历史不曾发生“打倒四人帮”事件，写作者会这样否定张春桥的一生么？即使张春桥后来做了什么坏事，也应就事论事，不能说他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坏种，不能把他做的什么事都说成坏事。把他的水平说得那么低，把他的人说得那么坏，那不但是对文化史文学史的不尊重，恐怕也是对党史革命史的不尊重，难道几十年前的共产党会让那么多的人品恶劣水平低下的人都当了政治局委员吗？那共产党的辉煌胜利和卓越成就莫非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平心而论，张春桥的形象虽然有点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大受人喜欢，但他的才学还是自有过人之处的。虽然鲁迅驳斥过他，但许多被鲁迅批评和回击过的人不都是著名学者作家吗？胡适和郭沫若就是现成的例子。张春桥这首《失业的人》，抓住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及其盲目的反抗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意义。从诗歌技巧方面看，结构和语言都比较粗浅，今天看来肯定落伍了，但仍属于合乎当时艺术潮流的“先锋探索”，表现了一种文学少年的峥嵘锐气。风花雪月的东西，张春桥肯定是会写的，但他更关注时代的“天灾人祸”，这种胸怀天下的思想意识，使得张春桥走向了革命。
　　最后提一句，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张春桥在济南刚刚中学毕业，年仅十七岁。
　　

江青灭孔，引火烧身（1）
重读2005年第5期《百年潮》，胡学常的《江青与小靳庄》一文，谈到江青给农民改名之事，引起我的一番回忆。
　　1974年6月22日，江青首次到小靳庄，社员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活到万岁也得死呀！”这倒是句实话，表现出江青直爽的一面。可是劳动过后开始批林批孔时，江青又犯了给人乱改名的毛病。把“王淑贤”改为“王树先”，这个改得还比较雅致。“于瑞芳”改为“于芳”，则显露出小资情调。“魏文忠”改为“魏文中”，虽然是那个社员按照江青的批评自己改的，但也显露出江青没事找事的疯丫头心理。把妇代会主任“周福兰”改为“周克周”，表示“克制周公”，说什么“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则简直是儿戏，而且必然引起周恩来的愤怒，足见江青在政治上的幼稚。毛泽东要么就该一辈子不许江青搞政治，要么就该让她早点搞，从延安时期就跟邓颖超大姐一块搞，就算带研究生，十年八载也带出来了。不该让她当了半辈子文学少女后再出来搞，把政治都当成文艺节目了。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当年才9岁，也没注意。最令我生气的是江青把一个农民“王孝岐”的名字改为“王灭孔”，我们全家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报道后，我妈高兴得哈哈大笑，因为我妈姓王，跟我爸吵了一辈子，这回可解气了。我爸则气得一拍桌子：“这个王八犊子！你叫王灭孔？我看你叫王八蛋！”当时因为江青鼓励妇女穿连衣裙，把文艺也搞得很热闹，很多下层群众对她颇有好感。可是我因为这件事，开始觉得江青没水平。我不像我父亲那样把气撒在“王孝岐”身上，我觉得江青的思想里有一种太重视表面文章、不能实事求是的问题。
　　改了名，就说明反封建了吗？“江青”这个名字当然很出色，但“蓝萍”也不错啊，“李云鹤”也非常不俗啊，为什么非要在名目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呢？“全聚德饭庄”改为“工农兵饭店”，里面的烤鸭就具有革命思想了吗？我可能受封建礼教毒害比较深，“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意识比较浓厚。每次跳墙去看电影被抓住后，都大义凛然地交待：“我叫孔庆东，你们爱咋的就咋的！”上大学后，很多同学都搞了个笔名，我坚持用我的俗名。很多自以为是的所谓学者说：“你叫孔庆东，一看就是‘文革’的名字，是不是崇拜毛泽东啊？”我说：“只许毛泽东叫东啊？那毛泽东又是崇拜谁呀？你就是这样做学问的啊？学问如果可以这样做，那还要大学干什么？孔仲尼就是个尼姑，释迦牟尼也是尼姑，关羽是项羽转世，刘备是刘邦投胎，你这种思维才是‘文革’谬种啊！”
　　我偶尔也玩过几回笔名，但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名字有什么不好。即使在最危险的日子里，也没有考虑过隐姓埋名。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别说一个“王灭孔”，历史上多少次劫难都没有灭掉孔门。孔子之后，八代单传。到东汉年间，定居曲阜者才繁衍到二十多户。五代后梁时，有个叫孔末的小时工，趁社会###，将曲阜孔子后裔杀害殆尽，自称圣人嫡系。但孔子43代孙、不满周岁的孔仁玉藏于外祖家，幸免于难。后唐明宗诛孔末，复正统，孔子后裔再度繁盛。孔仁玉有四子，到46代时分为5位，到53代时分为20派，到56代时分为60支，亦称60户。我孔庆东就属于这5位、20派、60支里的第一位、第一派、第一支，家谱里叫做“圣人位、圣人派、圣人户”，我的58代祖便是衍圣公。五胡乱华、蒙人灭宋、满清入关，都没有动摇孔门的地位。乾隆年间修谱时，曲阜孔子后人已过2万，咸丰年间4万，民国期间战乱频仍，一直徘徊在5万多。新中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使孔门高速繁衍，至今仅曲阜孔子后裔就超过10万，全世界孔子后人已达300多万。虽然跟王姓的7000多万远不能比，跟李姓的1亿人口更不能比，但姓王姓李的想依仗人多灭掉我们姓孔的，恐怕也是个玩笑吧。
　　

江青灭孔，引火烧身（2）
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使我有机会读到老祖宗的言论，不禁深为叹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得不对吗？“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得多好啊。连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都觉得是千古不易之论。由对孔孟之道的好感，我顺便觉得林彪也没有多么可恨。倒是从江青这么胡折腾，害得同学都给起外号，叫我“孔老二”、“孔老三”、“孔老八”的，隐隐觉得这个傻女人恐怕要遭报应。
　　其实江青有很可爱的一面，她跟工作人员打扑克，输了就不高兴，经常跟警卫员和服务员吵架，喜欢显摆自己，喜欢送人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不摆架子”，真正的跟群众打成一片。假如她老公地位没有那么高，那江青的浪漫情怀可能会更多地发挥出正面效应。但可惜这个自以为聪明智慧的纯真婆娘，这个中国20世纪的“革命娜拉”，竟敢在至圣先师文宣王头上动土，忘了她们老李家跟我们老孔家的千年交情，结果怎么样？正应了主席给她那封深情款款的信里所写：“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人活着难免要斗争，有时候还要革命，但动不动就想灭掉人家，这种念头是危险的。多数情况是灭不掉人家，自己反倒引火烧身。在今日建设和谐社会的情境下，这个教训是各路愤青特别应该记取的吧。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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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老师（1）
神圣美丽的教师节，随着半温不凉的秋风又到了。
　　学校发点钱，工会给桶油，学生送点礼，于是广大人民教师就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奴隶身份，忘了那些暴徒家长闯进教室把老师打得遍体鳞伤的场面，忘了那些大款家长拿着半斤钞票把弱智儿子楔进重点校尖子班的场面，忘了那些高官家长一个电话就让一个勤勤恳恳的班主任下岗的场面。不要侈谈什么灵魂的工程师，老师的尊严已经在这个市场加反恐的时代被打得趴下起来、起来趴下，直到你再也无力、再也无心起来，干脆就彻底趴下，甘当物欲的小伙计吧。然而，当你放弃尊严时，人家还要拿尊严来要求你，说教师怎么能吃肉、教师怎么能挣钱啊？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恰如###国家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宣布自己也赞成“反恐”时，人家布什校长又改词儿了，把反恐改为“反对###法西斯战争”，点明了不把穆罕默德大叔折腾死美国人民就不爽。《茶馆》里的王利发掌柜说：“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好在我们大城市里的这些老师吃窝窝头是不成问题的，燕窝鱼翅偶尔也能吃上一回。所以嘻笑怒骂之余，还是趁着这个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之际的秋光无限的教师节，回忆一下那个没有教师节的时代的一点往事吧。
　　我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那些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学里的老师记得最清楚，中学的也记得大部分，只有小学老师的身影，渐行渐远，快要消逝在地平线了。而其中记得最模糊的，就是我最早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只教了我第一个学期的高老师。
　　我上学时，是春季开学。几年后大概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觉得要跟国际接轨吧，就改为秋季开学了。1971年3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五七小学”，因为按照我母亲的算法，我已经八岁了。可是人家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是64年9月生的，现在还不满6岁半，年龄不够，回去吧。我从此永远记住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很多北方地区“虚两岁”的土政策。许多年后，我带着21岁的女朋友回家看看，我母亲和一些亲戚非说人家已经23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在这件事上我终生不能得到众多亲戚的理解，当我的母亲58岁时，亲戚们都为我不给她老人家操办六十大寿而摇头叹息，觉得这人一旦当了北大的老师，咋就变得禽兽不如呢？而当我的母亲六十周岁时，又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沈从文一样，无论在亲友中还是在学友中，永远都是孤独的。
　　其实我6岁的时候，加减乘除已经都会了，报纸上的新闻也凑合着能读了。所以不许我上学，对我并没有什么耽误，不过是给我增多了12个月的自由童年而已。我还在这一年的秋季跟父亲去辽宁开原出差，天天到那里的动物园看那只会笑、会抽烟的“马猴子”，每天不是吃海城馅饼就是吃辽西甜卷子，真是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天我告诉父亲，路边宣传栏里林彪的照片忽然不见了。父亲严肃地说：“别他妈瞎吵吵，中央肯定出事儿啦！”夜里我听见旅馆的走廊上有人说什么“三只鸡”，“豌豆黄”。回到哈尔滨，才知道林彪坐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冬去春来，到了1972年3月1日，没人再拦着我上学了。我领着楼上老刘家的大哥（参见拙作《老刘家》），入了哈尔滨南岗区通达公社“五七小学”一年级一班。为啥叫“五七小学”呢？因为毛主席有个著名的“五七指示”，今天的人们大多都忘了。其中关于教育有这样一段话：“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伟大的教育理念，当时的人们是理解不到位的，今天教育走进了死胡同，人们才想起毛的话。教育应该是培养全面的人、大写的人，不应该是为资本家培养千千万万有文凭没灵魂、会干活不会思想的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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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老师（2）
不过中国人办事情都是一窝蜂，各地的领导其实并不理解毛的精神，单凭对毛的个人崇拜，就在全国搞了很多“五七小学”。在此前后还有很多“五七干校”，让那些官老爷和教授们去劳动，弄得今天很多假右派咬牙切齿的。我所上的那个“五七小学”位于西大桥一带的桥南街，所以一般又叫“桥南校”。班主任姓高，是个黑眉大眼、圆脸白牙的少妇，身材略高，不胖不瘦，梳着利落的短发，有时候也扎起来，长得有点像后来的影星张金玲。她的总体形象是整洁而严厉，如果笑了，眼睛会晶晶闪亮，那一定是从内心往外迸发出的喜悦。学生们对她既敬又爱。我从此对所有姓高的老师都一律莫名其妙地颇有好感。
　　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现在很多热爱毛泽东的朋友说那个时代是没有腐败的，这我不同意。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也是有腐败的，不然毛泽东还发动“文革”干什么？“文革”失败了，所以腐败愈演愈烈了。不能说改革开放就必然带来腐败，而要思考用“文革”那种方式真的能够消除腐败吗？当然，那时候腐败的程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那时刚刚从“红小兵”恢复到少先队，所以既要戴红领巾，也要戴“红小兵”臂章。后来就只戴红领巾了。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