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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勇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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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虽在，但组织没了。工农联盟推倒了，城乡对立尖锐了。人民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前现代，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内不能抗腐败，外不能抗列强。要不是靠着儒家的孝道观念，几亿年青人主动为国家分忧的话，那几亿老工人老农民恐怕就得活活饿死。而当这几亿青年人退休后，养活他们的只有两亿子女，中华民族又多了一重危机。
骂政府专制腐败固然痛快，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骂民众愚昧落后也有道理，但更于事无补。鲁迅的主要笔墨不是批评政府和民众，毛泽东也是。他们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真正“组织起来”的关键，在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壁垒。不要以为读了几天书，就知道真理了，就不是俗人了，就可以随便教训人了，就谁都对不起你了。世界上所有强国，都是高度“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起来”，不一定要靠政府，不一定要等政策，而应该依靠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的那点良心，主动地关心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毛泽东虽然说过“你们要关心天下大事”，但由于封建帝王思想作怪，他实际上替我们包办了天下大事。他自己搞得挺累，大家还不领情。今天，正是需要，而且也有可能，让我们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走向民众了。
眼前出现了影片《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站在车头号召民众的一幕。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号召起了整个民族，用我们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赶走了东洋西洋鬼子，建设起了两弹一星铁路大桥油田水库和遍地学校操场医疗站文化馆的现代新中国。今天，我们吃完了涮羊肉和水煮鱼之后，干点啥呢？
以此纪念“一二·九”，还有刚满一周岁的，东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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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无奈小虫何（1）
2006年12月22日，在这一年中黑夜最长的晚上，在去无锡的Z1次火车中，我随手读了《人民铁道》报上的一篇短文，袁鹰的《副刊上的领袖诗》，略有几分感触。
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于1958年6月30日写完后转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因为是感慨现实生活的新作，总编想发在头版——以前主席的旧作都给发在副刊，跟一般文人骚客同样对待的。可是主席忽然说要修改，结果国庆后才定稿，10月3日发表。主席把原稿中的“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改成“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处改动，颇具匠心，由俗套改为妙语，一种庄子《逍遥游》的浩大气势喷薄而出。但另两处改动我感觉值得商榷。
一处是原稿写“坐地日行三万里”，主席在数字上不自信，怕人家说自己是“伪科学”，便去征求了科学家的意见。科学家说地球赤道周长4万公里，合8万华里。主席就改成了“坐地日行八万里”，看上去很科学了，而且显出地球转得更快，跟下句“巡天遥看一千河”配起来，仿佛评书里夸赞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似的，很有气魄。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并不住在赤道上啊，全世界人民大多数都不住在赤道附近的热带，而是住在回归线两侧的温带。主席自己住在北纬40度的北京，中学生朋友给算一下，他老人家每天跟着地球免费转一圈，恐怕是“三万里”更接近实际吧。所以这处改动既没有更“科学”，也没有增添诗意，反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地理和物理知识方面，削弱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定毛泽东不尊重科学，其实毛泽东一生最注重探索科学规律，大事小情都努力弄出个合情合理的道道，结果有时候反而因为太尊重科学而犯了拘泥的错误。比如科学家说要消灭四害保护庄稼，主席就说好吧，咱们发动群众，轰麻雀、捉老鼠，弄得鸟不聊生。过俩月科学家又说麻雀打不得，因为麻雀吃害虫，是保护庄稼的。主席便说好吧，咱不打麻雀了，光打帝修反。钱学森等大科学家指挥搞两弹一星，主席全力支持。可钱学森也发表科学小论文，把阳光照在叶子上的能量都统计进去，证明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心里虽不相信，但实际也纵容了好一阵子。
主席被科学家折腾了很多回，终于摸索出了对待这些科学家的“科学规律”，就是对于科学家的话，既要尊重，也要反思。既不要搞“伪科学”，也不要随便给别人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注意不要搞“唯科学”。实事求是，历史地、辨证地、联系地、全面地、不断质疑地看问题，可能才是最“科学”的。比如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说中国不可能有大油田，已成定论，李四光都不敢说太冒险的话。但主席心想：我们炎黄子孙造了什么孽啦？这么大个地球，那石油就埋在别人脚底下，这么大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就偏偏没有？难道那石油是耶和华和穆罕默德家的私产？
主席不懂什么地质构造啊、什么陆相沉积啊、什么第四纪冰川啊，但是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去求什么人。他就麻烦李四光他们再找找、再找找，就如同秋菊麻烦律师“给个说法”一样。结果一找，找出个大庆；再找，找出个胜利，于是，就找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力能源，等于找出了中国在世界上能够挺直腰板说话的两枚腰子。
毛泽东的医生让他减肥，理由是书上都说人应该瘦一点好。主席说：你那个书上，说瘦一点好，十年以后，就会有一本书上，说胖一点好。这话听起来真像“伪科学”呀，可是那个医生等了十年，真的看到了有本书上说胖一点好，望着毛泽东的遗像，他不由得痴了。这究竟是科学的胜利还是科学的失败呢？
毛泽东《送瘟神》改动最大的一处，是改了整个的一句。原稿第一首最后写的是“牛郎欲问人间事，那个瘟公尚在么？”现在改成“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现在这样，当然也很好，高雅庄重，悲天悯人。但我觉得主席还是担心文学大师们说他“土”。“八万里”是向自然科学家致敬，“逐逝波”则是向人文科学家低头。劳动人民要是都像他老人家这样瞻前顾后地害怕“不科学”，连中西医结合都不敢试验，那就甭想消灭那些天花梅毒传染病啦。
华佗无奈小虫何（2）
其实原稿那句，分明更自然天成，下笔如神，把本来就出身劳动人民的牛郎给写活了，而且调侃风趣中流露出对瘟神的蔑视。鲁迅胡适一代五四思想家都指出中国人民的苦难之一是疾病横行，蒋介石最无奈的事情之一也是列强总叫中国人“东亚病夫”，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对待。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但抗美拒苏，移山倒海，而且一举消灭了大量传染病，把医疗卫生工作普及到几乎每一个穷乡僻壤，使国人寿命从30多增加到60多。这才是一篇消灭血吸虫的通讯报道激动得他“夜不能寐，遥望南天”的原因。所以原来的“那个瘟公尚在么？”才是毛泽东真正的自我脱口而出的精彩表现。
可惜我这番闲言碎语颇有废话的嫌疑，因为如今的牛郎据说已经等不得每年一次的鹊桥相会，组织了“二十八宿一夜情”俱乐部，与河外星系接轨了。牛总玩腻了的时候，偶尔一低头，发现如今老家已经是“瘟公随心翻作浪，河水枯干只剩桥”了。瘟公给我们带来了GDP的高速增长，带来了数不清的新药猛药蒙汗药，带来了做不完的屁超假超天下文章一大抄，带来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和成千上万的职称学位，所有著名演员都在做瘟神广告，所有医院里都供着瘟君的牌位。看来主席摸索出的科学规律还真管用，世界每过十来年就要倒转横转自由转一回，让你摸着石头也过不了河，捐了门槛也拜不上佛，风马牛整到一块也整不出骡，在外累死累活奔忙一天回家也看不见老婆。如今那首《送瘟神》，也应该倒过来念啦，最后一句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张国焘的悲凉结局（1）
近日天寒地雾，电脑也跟着扮酷，不是来信乱码，就是刚一开机，马上谢幕。
过两天要去香港吃点水煎包，今天没啥写的就说说也曾住过香港的张国焘吧。2006年37期《北大信息周刊》转载《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客死他乡》，引起我对张国焘传奇命运的思考。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共产党一度的三号人物，红四方面军老大，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大好优势之下，连走了几步错棋，断送了自己和四方面军的锦绣前程。这跟他单纯的学生出身和愤青心态，是有一定关系的。
张国焘跟衣衫褴褛人困马乏的中央红军会师后，一不该仗势争地位，二不该打毛主席的坏主意，三不该瞎逞能另立中央，四不该逃出边区投奔国民党。哪怕回家种地或者去当民办教师，也不该背叛。张国焘当了几年国民党特务（不过没有出卖同志），虎落平阳不说，国民党很快就大势已去。结果1948年底，他只好逃到台湾。到了那儿，没人答理他这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连房子也被豪强征收。国民党对待投奔者的态度，跟共产党真是天壤之别。张国焘看透了这一点，1949年迁居香港，趁朝鲜战争之机炒卖黄金，结果赔得吐血，家产荡尽。旋即夫人又摔成骨折，真是祸不单行。
生活窘迫中，张国焘想起了共产党的温暖怀抱，1953年托人致信毛刘周，想回来给党干点零活，正局副部的都不在乎。刘少奇答复他，必须先写个检讨。张国焘不大乐意，刘少奇的地位本来远不如张国焘的。这时美国中情局“拜访”张国焘20多次，买走一些他掌握的中共情报，张国焘顺便赚点小钱。
1956年，张国焘看国内建设越来越好——那时香港比上海穷，比广州也没有多大优势——就又表达回来的要求，中央答复还是要他先认个错。毛泽东的共产党无论对敌人还是对叛徒，首先不抓不杀，而是要求认错，“过则勿惮改”，真正的儒家风范。张国焘还是不乐意，真是不懂事理。中共中央没有面子和台阶，怎能随便说他想回来就让回来？梁山泊好汉也不能这么没规矩啊。如果什么条件也没有，就让张国焘回来工作，那怎么向广大党员和老百姓交待呢？
张国焘磨蹭到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的热潮鼓舞，又表示要为政府做事，希望给点生活补助。这回毛泽东没有让他再检讨，只要求他断绝跟美国特务的联系，就可以给他生活补助。天下还有比这更大度的胸怀吗？但张国焘舍不得美国人的“采访费”，又错失良机，真是连经济账也不会算。从张国焘如此颠三倒四的做法就可看出，他根本不是个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的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一再吃回头之食！他的性格是不配做革命领袖的。
张国焘同志首鼠两端到1961年，开始给美国人写《我的回忆》，呕心沥血四载，写了100万字。美国人特抠门，每月就给他2000港币。如此有辱人格的条件都答应，亏他曾经三过草地，共产党人的气节荡然无存。用自己的生命写完了书，钱也花完了。后来还是金庸的《明报》月刊买下他的中文版权，张国焘才得了一笔大钱。金庸跟中共的来往，其实是从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了。
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但三个儿子都养不起他，只好住进养老院。资本主义并不怜悯革命的叛徒，没有人给他退休金，只有福利养老金，相当于中国的“低保”。1976年周毛相继去世，张国焘则仿佛心灵感应，突然中风，右身瘫痪。1979年12月2日夜，大雪奇寒。张国焘叫人无应，被子都翻到了地上。在痛苦中折腾到3日凌晨，三魂缈缈归地府，七魄悠悠到神州。
临终时刻，张国焘可曾想起五四狂飚、南湖风暴？可曾想起鄂豫皖大肃反和红四方面军的八万健儿？可曾想起毛泽东笑他“吃不得辣椒，干不得革命”，可曾想起另立中央，三过草地，大军半损，西路军全军覆没，毛泽东仍然让他当边区主席，结果他只身出逃……一直逃了整个后半生，最后逃到大洋彼岸，度过孤寂的残生。
张国焘的悲凉结局（2）
我收藏有一套张国焘《我的回忆》，虽然是为美国人写的稻粱之作，但仍有一点革命情怀流淌其间。倘若有高手写一部《张国焘传奇》或者拍成影视，一定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恰如老夫诗中所云：“风吹万树暮云低，人海孤行影自迷。”
张春桥的少年诗作（1）
近日洗手间加放了叶永烈的《张春桥传》，每天读上若干页，前几天读完了。叶永烈下了很大功夫，查找了很多资料，采访了很多知情者，有一股北大人做学问的傻劲儿，令人钦佩。不过叶永烈写的传记，多数感情色彩太重，立场受时代局限太深，经常用他所反对的“文革”思维来思维“文革”，所以把“四人帮”都当成天经地义的坏蛋来写，跟我们小时候写蒋介石和孔老二差不多，这就阻碍了客观地去体会人物的真正精神世界，这又颇令人惋惜。倒是书中提供的一些资料很有价值。
1934年7月6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新诗，题为《失业的人》，全诗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呵，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的好，
你爹死后你怎这：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叶永烈想当然地认为这不是诗，对张春桥进行了讽刺挖苦。北大化学系出身的叶永烈虽然知识渊博，文笔生动，但毕竟缺乏系统的文学史素养，他或许以为必须像郭沫若的高歌或者徐志摩的长吟才是好诗。其实，张春桥的这首诗恰好是20世纪30年代的“先锋艺术”，当时的新诗正要摆脱郭沫若的单纯抒情和早期新月派象征派的纤弱柔靡，在诗体和语言上正进行着一轮崭新的探索。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等都在尝试着“对话体”和“方言土语入诗”，关于新诗向何处去的讨论也相当热烈。许多著名诗人都在经受着自我的拷问和他人的批评，张春桥也是在这个时候对戴望舒、臧克家和郭沫若发出少年气盛的一点责备之声的。这在当时的文坛，是极其正常和普通的现象，并不像今日文坛这样有成批的青少年写手用恶毒的骂人和频繁的“暴隐”来成名。张春桥只是说了郭沫若“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希望臧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严肃而客气，并未攻击谩骂，对戴望舒则根本没有直接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同意张春桥的见解，怎么能够因此就宣判张春桥为“眼高手低”和“文坛恶少”呢？
张春桥的这首《失业的人》，从技术上说确实不够优秀，我们跟闻一多著名的写人力车夫的《飞毛腿》比一比，看看如何？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蹩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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