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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盛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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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连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们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资格成了问题。一方面，从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镇到农村，中国之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讲授者，传播者；另一方面，许许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无情地打入另册，从大都市发配甚或押遣原籍——亦即他们少年时期曾接受过良好文化启蒙的小城和古镇。更不幸者，被时代如扫垃圾一般扫回到了他们所出生的农村。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魂牵梦绕的故乡，成了他们的人生厄运开始的地方。而农村、古镇、小城、大都市之间，禁律条条，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一条由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们的自然流动所形成的文化的循环往复的链条，便如此这般地被钳断了。受到文化伤害最深重的是小城和古镇。从前给它们带来文化荣耀感的成因，一经彻底破坏，在人心里似乎就全没了意义和价值……
碎玉虽难复原，断链却是可以重新接上的。
今天，我以我的眼看到，某些以文化气息著称的小城和古镇，正在努力做着织结文化经纬的事情。总有一天，某些当代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厌倦了大都市的浮躁和喧嚣，也许还会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退居故里。并且，在故里，尽力以他们的存在，氲氤一道道文化的风景。
是啊，那时，中国的一些小城和古镇，大概又会成为中国之文化的摇篮吧？
读学子习作有感
关于某同学大本论文的看法
一、此论文之基本内容由三个“关键词”体现，而其中最关键的“关键词”是“南方精神”。进言之，倘此论文不能就“南方精神”对苏童小说进行理性逻辑较为符合论文一般要求的解析和回答，则此论文没有成为论文的理性基础。
二、究竟什么是苏童小说中的“南方精神”的真本至关重要。苏童自己怎样认为的？其他评论者怎样认为的？论文作者自己又怎样认为的？三种“认为”之间有什么相同之点？有什么不同之点？有什么对立之点？此论文也必须给出归纳。
三、此论文亦要求，立论者首先必须对“精神”一词给出使别人较为明白的诠释和回答。比如——什么是语文知识层面的“精神”一词的含意？什么是文学知识层面的“精神”一词的含意？什么是人文知识层面以及哲学知识层面的“精神”一词的含意？立论者自己又是从哪一个知识层面来解析苏童小说中的“南方精神”的？没有以上前提，则此论文不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四、“南方精神”四字，出自于苏童自己对自己小说的某种说法之中。美国某大学的学生写信向苏童请教“南方精神”的确意，证明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南方精神”；苏童在复信中坦言自己也是困惑的，想要捕捉而难以捕捉到，证明他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是“南方精神”；那么，此论文的立论者明白了什么是“南方精神”吗？
五、本指导老师认为——“精神”一词，乃是一个特别人性化有时特别人格化的词。即——无人之地，无精神可言，无语文、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宗教等等一切知识层面的含意可言；比如，没有任何人能够令别人明白地回答什么是“宇宙精神”、“太空精神”、“太平洋底精神”、“地心精神”，等等。而所谓“松树的精神”、“竹的精神”、“梅的精神”、“莲的精神”、“坚石的精神”或“滴水穿石之精神”、“蚂蚁啃骨头之精神”，等等，皆因拟人化了，才与人类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关系。一个结论显而易见地乃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撇开了民族的民族精神；没有什么撇开了国家的国家精神；没有什么撇开了古代人的古代精神；没有什么撇开了现代人的现代精神；没有什么撇开了北方人的北方精神；没有什么撇开了南方人的所谓“南方精神”。正如所谓“美国精神”、“武士道精神”、“殉道精神”、“五四精神”，等等，都是只能体现于人的。
六、苏童小说中写到了一些南方的场景；生存于那一场景中的人；发生于那一些人之中的事；那些事包含着种种人性的颓废、堕落、血腥、扭曲、丑态、欲望、压抑而强烈的性要求……几乎可以说是集种种人性背面现象之大成，只不过是用优美的而非粗鄙的文字写来。
于是一个问题是——在文学的一般常识之中，是否林林总总的人性背面的现象，哪怕按照现在我们极现代了的人性常识去判断也仍是俗恶的，一经由优美的而非粗鄙的文字写来，便必然产生了文学美学的评论意义？如果这一个逻辑是成立的，那么《金瓶梅》中所有关于西门庆与诸女子之间的性事，一经“有诗为证”，是否也具有了“性美学”的大学论文的评论意义？
七、苏童当然是中国当代一位重要的作家，也是一位具有特殊虚构能力的作家。他的小说当然可以而且当然应该在大学中文的论文评论中居有一席之地。但是一名中文学子如果仅仅着迷于苏童小说的文字；仅仅着迷于那些特别文学的文字所描写的特别阴暗的人性表现和人欲展览，并以为具有特别的美——则我以为是大大地浪费了读苏童小说的精力和时间了。对于一般读者，可也；对于大学中文学子的论文——我除了指出以上几点供参考，不复再能说别的。
我曾收到一篇外省很一般的一所大学的中文学子寄给我的论文——也是关于苏童小说的，题目我忘了，大约是《关于马伍与骆驼祥子之命运的同途殊路》——马伍者，从农村到城市的一个文学人物；骆驼祥子亦然。在对二者所进行的文学比较之中，立论者看到了相似之人类相似之路然皆无正果，各自人生追求终于皆归破灭的悲剧，而那悲剧往往具有一个类似的群体的时代宿命之缩影的意味。
这么写大学中文的论文，起码使我看出了一种思考。
八、介绍一点儿关于苏童小说的背景资料。
九、建议修改——将“南方精神”改为“南方意象”，并自己重新找出苏童小说中那些“南方意象”今天值得评论一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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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某同学硕士论文的看法
学识浅陋，幸尚认真；读之也细，思之亦久；坦陈我见，谨供参考：
一、论者的态度是极其郑重的。所论之题，虽涉“性”字，然其议严肃，析理亦求严谨，评述亦力避片面，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总而言之，非拼凑敷衍之文，非率性随意之论。
二、文中不乏佳句，仅举一例，如第十六页倒数第三行——“他们并不是如宋代表们一样将恋爱当时尚，而是仅仅将性欲的满足过程当作‘恋爱’，因此‘性欲’是真的满足了，‘爱情’可一点儿不明白。”
三、所论着眼于“性”，未局限于“性”，以比较之法，兼议鲁迅，延及“启蒙”、“庸众”、民族“劣根性”等；于是内容较为丰厚饱满，不特薄窄。
四、摘引规范，详注出处。然仍有一二处遗标引号，如第二十六页鲁迅《呐喊·自序》一段。
心存质疑之点如下：
一、以比较之法，先论劳伦斯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该小说体现劳伦斯之社会“情感”立场，其对贵族之虚伪厌之深矣，于是咒之以性能力的丧失。一个古今中外之文化尤其文学的普遍现象乃是——凡对某人（尤其男人）或某阶层（常以男人为代表）厌鄙太深，每极言他或他们性方面的无能及堕落，扭曲。在中国的野史中，从前，一旦江山面临土崩瓦解，其君王必已在性事方面无能；或虽曾雄风大展，但因过度淫乱，下场终于还是性无能了。自宋至明清，坊间所印，比比皆然。但著文之人，是并不会仅仅满足于批判和诅咒的，还要为自己寻找到或曰创作出背后所依的“抗体”来。劳伦斯籍以与贵族之虚伪抗衡的是那一个尽管没有文化却体魄强健对爱坦率的劈材人；鲁迅引为社会楷模的是敢于直面人生的“真的猛士”。他一生未能塑造出这样的一个“猛土”给我们看，故仅能用杂文来直呼“真的猛士”的出现；沈从文面对“新新青年”和老“青年”倍感失望，失望到连对他们在“性”和“爱”方面的表现也令人沮丧，于是描写出自己理想中的“湘西”的别样的、他认为活得自然、洒脱、最合乎人性的男女以及他们的“性爱”品质。到后来，他已变得不屑于批判和诅咒，而沉湎于他的“理想”之境了。
鲁迅终生未寻找到“理想”之境及其人们，故终生孤独。
沈从文则怕极了那孤独，恐蹈鲁迅覆辙，干脆掉过头去，背对令自己厌恶并沮丧的大都市的现实，为自己营造一处人文情怀得以安放的“理想”之境，让自己的灵魂和精神与那里的人们共鸣。而在中国，在当时，那“理想”之境或曰眷顾主地，除了是他来自于的家乡湘西，不可能是别的任何地方。而那里的人们，在他看来，当然不论男女都是性能力活泼充沛的，他爱屋及乌，美化了当年现实中的湘西及其人们。这是无疑的，也是较普遍的文学现象。在沈氏，自然体现他力图弘扬“人性解放”的主观性，客观上也不无那样的作用。
但是否便可顺理成章地认为同时也“又内蕴着‘民族解放’的主题”呢？
“人性解放”自然只能是民族之“人性解放”；由而“人性解放”等于“民族解放”——这是论者的逻辑；文字上具有的逻辑性。
这也等于如此这般地看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想要通过他的小说振兴大英帝国的贵族们的性能力，从而复兴大英帝国之贵族精神，又从而振兴整个英伦半岛之民族的生力。
本人认为——如此评说，未免牵强。
理由如下：
“民族解放”四字，当有两重指意——其一，一个民族从自身的文化茧衣之中主动解放出来；其二，在遭到外族侵略时，从被占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固而“民族解放”在当时便是“救亡”的另一种说法。
同样四字，既有两重指意，论者所论，是其一，还是其二？还是都涵盖着了？——应当解释清楚。
客观情况应是这样的：中国也大，地域也广。东北虽被占领，但当时包括文人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真以为大忧大患者并不多。胡适并不，鲁迅并不，沈氏也并不。他们的眼，当时主要还是以内忧为忧，皆还没有以外患为患。真以外患为患，乃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沈的大部分小说，写在此前。
故沈氏主观上有着籍匡正民族正常性爱心理和能力以达到“民族解放”的大文学追求文学使命；“民族解放”在他那儿恰当来说是民族的人文潜质的正常性的恢复。
一个民族的人文潜质怎样，包含它的性爱观念怎样。
但人文潜质怎样并不主要由性观念怎样来判断，还有其他多方面判断标准。当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极其萎靡，当时的中国便是那样——亟待复兴的果而是性的能力吗？
是否本末倒置？
是否夸大其词？
倘以性论，阿Q是很有性幻想的——对吴妈，对小尼姑便是，是否反证其实阿Q作为一个中国人尚还可救？
又，据我所知，沈氏的文学观是唯美的——他不过是以唯美之笔墨描绘湘西风情种种，其中当然也描绘到人情，即——人的情爱及性爱形态。
但他的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肩负着与民族兴衰关系密切的什么大的“使命”和“责任”的。
恐怕寻找不出任何一句沈氏自己的话来能够显然地证明这一点。
作者自己并未高标自榜以白世人，论者其论是否一厢情愿？
而又据我所阅，沈氏在一篇论及他文艺观的文章中说过——他同样是很厌烦将文学囿在什么“使命”和“责任”中的。他基本上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一派，认为作家当有权任意选择与“使命”和“责任”不相干的写作道路（手边没有资料，只能言其大意）——而他的湘西系列，是此前提之下的作品。
故连美国人写的《沈从文传》中，也指出了他后来回避社会现实的一面。
而我认为——本论文的论者，恰恰将此一面，一厢情愿地拔高到了不相适的程度。
我的建议：
论文贵在思想纯朴，不刻意贬之，亦不热衷拔高。两者都当忌。尤忌追求论题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又：
什么是主体性？
什么是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男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女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男人眼里的女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女人眼里的男人的主体性？
什么是文明的人的主体性？
什么县愚昧之人的主体性？
阿Q作为一个人，抑或一点儿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我们处在一个垃圾概念太多的文化时代，切莫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自己都说不清道不白的概念，即使别人当成口头禅说着了，也不必鹦鹉学舌的——请捡那自己清楚的词来用。自己清楚，别人大抵也就都明白你说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某同学作的点评
9月的13日至17日，我在外省市。
行前，郭鹏和付秀莹两名研究生同学，将他们在假期里的习写作品交给我。一般而言，我并不太轻易用“作品”二字来评说同学们的文稿。这一次，算是郑重的例外吧。
想到还有几名同学，曾将他们的习写文稿在上学期交给过我，便一并携带了，共二十余篇。
在外省市的宾馆里，我一一细读了，心有所感，有所悦，记录之。附在他们的作品前，共同刊发于《斯人》，算是对学子大家的一种义务吧。
这么一来，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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