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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世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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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咖啡厅总数将超过美国。中国对国际品牌也很开放，无论是品牌产品还是品牌人物。宏伟壮观的高楼大厦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新中国的标志，这其中大都有外国建筑师的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场合，为此北京曾经选择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执导。中国给一位外国人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日本或印度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持有者。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万亿美元，比位居第二的国家（日本）多50％，是欧盟所有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的3倍。拥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未必是明智之举，但它确实表明：无论遇到任何动荡或危机，中国都将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总而言之，这一切使中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最大的产品制造国、第二大消费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但中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从军事、政治或经济等任何角度衡量，中国在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超过美国，更不用说在所有领域都获得支配地位了。可是，中国正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这将为国际体系注入全新的要素。
中国的发展体系（1）
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纪录表示怀疑。一些记者和学者声称，中国的统计数据有掺假的成分，*现象屡禁不止，银行业岌岌可危，区域矛盾日益尖锐，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潜藏着危机，总之，中国已经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了。必须要指出的是，持这些观点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经反复讲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核心预测—政权危机—并没有发生。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它有一样东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把馅饼越做越大，这就使其他一切问题—无论多么严峻—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对中国的批评者中，学者裴敏欣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就连他也坦率地承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是最成功的，这远远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并不讳言它接受了市场经济。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官员，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市场会使人们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历史上看，这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当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员问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则非常复杂，大谈特谈农村福利、贫困补助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但所有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场的力量，扭曲市场驱动的工业化这一历史性—同时往往也是痛苦的—进程。
然而，中国的做法与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理念并不相同。后者要求在各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有时又被称做“华盛顿共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做法不同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领导人曾经认真地研究过休克疗法，并且经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引用。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①的精辟论断不谋而合。塔尔博特在克林顿政府中供职期间，曾经对休克疗法做过这样的评价：“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疗法。”中国没有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将它称为一种“扩大分母战略”（Grow…the…Denominator Strategy）。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中国没有急于关闭经营不善的企业、勾销不良贷款或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种“绕开亏损领域发展经济”的政策，以便使这些不良领域在整个经济（分母）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这样一来，中国赢得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直到现在，中国才开始整顿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比大多数专家强烈主张的时间整整晚了10年，而且采取行动的步调还远远慢于专家们的建议。但是，目前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经非常高。在此经济背景下，进行此类改革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已经没有人指望中央计划再发挥作用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计划确实已经不起作用了，就连在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全国的了解和控制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它自己的期望和外界的想象。举一个数字就能充分说明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掌握的税收收入只有大约5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弱政府，但它掌握的税收收入却占全国的70％。换言之，“分权化”已经是中国经济生活的标志性特征，政治生活也日益朝着这个方面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弱化却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鼓励发展真正的自由市场，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本国的经济，并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步伐。中国的许多成功（如创业精神的兴起）和失败（如医疗保障的式微）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缺乏协调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分权化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美国会再次遭遇的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的发展体系（2）
中国政府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往往有助于政府贯彻执行既定的战略。有些国家的政府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且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优势羡慕不已。印度官员总是说，他们的中国同行不用担心民众的反对。印度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得不做了许多政治上广受欢迎的蠢事，而这些愚蠢的做*削弱我们的长期经济潜力。但是，政治人物在短期内需要的是选票。中国（政府）则可以做长远打算。虽然中国政府做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对的，但它确实做出了许多英明和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正在推动的高等教育改革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政府认识到为了提升经济价值链的水平，国家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为此政府将奖学金和其他补助支出由2006年的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7亿美元。官员们还计划大量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总额，由2006年仅占GDP的提高到2010年的4％，并且将其中的一大部分投向少数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精英院校。像这样重点发展某一行业的做法，对于*国家印度来说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为了笼络选民，将大量资源用于发放短期补贴。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精英教育院校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限制按成绩录取人数的比例，录取学生的一半是以分配名额或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的。
一个集权制政府能使经济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这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大多数专制政府很快就会陷入四面楚歌、*成风和昏庸无能的困境，在经济混乱和停滞中艰难度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斑斑劣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在当今中国，政府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非常务实和能干。一位高级投资银行家曾说道：“我与世界各国政府都打过交道，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这种观点广泛地代表了在中国做过生意的企业家们的心声。比尔·盖茨2007年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对于人们一直以来交口称赞的事物，人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据我个人观察，中国领导人正在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
然而，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各个层面的机遇层出不穷，但由于政府奉行的是渐进式改革路线，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然相当可观。甚至就在今天，国有企业仍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5家最大企业中，有34家全部或部分归政府所有。政府控制有时会与开放、诚信和效率发生冲突。如中国的银行大部分仍然是政府性实体，每年都要斥资数百亿美元挽救濒临破产的企业，或者因为非经济原因向地方、组织或个人发放贷款。*现象也屡禁不止，而且*案件的高官涉案率急剧攀升。地区差距也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高得惊人，导致社会矛盾异常紧张。一个广为引用的统计数字能充分说明这一重要趋势：2004年，中国共发生了万次各类抗议活动，而这一数字在10年前仅为1万次。
然而，这两个方面并非是完全割裂的。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问题正是由它所取得的成功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把西方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在30年里就完成了。在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农田走向工厂，从西部来到东部。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迁往异地，而且还告别了往日的家庭、阶层和历史。中国政府能够跟上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裴敏欣指出：中国目前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为每万辆交通工具26人，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只有20人和8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指出如下事实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正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和印尼的增速却分别只有17％和6％。如果事态按照印度的愿望发展，当它的（汽车）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时，我敢保证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会突飞猛进，这与它的政府是否*没有关系。
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影响。这里不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是只讨论中国本身的问题。在中国的主要河流体系中，有26％的水资源遭到了严重污染，并且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生态功能”。仅长江沿岸就有9 000家化工厂。如果以空气污染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北京可以算作“世界的首都”了。按照欧盟的标准，在中国的亿城市居民中，只有1％的人吸入的空气是安全的。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数字和评价都来自中国政府。因为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层官员经常谈论“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蓝图中，环境问题占据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一家西方咨询公司研究了中国有关空气污染的新法规，从而测算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对于能从空气中分离颗粒物的产品的需求量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仅此就可以创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市场。目前中国正在努力破解一个艰难的困境：减少贫困需要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更加严重的污染和环境退化。
中国如饥似渴地追求成功，这也许正是它持续崛起的关键动力所在。在饱受几百年的贫穷之后，在20世纪经历了帝国解体、内战浩劫、革命洗礼和发展挫折后，*在中国发起了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继续朝前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30年来取得的相对稳定和繁荣。
韬光养晦
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使国际事务更加复杂化。因为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规模决定了它的影响力会远远地跃出其边界之外。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实力的国家，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诞生的。现有的大国名单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它们的地位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大国就像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在国际舞台上的进进出出都惊天动地。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或者同期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就在巴尔干酿成了此起彼伏的危机，也使现代中东陷入了绵绵不绝的纷争。
从近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来看，上述规律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当代日本和德国已经分别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依然无所作为。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已经梦想成真，但对国际社会造成的震荡却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发展就是中国的大战略。中国把修好对美关系视为发展的关键环节，部分原因在于它希望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先进的技术。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国正在埋头苦干，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韬光养晦”。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干涉”（noninterference）和“不对抗”（nonconfrontation）政策仍在延续。除了涉台事务不容染指外，中国尽力避免与其他国家政府发生对抗。迄今为止，中国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上。2007年，*中央总书记*在*十七大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详尽地阐述了经济、金融、工业、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但对外交政策却所涉甚少。
谈到所谓的“中国崛起”时，中国的许多退休外交官忧心忡忡。“这种说法让我感到震惊，”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前法国大使吴建民表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不希望人们谈论我们的国家时……夸大其词。”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也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请记住：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25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围绕如何表述其外交政策方针进行了一场有趣的争论，上述担忧在这场争论中得到了应有的体现。2002年，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创造了“和平崛起”一词，用以表达中国安安静静地顺着全球阶梯向上攀登的愿望。郑必坚的说法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然而，这一提法后来却失宠了。
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这一提法的问题出在“和平”一词上，它有可能限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国内并没有多大分歧。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自己的内政，并认为有采取武力手段的权力，尽管动武是最后的选择。正如郑必坚对我说的：“林肯为了捍卫联邦而打了一场战争，但你们仍然可以说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担忧的是这一提法的第二个词：“崛起”。把“崛起”一词译成英文，更准确的译法应当是“thrust”、“surge”。中国高级外交官不愿到世界各地推销“中国崛起”的论调，他们尤其担心美国的批评者会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开始采用“和平发展”的提法。“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回事，”郑必坚说，“只是措辞不同而已。”事实的确如此，但提法的转换表明：中国十分注意在前进时不要张扬。
中国政府还在采取措施，让中国人民也能很好地领会这一战略。2006年和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12集的专题片，名字就叫《大国崛起》，显然是要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鉴于这一话题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播出的内容肯定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以确保把政府的立场传递给人民。这部专题片按照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方式制作，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和高超的智慧，内容涵盖了9个大国的崛起，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讲到前苏联和美国。专题片包含了大量的人物访谈，采访对象都是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国别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是准确的，各国所占的篇幅也大体保持平衡。例如，日本的崛起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专题片对此的处理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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