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普罗旺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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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看别人在酒杯里装了些什么，然后来个依样画葫芦。
　　米奇点点头，“这样最好了，因为我们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他可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新酿成的酒上，尚有无数的好酒等着我们去品尝呢。听到这里，我庆幸自己事先喝了橄榄油，任何被称为“宝藏”的酒可是不能吐出口的。但如果在这两小时内把所有的酒都吞下肚，我就会像那些酒桶一样乖乖躺下。所以，我问可不可以把酒吐出来。
　　米奇挥动酒杯指着一条小小的排水沟，上面标着隆河大道入口，“要吐的话，请便，但是……”显然，他认为如果有人拒绝享受美酒下肚时的感觉――其中，种种味觉的绽放，妙趣横生的后味，以及喝下一种艺术品时难言的满足感――是极其悲惨的。
　　酒窖老板此时赫然出现，他是个身材瘦高的老头，身穿暗蓝色棉夹克，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仪器，一根三英尺长的玻璃管，一端有个拳头般大的塑胶球，让我想起点眼药用的管子。　他把喷嘴瞄准我的酒杯，慷慨地挤了点白酒到我的杯里，嘴里如祈祷般念念有词，“1986年的海米塔奇酒，有合欢花的香味，味道很冲，但不太酸”。
　　我也晃晃杯子，用鼻子闻闻，让酒在口中转几圈，然后一口吞了下去。棒极了，米奇说的不错，把这些美酒倒进排水沟糟蹋，的确是种罪过。稍稍放松心情后，我看看身旁有些人把没喝的酒倒到旁边桌子上一个大罐子内。稍后，罐子里装的酒会被倒入醋缸里，还可以酿出四星级的醋哦。
　　我们慢慢向前进。每一站，酒窖老板都会登上随身携带的梯子，爬到酒桶上，拔出酒桶塞，插入他那饥渴的喷嘴，然后好似背着上了膛的枪般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随着品尝活动的深入，越来越像。
　　最初几站的品尝仅限于白酒、玫瑰红酒及轻淡的红酒。我们走得越深，那儿的酒色变得越暗，味道也越浓厚，酒性也更烈。每一种酒背后，都有自己简短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故事――海米塔奇，有紫罗兰、覆盆子果和桑椹的香味，属于烈酒；隆河酒和库克陈年香槟酒（Grande　Cuvée）则是精工细酿、品质精纯。用来形容这些美酒如何迷人的形容词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肥美多汁、兽性野狂、雄壮威武、健美匀称、艳丽奢华、强劲有力……这些词从酒窖老板嘴里吐出，居然都没有重复的。我真怀疑他老兄的口才是天生的呢，还是他每晚都抱着词典睡觉。
　　我们终于走到米奇的最爱――1981年的教皇新堡酒。虽然它还需要好几年才能成为真正的极品，但现在也已经称得上好酒了――深葡萄的酒色，一丝香料和松露的味道，口感温暖平衡，更别说它那接近　15％的酒精含量。米奇的头都快栽进酒杯里了！看到有人如此热爱他的工作，真好！

品位“教皇新堡酒”（2）
　　他不情愿地放下酒杯，看看手表，“我们该走了，我得买点酒午餐时喝！”他走进酒窖前方的一间办公室里，出来时提了整整一箱酒，十二瓶。另一同行跟在他后面，手里还有一打。我们一行八人准备大吃一顿，猜猜看有几人能挺到最后？
　　我们离开酒窖，毒日头晒得大家都有点萎靡。在酒窖里，我已经暗自克制，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尽管如此，走向车子的路上，我的头还是突然发出一阵警告，“突突突”地　跳个不停。再闻到酒味前，我一定得先喝点水。
　　米奇在我背上砰地重重打了一下。“品酒最容易感到口渴了，”他说，“别担心，我们这儿有足够的酒随你喝。”我的天啊！
　　米奇挑选的餐厅开车过去大概需要半小时，是一间卡维隆外的乡间小旅馆，有米奇说的乡村风情以及号称最地道的普罗旺斯食品，非常隐密难寻，我得好好跟紧米奇的车。
　　说总是比做容易。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可以支持我的论点，但是就个人观察的结果和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经验而言，一个空着肚子的法国人，开车速度是吃饱了的法国人的两倍；而即使是饱肚的法国人，开车的速度无论从理智和速度限制上看，都已经严重超标。当然，米奇也不例外，前一分钟他还在那儿，下一分钟他已经成了微微发亮的地平线上一个尘土滚滚的模糊影子。他把鲜美的果汁放在传动机上，一会儿飞快地来个大转弯，路上的干草被生生折断，一会儿冲进午睡正酣的小村子，从羊肠小街轰隆隆地直穿过去。到达餐厅时，我所有想喝水的念头全都没了，只想来点酒。
　　农场里的餐厅凉爽而嘈杂。角落里有一台被顾客忽略的大电视机，声音含混不清地自娱自乐。大部分的客人都是男性，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外出工作的旧衬衫和背心，失去光泽的头发下露出一片倍受帽子保护的白皙额头。一只长相平凡的狗儿在角落里抖索身子，目光迷离地闻着从厨房散发出来的肉香。这时，我可以吃下一头大象！
　　有人介绍我们认识餐厅的老板安德鲁，黑皮肤，身材魁梧，正符合我们早先品尝过的某些酒，手上的花束隐隐混和着大蒜味儿、高卢牌香烟味和茴香酒味。他穿着宽松的衬衫短裤，脚上趿着一双橡皮拖鞋，嘴上有一撇引人注目的黑色小胡子，声音宏亮，足以盖过屋子里的喧哗。
　　“嘿，米奇！这是什么东西？桔子汁？可口可乐？”他打开装酒的木箱，把手伸进裤子屁股口袋里拿开瓶器。“亲爱的！拿桶冰块来！”
　　他的妻子，体格健壮面带微笑，从厨房走出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桌上――两个冰桶，几盘撒着胡椒的粉红色香肠，一盘鲜艳的萝卜和一大碗凤尾鱼橄榄酱，有时候人们把橄榄加上凤尾鱼叫成“普罗旺斯的黑黄油”。安德鲁拨酒瓶塞的动作纯熟得像个开瓶器，他把每个酒塞都挨个闻了一下，然后把酒瓶在桌子中央排成两排。米奇说，有些酒是我们在地窖中没有时间品尝的，大部分是年份不长的隆河酒，有半打是年份较早也更烈的吉恭达酒，用来就干酪喝。
　　对于法国的午餐，有些东西是我那小小的意志力永远无法抵抗的。我可以安静地坐下，决心表现得文雅些，发誓只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往往待了三小时之后，我仍然慢条斯理地品着酒，而且依然抵挡不了诱惑。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贪婪，而是因为整整一屋子热衷吃喝的人集体营造的气氛。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天，谈论的不是政治、体育或经济，而是就在盘子和酒杯里的东西。香肠被拿来相互比较，菜单也被反反复复研究了个够，记忆中的大餐被一再提起，未来的大餐被一一安排计划下来。一切红尘俗务可以以后再说，此时此刻，吃饭天下第一，空气中充溢着心满意足。真是不可抵挡！
　　我们轻松地开始午餐，犹如运动员般柔软灵活。一个顶部被切开的萝卜，里面装着一长条近乎白色的奶油，上面撒了一撮粗盐；接下来是一片撒满胡椒的香肠；用隔夜面包烤成的圆面包片，涂着闪闪发亮的凤尾鱼橄榄酱，还有冰镇的红酒和白酒。米奇从桌子边上凑过来，“不准吐掉！”
　　老板在招呼客人的同时，不时啜上一小口手中的红酒。这时，以十二分的隆重端上了我们的第一道菜――一只几乎已烧成黑色的深口锅放在桌上，一把旧厨房刀插人面团中，接着又拿来了一个装着腌黄瓜的长玻璃罐儿和一盘洋葱酱。“孩子们，祝用餐愉快。”
　　米奇分发年份较浅的红酒时，酒变了颜色，锅子沿着桌子传了一圈，大伙儿可以再来点儿。安德鲁从他的牌局中过来倒酒，“怎么样？你喜欢吗？”我说我爱死他的洋葱酱了，他劝我一定要为下一道菜留点肚子。“下一道菜，‘无头云雀’，他大声吸着指头，是亲爱的莫妮卡特别为我们做的。
　　虽然名字有点可怕，这道菜是由薄牛肉片卷着腌猪肉片，佐以切碎的大蒜和香菜，泡在橄榄油、干白酒、高汤和番茄里，用食用麻线绑得整整齐齐。整道菜一点儿都不像云雀，倒像肥胖的香肠，但某些普罗旺斯富于创意的厨子一定认为云雀听上去比牛肉卷更吸引人，于是这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
　　莫妮卡把“云雀”端上来，安德鲁说那是他今天早上才打下来的云雀。他是那种说笑话一定要加上肢体语言的人，他的手臂张开，手肘一动差点把我撞进一个装剩菜的大木桶里。
　　无头的云雀还是热呼呼的，散着大蒜味儿，米奇觉得得配更烈点儿的酒，吉恭达酒中选。桌子那头的空酒瓶数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两位数。我问米奇下午是否还打算工作，听到这话，他吃了一惊。“我正在工作，”他说，“这就是我喜欢的买酒方式，再来一杯！”
　　色拉上场，然后是一托盘的干酪，有油乎乎的新鲜羊干酪，一些温和的康塔尔（Cantel）干酪，还有一些来自奥弗涅省（Auvergne）的圣耐克塔尔（St　Nectaire）牛奶乳酪。这些东西让刚刚在桌子另一头坐下的安德鲁又想起一个笑话。有一位住在奥弗涅的小男孩，人家问他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小孩子想了一会儿说，“我最喜欢熏肉。”安德鲁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在旁边松了一口气，这次他撞不到我了。
　　几球果汁雪泥上桌了，一个亮晶晶的苹果馅饼也登场了，我已经完全吃不下了。安德鲁见我摇头，开始大声咆哮，“一定要吃！你需要体力，我们马上有一场保龄球大战！”
　　喝完咖啡，他带着我们到外头，欣赏他放养在餐厅围栏内的羊群。它们躲在房子阴影的阴凉地里，我好生羡慕。它们不需要在激光般当头直射的大太阳底下打保龄球。那真糟糕。我的眼睛被阳光刺得发痛，肠胃强烈要求静下来好好消化东西。我找了个借口，在树阴下找了片草地，躺了下来。
　　大概在六七点钟，安德鲁把我叫醒，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有羊脚掌，而且运气不错，还剩下了两三瓶吉恭达酒。我费了好大一番劲儿，才得以逃脱，开车回家。
　　老婆已经明智地在游泳池畔和阴凉地里度过了一天。她看着我幽灵般的狼狈样子，问我玩得开心吗？
　　“希望他们准备了东西给你吃。”她说。

第十四章
　　一万三千名观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我真希望他能再来奥伦奇镇，下次最好能把菜单也印在节目单上。

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1）
　　宣传广告提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轰炸，那张大胡子、头带贝雷帽的脸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海报上。从春天开始，普罗旺斯任何一位对音乐有丁点儿兴趣的居民，都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消息，《普罗旺斯日报》称为声乐皇帝的人物――帕瓦罗蒂，将于今年夏天来这里演出。到时候，将上演一场世纪盛会，因为帕瓦罗蒂选择的表演场地极为特殊，既不是卡维隆的歌剧院，也不是葛氏村的礼堂，这些地方会把他和大自然隔离开来，他的选择是露天广场，周围被他的意大利老祖先们19世纪建造奥伦奇剧院（Theatre　of　Orange）时留下的古老石头包　围着。的确，那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演唱会。
　　虽然现在空空如也，奥奇剧院依然风采迷人，规模宏大得难以想象。整个剧院呈D字型，连接两堵半圆的直墙，长335英尺，高120英尺，目前仍然完整无缺。除了近两千年的风霜在石头上刻下的斑斑绿锈，这面墙简直就像昨天刚完工一样。墙后面是一整座山坡挖掘而成的一道斜坡，顺着山势恰好形成一道道天然的石阶，大约可容纳一万名观众。
　　最开始，剧院的座位顺序是根据社会阶层来决定的。长官和地方议员坐前排，接着是牧师和商业行会成员，然后是一般民众。而坐在最高处远离贵宾的是乞丐和妓女。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项规定已经改变了。座位不再依照阶层而定，而得看你出手的速度。可以想象，入场券肯定是早早地被抢购一空，想买到票，得早做决定，快快动手。
　　我们尚在犹豫不决，克里斯多夫这位习惯军事化生活的朋友，已经在门票售罄前为我们买到了票。他打点好一切，给我们下了开拔令：六点出发，七点半在奥伦奇镇（Orange）的玉兰树下晚餐，九点前进入剧院。带上椅垫，防止屁股饱受石阶之苦。中场休息有饮料供应，凌晨一点左右返回基地。
　　当有人上上下下一手操办，你只需要奉命行事时，参加活动就成了一种解脱和愉悦，这次演唱会正是如此。我们六点准时出了门，一小时后到达奥伦奇镇，发现全镇上下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餐厅都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临时加的餐桌和椅子已经延伸到了马路上。在马路上开车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怎么才能够通过道路而不撞到服务生呢？表演开始前的两个多小时，成千上万的观众手捧野餐盒与椅垫朝剧院蜂拥而去，餐厅也为专门来听帕瓦罗蒂的听众们准备了特别菜式。奥伦奇镇摩拳擦掌地一心等待好戏开演，这个时候，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这里已经好几周没下雨了，当第一滴雨落在满是尘土的马路上时，全镇都抬起头看着老天爷的脸色――服务生、司机、卖椅垫的、当然也包括艺术大师他自己。真糟糕！他会打着雨伞演唱吗？乐队该怎么用潮湿的乐器来伴奏呢？指挥能用滴着雨水的指挥棒来指挥吗？雨继续下着，你可以感到人人都屏住了呼吸默默祈祷。
　　但到了九点，雨已停了一阵子，剧院上方无尽的夜空里出现了星星，我们随着众多音乐爱好者慢慢涌进剧场入口。剧院四周到处是贩卖“帕瓦罗蒂”的小贩――CD唱片、录音带、海报、T恤……除了“我爱帕瓦罗蒂”的保险杆贴纸之外，各式流行商品应有尽有。
　　人流走走停停，好像入口处有障碍物一样。进入剧院，我才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会不由自主地在舞台前方停几秒钟，来领略观众席巨大的全景，体会一下帕瓦罗蒂将看到的场景。
　　黑暗中有成千上万张苍白的脸孔，形成一排又一排的半圆，愈往上愈远，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从底层座位往上看，有一种倒挂的眩晕感。石阶陡峭得令人无法置信，观众仿佛悬挂在半空中，随时可能失去平衡跌落下来。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古怪，比耳语大声些，又比正常说话小声些，只听见一阵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在石墙间回旋，声响已被石墙放大，这种感觉恍如掉进了满是人的蜂窝。
　　我们慢慢爬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比表演台高出100英尺左右，正对面的墙上高高挂起一个壁龛，里面是一尊凯撒大帝的塑像，被探照灯照得雪亮，他身穿皇家长袍，挺立而站，伸展双臂迎向人群。在凯撒大帝时代，奥伦奇镇大约有八万五千人，现在锐减为不到三万人。而此刻，大多数居民似乎正在寻找可以坐下的石头。
　　一位带着条歌剧风格腰带的女士，刚刚爬上高高的石阶，气喘吁吁，她一屁股瘫倒在我旁边的垫子上，用节目单扇风。她是奥伦奇镇人，圆滚滚的脸庞，情绪高昂。她说以前到奥伦奇剧院来过好多次，但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她扫了一圈在场的人头，说肯定有一万三千人。哦，真是老天保佑，雨停了！
　　乐队出现在舞台上，开始调音，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乐声片断在观众满怀期望的哼唱中传来，尖锐而清晰。随着铜鼓长长的一声轰鸣，乐队嘎然停止。乐手及观众不约而同地朝后台看，黑色幕帘盖住了凯撒塑像下方的主入口，观众们齐刷刷地把脖子往前伸，好像经过彩排般整齐划一。指挥从黑色帘幕后面现身